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学是一门学问。它有什么用？是人们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答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从最为世俗的实用角度出发，认为历史学一点用也没有，它不能帮人发财，不能助人为官，更不能把人送上各种神圣的祭坛，而且还有极大的风险，历史上因作史而丧命者绝非罕见；另一种是从人类文明角度出发，认为历史学具有大大超出“用”这一浅表层面的“本”能，即“立人”与“立国”之功能，“大用若无”。笔者持后一种观点。

简而言之，历史学可以用经过浓缩的文明精华和惨痛的野蛮记录，大大缩短“动物人”向“社会人”的进化时间，提高社会的自净功能，改善国家与人为恶的形象。历史学要完成这三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必须在完成文化（或学术）使命的同时，从象牙塔中走向大众。这是一次历史学本我的复归。“年表”本是治史的一种手段，读史的一种工具，但现在也可以用来编写史书，成为编史的一种体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意。

为什么要用“年表”这种体例来编史呢？

“编年”和“纪传”是编史的两种常用体例，各有长短。“复原”和“评价”是治史的两项主要任务，各有所难。“编年”和“纪传”这两种体例的最大长处就是能把作者对历史的“复原”与“评价”任务合为一体，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了解历史发展的概貌和作者对历史的臧否。但这种结合的长处，也正是以这种体例作史与读史方法中的短板，即以剪裁历史素材和重组历史片段为主要手段的“复原”作品，注定要与历史“真实”具有不同程度的脱离，从而产生复原过程中的“失真”，而不同程度的复原“失真”又会导致评价的某种“偏颇”与“失信”。近年来，撰史者为了规避这种弊端，努力在“复原”过程中尽量减少对以时间为中轴的历史片断的剪裁，同时尽可能地把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评价权还给读者，于是“年表史”出现了。

为了更好地体现年表史的长处，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尝试了多种体例，最后采用了四层次撰写体系：第一层次是按世界史学界通例，把远古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历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代，即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具体分期不在这里赘述。每个历史时代前均有关于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特征、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概述，以利于读者把握历史的阶段性与规律性；第二层次是以时间为经线，把各个历史时代中有典型意义的时期划分为不同的“阅读时段”，全书统一编排“阅读时段”序号，共划分为十四个“阅读时段”，每一“阅读时段”前也有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重大事件、重要文献典籍和制度等内容的简要描述；第三层次是本书的重点——年表。年表对相应事件、人物、现象和典籍等的选择，以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和历史衔接作用为标准，以使读者能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内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的基本脉络；第四层次是以事件、人物、典籍、现象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结点”。它们不同于历史名词的地方在于，更加突出历史的整体性、关联性、规律性和内在的逻辑性，从而尽可能完整和真实地再现历史过程的网状结构。希望它们能对读者全面理解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形成厚重的历史意识有所助益。

由于以这种方式写作的史著还不多，尤其是年表世界史的编写在我国还是一个尝试，我们面临着许多具体问题。但在李洪超编辑的推动和鼓励下，我们还是开始了这一艰难的编写和探索过程。我们深知这一尝试的难度，加之我们能力有限，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错漏和悖谬之处，恳请读者和同仁们批评指正。

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余琛瑱和郝玉琴。

马世力
2016年10月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