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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效新书》是明代军事家、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所撰的著名兵书。该书有两种卷数的本子，一为十八卷本，一为十四卷本。十八卷本流传最广，最为人们所熟知。而十四卷本却长期湮没无闻，时至今日仍有人误以为是十八卷本的简要删节本而弃之不顾。事实上，这两种本子虽然在部分篇目和文字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并非一书。十四卷本是戚继光晚年在十八卷本的基础上，提炼、归纳、综合其原有军事理论与思想，并总结和加入新的军事实践经验而形成的另一部兵书。首先搞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该书的思想价值。
戚继光，字元敬（1528—1588），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今山东蓬莱）人，祖籍定远（今属安徽）。戚继光的一生，正值明王朝边海防危机同时爆发、国家逐步走向衰落的特殊时代。当时北方有蒙古各部频频叩关，东南沿海有倭寇大肆劫掠，所谓“南倭北虏”问题一直困扰着朝野上下。而戚继光正是为解决这两大问题尤其是前者而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和军事论述，都与那段历史密不可分，带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与印记。
戚继光出身将门，他的六世祖戚详在元末明初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后来阵亡，为表彰其功劳，朱元璋授予其子戚斌明威将军的爵位，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戚氏一族世代定居于登州。到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时，由于其才能出众，从卫指挥佥事一直擢升至都指挥使、神机营副将等职。戚继光从小在父亲的教导和家庭熏陶下，十分喜爱读书，不仅熟谙兵书战策，而且研习儒家典籍，这为他日后成为文武全才的一代“儒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景通病重，17岁的戚继光秉父命赴京办理袭职手续，两年后正式任登州卫指挥佥事，管理本卫的屯田事务。闲暇之际，戚继光仍不忘刻苦攻读，他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曾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展现出以报国保民为己任的高洁志向和非凡抱负。
此时的明王朝武备废弛，外患不断。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蒙古鞑靼部俺答汗率部进犯，直逼北京城下。已经考中武举、正在京城参加会试的戚继光奉命带领山东六府民兵，戍守京城外围。这期间他向朝廷上书，陈述御敌方略，受到有关官员的赞赏，初步显露了军事才干。嘉靖三十一年（1552），由日本海盗商人、武士、浪人等组成的倭寇在中国海盗商人和奸民的勾引下，大举侵犯劫掠东南沿海地区。次年，戚继光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海上备倭之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又被调往浙江任都司佥书，不久升任参将。此后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戚继光一直在抗倭前线，他率领自己一手招募、组建和训练的“戚家军”，先后转战浙江、福建、广东，大小近百战，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最终扫灭肃清了肆虐荼毒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为拯救黎民百姓、维护国家海疆安全，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因为战功卓著，其职务一路晋升至总兵官。
隆庆元年（1567），朝廷调戚继光赴京，次年任命他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不久改为蓟镇总兵官，负责抵御蒙古各部内犯，保卫京师。戚继光到任后，整修边墙，加筑空心敌台，组建训练车步骑营，多次击退来犯之敌。在他任职的十六年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以功进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子太保。需要指出的是，戚继光在蓟镇的一系列作为离不开朝内权臣的支持，尤其是万历初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后，更是对戚继光信任器重有加，尽力创造条件，放手让其施展军事才略。戚继光与张居正的私人关系甚为密切，有关他曲意事张、馈送礼物和美姬等传闻不时见诸史册。《明史·戚继光传》将他与当时的另一名将俞大猷相比较，批评他“操行不如”后者，原因大概即在于此。
