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史是人类以及人类文明诞生的初始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首先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并逐渐实现了由采集食物到农耕，及由迁徙到定居的过渡。大约6000年前，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城市，也慢慢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形态。

由于河流能提供肥沃的耕种土壤，还能为农耕文明提供灌溉等便利，所以在许多大河边出现了独立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比如亚非大陆上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便出现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和恒河，以及黄河和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古代中国华夏文明。

由农业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剩余产品也导致了社会分化，出现了从剩余产品中收取贡赋的特权阶级和生产剩余产品的下层阶级。由于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需要新的劳动力，人们不断通过战争，把俘虏变为奴隶，于是古代各国从原始公社制发展出奴隶制。这一制度需要通过制定规范来加以巩固，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法律应运而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在约公元前2000年就出现了成文法典，此后出现的《汉谟拉比法典》则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法典中的佼佼者。法律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标志是文字的出现，如埃及和中国的象形文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楔形文字。文字本为记录政治、商业活动的工具，但它通过不断的完善和应用，也逐渐成为人类精神文化和心灵活动的载体。

宗教在人类文明演进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生产活动与气象变化息息相关，所以各大文明出现了以自然神为原型的多神教崇拜。随着宗教祭祀体系的演进，宗教仪式很大程度上由个别家庭或团体把持，他们成为拥有特权的祭司阶层。有些统治者甚至被奉若神灵，如埃及的“法老”，自称为活于人间之神；中国的周“天子”则自诩为天神在人间的代言人。

美索不达米亚的君主有所不同，各国国王起初多为军事长官，他们往往在国家危机时刻篡夺国家议事会的主导权，进而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

人民对神灵和君权的敬畏，及专制君主的好大喜功，也催生了一批建筑上的奇迹。

这些专制君主制被统称为“东方君主制”。“四大文明”也被欧洲人悉数划归“东方文明”范畴，区别于以希腊、罗马为源头的“西方古典文明”。

古希腊地处地中海文化圈，其文明在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吸收了许多东方“养分”，其早期的米诺斯及迈锡尼文明也采用了君主制。然而，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的民主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完善，臻于成熟。希腊的民主制在地中海周边各国君主制的重重包围下，顽强地萌生出来，不可不谓政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民主制度也为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空间，出现了众多划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罗马本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小邦。一如希腊，它通过自己的方式经历了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最终使共和政体达到强盛，并在军事扩张上取得骄人的战绩，为向帝国的跃进奠定了基础。罗马在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以希腊为师，许多罗马思想家继续了希腊人对国家权力起源等问题的思索，而《罗马法》也流芳百世，成为后世多国法律的基础。

由于地中海地区文明密布，而且长久以来邦国林立，故为交战频仍之地，几大帝国曾轮番在这一地区进行征伐。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与希腊的战争则被视为东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大碰撞。

除了地中海地区，由于当时人们对世界认知的局限、交通不便等因素，各大文明之间的交流稀少，但人类渴望交流的欲望强烈。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和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帝国都曾一度东至印度河流域。由于沙漠和山脉的阻隔，西方世界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接触更少。亚历山大东征把一些希腊元素带到了中亚，并进而传入中国。中国亦曾遣使西去罗马，最终壮志未遂。尽管如此，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对文化和宗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为文明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人类三大宗教中的佛教和基督教也产生于上古时期。在整个上古史进程中，许多地区的宗教出现了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趋势。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埃赫纳吞的宗教改革便是一次早期尝试。公元4世纪，原本崇尚众神的罗马帝国终将信奉一神论的基督教定为国教。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是历史上一对永恒的矛盾体。罗马帝国长期深受游牧民族冲击之苦，并最终为其所灭。这些游牧民族定居罗马帝国后，也逐渐成为农耕世界的一部分，并拉开了西欧中古史的序幕。 Uo9dzTeOxlWS5uAP/thuBrL7Z0ydEvcSbPKNbiDOHbfOXWb7DBN0nIqHJHoVrZ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