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国家素来有诗国的称誉。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有收集从西周到春秋中期诗歌作品的总集《诗经》，其中多数是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到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创造了诗句长短不齐并且加上语助词“兮”或“些”的诗体，这种诗体形式，被后人称为“楚辞体”，或称“骚体”。到了汉代，除了存在句式不整齐的杂言诗和骚体而外，又正式形成了五字一句的五言诗，同时也出现了少数七字一句的七言诗。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形式又有发展，除了五言诗和杂言诗而外，七言诗形式正式形成。而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有些诗人开始探讨作诗的格律，字的四声的理论也在这时期确定下来。再经过一百多年到了唐代初年，也就是公元七世纪初期，诗的格律便正式形成而出现了格律诗，这更使诗歌在语言使用上进一步规范化，增强了音乐效果，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所以从唐代初年正式形成格律诗的时候起，一千多年来，格律诗形式一直被历代的诗人遵循使用。

词是诗的另一种形式。唐代就有词这种形式出现，但在初期和中期，大多数的词出自民间，文人写词的只是很少数。经过晚唐到五代时期，文人写词的才逐渐多起来，出现了不少词人，留下了许多作品。进入宋代，词这种文学形式极为兴旺，不论是北宋或者是南宋，都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词人，给后代留下大量美好的作品，成为我国文学遗产中宝贵的财富。

曲有剧曲和散曲之分。其中的散曲是诗体之一种。这种诗体兴起于金代而盛行于元代，有不少著名的散曲家，流传下来的三千多首作品，很多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词与曲和格律诗有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词曲都是格律诗的另一种形式。不少著名的词曲家都擅长写格律诗。不懂得诗的格律是很难写词曲的。

诗的格律和词曲的格律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不论是诗的格律或者是词曲的格律，都是诗人或者词曲家在长期写作实践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摸索、体验，经过总结、提炼，才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写作程式。这套程式适合我国语音的特点，如果能熟练地掌握运用，写出来的作品就富有音乐性，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所以，对于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而言，诗词曲格律是必须遵守的规则，是有助于诗词曲形式规范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加在作者身上的不必要的烦琐的清规戒律。

格律诗和词曲，不但每一首的字数都有规定，而且在字句间的声律安排和用韵上，也都要受严格的格律约束，决不是只照一首格律诗的句数和每句的字数写出来，或只照某一个词调、曲调的句数字数填出来，就可以称为格律诗和词曲。写格律诗和词曲，除了必须具备相当的古汉语素养，并且懂得用于诗词曲中的特殊修辞方式而外，还有许多属于技术性的规则需要遵守。这些规则，都属于诗词曲格律的范围，不懂得诗词曲格律，就不能写出合乎要求的格律诗和词曲来。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建设社会主义制定了宏伟的规划。从此，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国人民在这个时期的总任务。研究和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是我们的重大任务之一。而研究整理古代的诗词曲，同时运用古典诗词曲这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学形式，赋予新的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当前所需要的。因此，懂得一些诗词曲格律，不论是用来研究整理古典诗词曲，为创造新体诗歌提供参考，或是用来提高欣赏、理解诗词曲的水平，以及用来从事诗词曲的写作，都是必要的。本书所要讲的，就是有关诗词曲格律方面的基本知识。

我们学习诗词曲格律，也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格律是为作品内容服务的，不是强加给诗人或词曲家的枷锁。一条格律是不是合理，不是只凭有没有事实根据。即便有事实根据，还要作科学分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也适用于诗词曲格律的学习和研究。判断一条格律是不是合理，首先应该从客观效果去检验，合理的就肯定它，不合理的就不能盲目接受，并且要指出它不合理的地方加以纠正，不要让不合理的东西继续流传。而对前人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还得给予必要的补充。这才是学习和研究诗词曲格律的正确态度。

本书的诗词格律部分，原是一九八〇年秋季应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之约写的广播稿。以后经过补充，于一九八二年秋季，应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之约，为该系唐宋元明清研究生班讲授诗词写作课时，作为讲义使用。现又增加曲律部分，使之成为介绍诗词曲格律比较系统的读物。

本书主要是根据自己若干年来写作诗词作品的浅薄经验编写的，同时也参阅了前人有关的著作，撷取了其中有益的论点。曲的部分选用曲牌时，引用了唐圭璋同志编订的《元人小令格律》中的二十一个曲牌作为范例，不敢掠美，特为提出，并向唐圭璋同志表示谢意。

吴丈蜀
一九八三年三月于武昌东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