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死后遭政治清算，戚继光受到牵连，被谪调至千里之外的广东担任总兵官，他的弟弟戚继美则被罢官。在朝廷上下一片攻击张居正的声浪中，戚继光亦难幸免，到广东后的第二年因被人弹劾，他上疏引退，得到皇帝的批准，旋即返回故乡登州。这时戚继光已疾病缠身，但因平素慷慨散财，竟至无资延医治病，最终在贫病交加中离世，得年六十岁。
关于戚继光的生平业绩，当时人即曾做出这样的评价：“继光短小精悍，智勇绝伦，驭军严而有恩，故士乐为之死，所向无前。军旅之暇，雅歌赋诗，恂恂若儒者。后镇蓟辽、东西粤，所在有平定功，而口不言伐，为近代名将第一。”（万历四十一年刊本《福州府志》卷四十四、《官政志·名宦·武功》）清人傅维鳞所撰《明书》也称：“明季语将帅，具文武资，多推南塘。”这种文武兼备的将帅不仅在明代，即便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亦属不多见。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之余遍览群书，勤于著述，除了两部《纪效新书》，还著有一部兵书《练兵实纪》，另有诗文集《止止堂集》传世。此外还有一些奏疏条议，今人编辑汇成《戚少保奏议》。这些都为我们了解、研究戚继光的军事学说和思想，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写于戚继光任职广东总兵这一时期。具体的成书时间，戚继光本人并未留下明确的文字说明，只说过是到广东后校订刊印。但从有关资料可以得知，该书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这年九月，广东布政司在发布的《重刊纪效新书檄文》中云：“万历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奉钦差总督两广军门吴（文华）宪牌：‘据镇守广东总兵官送到删定《纪效新书》，为卷十有四，始《束伍》而终《练将》。所载选编、旗鼓、技器、校演、操习、营哨、舟骑诸法，又立为《耳目》《手足》《胆气》等篇，犁然具悉。此皆该镇扬历南北，躬亲水陆，闻见独真，纤钜靡漏，信为已效之书，足称不易之法。’”这段檄文清楚地表明，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是在万历十二年由戚继光本人亲自删定的，并且章节篇目与原先的卷本有所不同。
另外从十四卷本的内容当中，也能找到该书成于万历十二年的佐证。如卷十四《练将篇》的《练将或问》中，有“余近移粤”一语，这说明戚继光在撰此书时，刚移镇广东不久。戚继光调任广东总兵的时间为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实际到任在该年底，次年十一月被劾离职。由此可证，十四卷本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是确凿无疑的。
戚继光在浙江抗倭期间，为了适应练兵和作战的需要，曾着手编写了各种训练规定及条文，大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前后汇辑整理成书稿，即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在蓟镇任职期间，他又总结北方的练兵经验，撰写了《练兵实纪》一书。虽然戚继光自己称十四卷本是“复取《纪效新书》雠校”（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的结果，但仔细稽核，不难发现十四卷本补充的不少材料还来源于《练兵实纪》。实际上，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是以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书为蓝本，雠校、删定而成的。
但是，戚继光并非只是简单地在二书的基础上增削改动篇章文字，而是进行了再加工，再创作。当他重新整理编定《纪效新书》的时候，业已历经南方抗倭和北边御虏的双重洗练，积累了更多更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思考军事问题也变得更加成熟和全面。这些深化的军事思想，都突出地反映在了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当中。此外，同前两书相比，这部书的语言风格更简要明快，文字更精练，条理更清晰。因此，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说，该书的学术和思想价值都要更胜一筹。
