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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曾经说：“大家一块儿去买房子，大家一块儿去买煤窑，大家一块儿去投资石油，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温州人彼此之间非常团结，非常团结的这个现象在投资上就是扎堆。”
“扎堆”，形象地道出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形势。是的，温州人既有浓厚的竞争意识，也有足够的合作精神，“团体作战”在他们进入的行业中随处可见。
尽管，同行业中的竞争非常激烈，可是温州人之间却时常沟通信息、互相传递商机、协作和分工，形成一种信用机制和沟通机制，产生一股合力。温州人这种聚集在一个行业共同发展的现象，被专家称为“小狗经济”。
对此，温州人自己更愿意将之称作“森林经济”。因为一片森林不只有几棵大树，还有灌木、小草，各种各样的植物们在生态上相互联系和支持使整个森林生机盎然，当然形成的战斗力远比单打独斗要强得多。
温州人的“狼群战术”
目前，750多万温州人中有200多万人常年在外经商。一旦发现好的投资机会，这200万人就会带动整个温州迅速跟进，这种团队作战的巨大威力是所向披靡的。
温州人爱“扎堆”做生意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是出了名的。至于这里面的奥秘，温州人有自己朴素的解释：“一个人做事不赚钱，大家一起做事才赚钱，有钱大家一起赚。”所以，凡是老乡，一见面就操着方言热烈地交谈着，迅速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当然，再接下来谈的，很可能就是合作了。
人们总结了温州人在商海中攻伐之术的特点，那就是：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随后从家乡搬来很多愿意随同经商的“兵勇”，安营扎寨守住阵地，并随时准备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对外扩张。
从温州人经商的成功案例中，我们也能很清楚地看到，许多温州人都是靠亲友借贷、老乡帮衬才打下一片天地的。这正是温州人经商很少吃独食，每到一地就相互扎堆的缘由之一。他们通常是一个人做一个行业时感觉到有利可图，就会赶紧让亲朋好友一起做；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挣到钱，也会立即招呼亲朋好友同往。
温州人将自己“扎堆”做生意比喻成“狼群战术”。要知道在丛林里，即使老虎遇见了狼群，也会“敬而远之”。
所以在温州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满街都是经营各种各样东西的店铺，村村落落都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厂。从高空远距离俯瞰，整个温州不仅像一座装满琳琅满目商品的大超市，还像一座宏伟的巨大工厂区。
在温州，另一个让人吃惊的场景是同种行业的工厂密集度。在这里，往往是不同的打火机厂共同使用一面院墙，制衣、制鞋企业前院连着后院。
这种现象如果换作是在其他地方，也许早就被当作恶性竞争给治理、整顿掉了。而在温州，这些同行厂家并不是冤家，相反，他们彼此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
如果你有机会到那里去转一转，就会发现，每到中午时分，企业的老板们从大院里开着“奔驰”“宝马”等名牌轿车出来，呼朋唤友的共进午餐。饭桌上，你可能会发现这一桌人尽是师徒或亲朋关系，吃饭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增进感情的手段，还是汇聚八方信息的最佳方式。
正是由于细密的分工协作、行业的高度集中，使同一行业成了一个巨型的生产企业。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还保证了产品质量。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是恶性竞争，但是温州人反倒觉得这样不仅能方便客户，还有利于自己生意的发展、扩大。也就是说，这样扎堆式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为行业竞争与企业成长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环境。
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能充分地阐释这一点。2005年4月，可口可乐公司要生产一批手机吊链，金乡徽章厂接订单的时候，离交货期只有一个月了。按照正常的生产时间，这样的一批货至少要几个月。而且，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金乡徽章厂的规模并不大，它用来压铸制坯的模擦压力机只有3台。但最终温州金乡徽章厂却按客户的要求，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如此艰巨的任务，金乡徽章厂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原来，金乡徽章厂在生产这批产品时，打破了正常的生产流程，把全镇其他同行都发动了起来，最后只用了20多天就保质保量地将任务完成了。
金乡徽章厂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一旦有了紧急业务，金乡镇就会有几十台这样的机器帮着徽章厂压模。因此，徽章厂只需要把好质量关，并控制好最关键的技术工序就可以了。徽章厂甚至不需要建设大型仓库，需要什么配件或原料，只需打个电话，很快就会有人把需要的东西送到。
这正是温州人“扎堆式的区域经济”的好处所在！
“团队作战”威力巨大
无论是在温州本地，还是在外地，温州人都喜欢“扎堆”。“扎堆”是中国社会传统的流行经商方式，做买卖的人找一个地点，同行同业扎在一块，能便利客户。
温州早期闻名国内外的十大专业市场，就是从“扎堆”中成长起来的。各乡各村在这些市场的带动下连片发展小型制造业，达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发扩展，又建造了一些小城镇。1978年，温州只有18个建制镇，但目前已经发展到100多个。