清人认为“明代谈兵之家，自戚继光诸书外，往往捃摭陈言，横生鄙论”（《四库全书总目·阵纪提要》），所言虽有些偏激，但大抵也比较符合事实。明代很多兵书的作者不过是“凭虚理断，攘袂坐谈”的文人书生，像戚继光这样戎马生涯四十余载，上马能持戈杀敌、下马又能提笔著书者，实属凤毛麟角。戚继光所著的兵书，是他生平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所论“皆凿凿见诸行事”（顾少轩《皇明将略》卷五），远非那些纸上谈兵者可比。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就是这样一部“纪教练行伍已试之效”（卷十四《练将篇》）的作品。全书几乎囊括涵盖了从选兵、编伍到练习胆气、号令、技艺、营阵，实战演练、守城哨探、选将练将等军事训练活动的方方面面，水陆兼具，洪纤毕备，实则相当于一本完整的操典手册，这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可谓卓尔不群，独树一帜。其中提出的一些建军治军的理论与思想，或者为前人所未有，或者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古代兵学的宝库。这些地方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格外重视练将。中国历代兵家都十分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对选将、任将和用将均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标准，如《孙子》倡导的“智、信、仁、勇、严”，《孙膑兵法》主张的“义、仁、德、信”，《六韬》所谓的“勇、智、仁、信、忠”等，但都没有与练兵结合起来考察。戚继光不仅提出了“练将”的主张，而且阐述了练兵与练将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必练将为重，而练兵次之。夫有得彀之将，而后有入彀之兵。练将譬如治本，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认为练将比练兵更为重要，前者是治军的根本，后者只是治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练出精兵，唯有先练出良将。为此，他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专辟《练将》一篇，从品德、才略、识见、技艺等诸方面详细论述了担任将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尤其强调将德的重要性，认为将帅最重要的品德在于“正心术”，其次为“立志向”，此外还有“做好人”“坚操守”“勤职业”“精兵法”“习武艺”等等。对于如何做到这些，书中条分缕析，明辨利害，进行了全面透彻的说明，提出要通过广读经史、兵法诸类典籍与加强军事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来培养训练优秀的将领。这显然超越了孙子等历代兵家有关将帅要求和标准三言两语的抽象描述，进入了一个全新更高的层次，不仅极富思想价值，而且具备很强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即使在今天，也仍值得我们借鉴和采用。
第二，系统论述了练兵的内容、步骤和方法。中国古代的兵家多注重于用兵的谋略，对如何训练士兵则很少关注。《孙子》《吴子》《司马法》等经典兵书中虽曾有涉及，但都十分零散片面，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而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远远超出了之前的历代兵书，甚至也超出了作者本人早年所著的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二书。该书依据军事训练的内在规律，着眼实战要求，将练兵科学合理地分为从选拔士兵—编组部队—配备武器，再到练习胆气、号令、技艺、营阵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对每一个步骤和环节的训练方法，及所应注意的事项，都做了详尽细致、深入浅出的讲解和阐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认识。比如在选兵问题上，主张要选乡野老实和勇敢之人，坚持“必胆为主”“必精神、力貌兼收”的选拔原则。在编伍问题上，提出“用法而不泥于法”（卷一《束伍篇》）的主导思想，主张灵活采用以往编组部队的方法，以适应抗倭需要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鸳鸯队”，作为最基本的编制单位和作战队形。在配给士兵武器问题上，主张人与武器的紧密结合，不同材力的士兵授习不同的兵器，以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和武器的威力。在对士兵的训练上，强调最重要的是练胆气，认为“练胆气乃练之本也”。练胆气又必须先从练心入手，因为“气发于外，根之于心”，“练心则气自壮”。训练士兵的“心气”，一是要从思想上教育感召士兵，“通之以情，结之以心”，使其明晓各种道理，二是要以恩威、赏罚作为辅助手段，“必佐之以不时之赏、斧钺之威，而行吾仁义于其中”（卷十一《胆气篇》），才能奏效。训练士兵的技艺，要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花法”，练习临阵杀敌管用的真本领，战时仗怎么打平时就怎么练，将领要定期实行考核，根据士兵的表现施以奖惩。训练行军布阵的方法，要能根据敌情分合自如，随机变化，不但要在教场内“场操”精熟，还必须亲履“实境”进行实战演练，这样到了战场上“方无差错”。这些见解有的非常独到精辟，对于古代建军治军思想来说，无疑是一个弥足珍贵的贡献。
第三，高度强调“节制”的作用。这是戚继光治军思想的核心，也是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精髓。书中形象比喻“节制”犹同“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举错不惑”，指出“舍节制必不能军”（卷十四《练将篇·严节制》），将之视为建军治军的前提与灵魂。全军上下要一级节制一级，节节相制，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遵守命令，听从指挥，确保思想一致，行动统一。这样的军队才是所向无敌的“节制之师”，“用之塞上则外摧强虏，用之域中则内清寇乱，万里无危，而百战无失矣”。至于如何练就部队成为一支“节制之师”，书中认为应当从加强号令训练着手，首先要让士兵人人熟读熟记有关军中各种号令的条文和规定，将领平时定期抽考背诵情况，对达不到要求者进行处罚；其次要使他们树立“视死为易，视令为尊”的思想意识，自觉养成恪遵号令的习惯。同时，还必须用严厉的刑罚措施和手段来保证号令的绝对执行。为使全军官兵切实做到令出必行，它又强调要正确行使赏罚，指出：“凡赏罚，军中要柄。如该赏者，即与将领有旧仇新怨，亦要录赏，患难亦须扶持。如犯军令，便是亲子侄，亦要依法施行。”（卷十一《胆气篇·公赏罚》）也就是说赏罚要公正，赏不避仇，罚不避亲，以此来达到令人信服的目的。这些治军思想有的虽然前人已经提出过，但是就具体细化和深化的程度而言，本书所取得的成绩显然是他们难以企及的。
第四，十分重视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的改进与应用。该书继承了前人“器械不利，以卒予敌”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精器”辅助“精兵”的思想主张。一方面要求对旧技术、旧兵器进行改进，使之符合当时的实际作战需要，并能优于敌人，“彼以何器，我必求长于彼”（卷三《手足篇·长器短用解》），从而克敌制胜；另一方面讲求兵器的使用技巧及相互之间的配合，长为短用，短为长用，长短互救，远近兼授，“大概每一兵必授以远器，御敌于百步之外；必授以近器，为角于手足所接”（卷三《手足篇·授器解》）。这其实就是对《司马法·天子之义》中“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从陆战到水战、从冷兵器到火器的各种武器装备的形制、用途、制法和习法，并绘制了图形，配以文字说明，其中不少是作者戚继光根据自身实践经验发明或改造的。此外，还阐述了城池构筑的技术、守城及侦察的方法等。这些内容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军事技术领域的革新和武器装备的应用趋势，对于推动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总之，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是一部内容丰富详赡，理论性、操作性都很强的军事著作，堪称戚继光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比戚继光所著的其他两部兵书—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问世后，曾多次刊刻。现存的版本主要有万历十六年（1588）游击将军李承勋刊本、万历二十年庄氏重刻本、万历二十一年福建布政司刊本、万历三十二年刊本，还有崇祯十七年（1644）刊本与手抄本。明代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三百五十多年间，国内未再刊行此书，仅清代在日本有过两次翻刻和补刻。因此，长期以来很多人并不知道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存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事科学院的范中义先生最早发现该书的价值，专门撰文作了介绍，从此这部湮没已久的兵书才重新进入世人的视野。1998年，时事出版社完整地出版了该书，题名为《戚继光兵法—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注释》，由多名专家学者依据相关版本对其进行了标点、校注。2001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范中义先生单独校释的十四卷本《纪效新书》。这是该书目前比较完善的两个校本。
本书对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注译、整理，采用的底本为2001年中华书局校释本，并参考了时事出版社1998年点注本。同时，为更稳妥起见，还以几种明刊本重加校核，修正了底本中某些文字和标点的疏误。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囿于篇幅限制，这里只能每卷（篇）节选原书部分较为重要或有代表性的条目予以注译。但为使文意连贯，不令读者有过于散乱之感，对所选的条目内容则尽量保持完整。另外，鉴于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是一部当时主要面向基层官兵的训练类兵书，因此译文尽可能通俗易懂，以符合作者叙述的语境。当然，由于笔者学力所限，注释、译文的错漏和不当之处，恐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葛业文
2017年3月于京西红山之麓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