1984年，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城”的龙港镇横空出世，它是温州苍南县的劳苦大众在鳌江口几个渔村的基础上建成的，堪称是改革开放的一大奇迹。
在龙港镇之后，一大批经济强镇相继脱颖而出，如柳市镇、永中镇、鳌江镇、塘下镇、瓯北镇、虹桥镇。这些镇的经济总量大，所以有发展速度快、开放程度高、发展后劲强的优势，基本上形成了企业股份化、生产专业化、建设规范化、人口非农化的新发展趋势。
温州人不但在本地扎堆发展，在外地经商也是如此。温州人每到一地就相互扎堆，选中城市的某一个片区，或某一条街道来开展经营活动。而且，他们大多经营的是同类产品，由此形成了专门的市场。久而久之，当地人干脆就把他们所在的地方叫做“温州街”“温州村”或“温州城”。
在中国所有大城市几乎都能看到温州人经营的“温州街”和“温州城”，大有“无温州人不成市”之势。如在福建厦门，温州人经营的低压电器店有六七十家，这些店面大多集中在厦禾路，所以这一段路被发展成了温州电器一条街。虽然同业竞争非常激烈，但温州老板们却时常沟通信息，互相传递商机，他们之间已形成一种信用机制和沟通机制。温州人深知诚信的可贵，这使得他们在进入的行业中始终抱着“团队作战”的信念。
现在，散布在全国的温州人有170多万，散布在国外的有50多万，他们结成了一个商业信息大网络。这个大网络为温州人提供了诸多的便利，例如他们通过这个大网络互助互学、相互策应、协调对外交往、在异域经营事业等等。一个人一旦离开网络，就会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和机会。这正说明了团体作战存在着强有力的凝聚力。
“集体行动”——“扎堆”升级版
近年来，温州资本在苏锡房产市场攻城掠地，声势浩大。在地皮拍卖会上，当苏锡房产企业举标徘徊在四五千万元时，温州企业已出价上亿元。当有人对温州企业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大的气魄提出疑问时，一位温商道出了里面的玄机，即这些资金，都是几家甚至十几家温州企业“凑的份子”。只要看准了，他们就会联合筹资，压倒对手分享市场。
几年前，温州的8家企业联手出击将福建漳州龙池开发区的550亩土地一口吃下的事情，再次证明了温州企业的雄厚实力来自他们的“集体行动”。无论是在长江三角洲，还是在华东以及四川等地，近年来温商联手出击的事情比比皆是。
“集体行动”其实就是温州商人最擅长的“扎堆”运动。多年来，“温州村”或“温州街”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温州人拖家带口到异地谋生。即使是在温州市内，温州人也会呼朋唤友的“扎堆”在同一行业。这是温商成功最隐秘的经验。
一位在北京“浙江村”做调查的学者，与商人们相处久了之后，温商劝他一起做生意，说没钱，可以借，不懂，多听多跑就全会了。这位学者顿悟，正是“扎堆”使得交易成本、信息成本、融资成本降低，营造出一个低成本发展的平台，最终形成一批区域特色经济。
温商在“扎堆”中逐渐完成原始积累后，开始有意识地联手出击。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大企业和各类商会、协会。
近年，在浙江当地以及全国各地的温商聚集处，大企业主导的地方商会和协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一方面组织温州企业联手出击，另一方面却又担当起了整饬行业、避免自残、提供信息、一致对外的重担。几年前温州打火机企业“集体应诉欧盟反倾销”就是很好的实例。
以前，温州人异地谋生势单力薄，“扎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形势所迫。而今，温商有组织地淘金，“集体行动”正在成为“扎堆”的升级版。
经济学解读——“森林经济”与社会资本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温州经济迅速崛起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区域经济现象——温州模式。
温州经济是中国唯一不靠外资也不靠政府特殊政策发展起来的区域经济，他们不仅在本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而且在海外同样收获颇丰。温州人在动用既有资源的同时，还通过社会关系寻找到必要的资金、市场、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带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
对于温州人自称的“森林经济”，如果用经济学的一个流行概念来解释的话，那就是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体在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获取到的种种资源，不是个体本身的能力，而是个体可动员的社会资源。其实质是把社会关系资源加以运用，以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
温州人能够闯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能充分地调用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将其变成他们的社会资本。
温州充裕的民间资本对温州模式的快速发展影响很大。在温州现有的民营企业中，大部分企业的初始资金都来自民间借贷。如我们所熟悉的正泰、德力西、天正、红蜻蜒等一些知名企业，在创业初期就是靠自筹和民间借贷发展起来的。
民间筹款从商是温州的一个传统，整个地区就像一个“资本网络”，形象地说，有点像“集体资本”。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于那些打算做一番事业而又敢于冒风险的温州人来说，起步的钱是用不着发愁的。只要你讲诚信、值得投入，在温州肯定是能找到钱的。这就是许多温州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极低的原因之一。
温州人的社会资本是支持温州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强大后盾。在全国的各大城市乃至全世界的很多地方，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温州城、温州村。他们把温州的生活方式、传统习惯带到了世界各地，它们是漂泊四海的温州人的精神依托。而这也正充分说明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