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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Keller
THREE DAYS TO SEE
病愈后最初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我已记不起来，只记得我常常坐在母亲膝头，若是她忙着操持家务的时候，我便紧紧拉住她的衣服，跟着她里里外外四处走动。我用双手感知各种物体，揣摩各种动作。通过这种方式，我了解到许多事情。不久，我就渴望与人交流，于是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示意动作。摇摇头表示“不”，点点头表示“是”，拉一拉表示“来”，推一推则是“去”。我想吃面包的时候，便模仿切面包和往上面涂黄油的动作；如果想让母亲在晚餐时做点冰激凌吃，我便作势要打开冰箱，并浑身发抖地表示“冷”。母亲也尽力让我领会她的意思。而我总是一点就通，母亲让我拿什么东西，我便跑上楼或到别处帮她拿来。在漫长的黑暗中，是母亲充满爱的智慧给了我光明，让我体会到生命的美好所在。
我洞晓周围发生的很多事。五岁的时候，我学会了把洗好的衣服叠好收起来，还能从中分拣出自己的衣物。触摸到母亲和姑姑的衣裙和装饰，我便知道她们要外出，总是央求她们把我捎上。有亲朋好友来拜访的时候，家人总让我出来打招呼，客人走的时候我会挥手道别，我想这手势的意义还依稀留存在心中。有一天，几位先生来拜访母亲，前门关闭以及其他声音使我感觉到了他们的到来。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驱使我跑上楼去，穿上自以为是会客的衣服。我学着别人的样子，站在镜子前，摸索着涂脂抹粉。然后，我用发夹把面纱固定在头上，下端直垂至肩，轻轻遮住我的脸，最后还在小腰上系上一个大大的裙撑，让它垂在身后——它几乎就要从裙角下露出来了。如此打扮后，我便下楼帮助母亲接待客人了。
我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不过这肯定是在沙利文小姐来之前。我发现母亲和朋友们交谈时用嘴，而不像我一样用手比画。有时候，我站在两个谈话的人中间，用手触摸他们的嘴唇，可还是不懂他们说什么，感到很困惑。我嚅动嘴唇，拼命打手势，结果无济于事。有时，这使我气急败坏，我会使劲跳脚，大喊大叫，直到筋疲力尽方才罢休。
我想我心里还是明白自己淘气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踢打动作踢痛了保姆埃拉，一阵脾气过后，我便有些近乎懊悔的感觉。但是，我却不记得有哪一次因为这种感觉而有所克制，当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我便故伎重演。
那些日子里，常常陪伴我的有厨子的女儿，黑人小姑娘玛莎·华盛顿和当时很了不起的塞特老猎犬贝尔。玛莎能看懂我的手势，吩咐她帮我做事很少遇到障碍。我很乐意指使她，她一般会屈从于我的暴戾，不敢直接顶撞我。那时的我身体结实、生性好动，而且不计后果。我自命不凡、我行我素，甚至会为此动手打人。我们常常待在厨房里揉面团，帮忙做冰激凌，研磨咖啡，为蛋糕托而争执，给聚集在厨房台阶上的母鸡和火鸡喂食。许多鸡都很温驯，它们会从我掌心中点点啄食，还让我抚摸它们。有一天，一只大块头的雄火鸡一下啄过我手里的番茄跑了。大概是受到大火鸡成功的启发，我们偷走了一个厨娘刚撒上糖霜的蛋糕，躲在柴火堆里吃了个一干二净。没过多久，我便病得不轻，真不知道那只火鸡是否也遭到了同样的报应。
珍珠鸡喜欢把巢筑在偏僻安静的地方，我的最大乐趣之一便是去深深的草丛里寻找它们的蛋。我不能对玛莎·华盛顿说我想去找蛋，但我会把双手拢圆放在地上，以示草地里有圆滚滚的东西。玛莎一看就能明白。若是运气好，我们就能找到鸡窝，可我从来不让玛莎拿蛋回家，总是用力打着手势告诉她，她会摔跤，蛋会摔碎的。
堆放玉米的仓库、圈马的马厩和每天早晚挤奶的牛栏都是让我和玛莎兴致盎然、百去不厌的地方。挤奶工在挤奶时会拉着我的手放在奶牛身上，可我因为好奇乱摸，常常惹得奶牛用尾巴使劲抽我。
圣诞节的准备总是我的一大乐事。当然，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我喜欢满屋子弥漫的那种快乐气氛，以及为让我和玛莎安分而赏给我们的零食。我们往往碍手碍脚，但那一点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快乐。他们会让我们帮着研磨香料，挑拣葡萄干，还让我们舔一舔搅拌过食物的汤匙。我学着别人挂起自己的长袜，但是我不记得自己对这个仪式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也没有那么好奇，不会天亮前醒来去找礼物。
和我一样，玛莎也特别喜欢恶作剧。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两个小孩坐在走廊的台阶上：一个肤色黑如乌木，头顶上一撮撮柔发用鞋带扎起，直往上冲，活像螺丝锥；另一个皮肤白净，披着卷曲的金色长发。一个孩子六岁，另一个才两三岁。小一点的孩子眼睛失明，那就是我，另一个是玛莎·华盛顿。我们一直在忙着玩剪纸娃娃，可没过多久，我们就觉得无聊厌烦了。于是，我们先是剪烂了自己的鞋带，又把台阶边上够得着的金银花叶子统统剪了下来。我又看上了玛莎的冲天辫。起初玛莎使劲反抗，不肯让我剪，不过最后她还是认输了。公平起见，她拿起剪刀，剪下我的一个发卷。要不是母亲及时阻止，我的头发就要被玛莎一扫而光了。
家里懒惰的老狗贝尔是我的另一个伙伴，她宁可躺在壁炉边呼呼大睡也不肯陪我玩。我费了很大力气教她我的各种手势，可她却无精打采、漫不经心。有时候，她会突然惊起，兴奋地抖擞皮毛，接着又变得固执刻板，就像猎犬指示小鸟所在位置时的表现一般。当时我并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她没有听从我的指挥。我又气又恼，对着贝尔一通乱打。贝尔爬起身，伸伸懒腰，轻蔑地哼哼两声，跑到壁炉另一边重新趴了下来。我讨了个没趣，失望之余，去找玛莎玩了。
幼年时代的许多往事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这些往事之间毫无关联却清晰可辨，使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那些寂静无声、无所事事、不见天日的岁月。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溅到了围裙上，便把围裙铺在客厅的壁炉前烘干。可是，我嫌围裙干得太慢，便挪近一些，拿起围裙径直放在炭灰上方。围裙被点着了，火苗围着我乱蹿，一下子点燃了我身上的衣服。我吓得纵声尖叫，老保姆维妮冲过来救我。她用一条大毯子把我裹住，差点没闷死我，但却扑灭了我身上的火苗。除了双手和头发被烧得不轻，我并没什么大碍。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用途。一天早上，我把母亲锁进了食品储藏室。由于仆人们都在与大房子分离的屋子里，母亲不得不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她不停地敲门，我就坐在走廊的台阶上，感受到敲击房门的震动，乐得笑个不停。这种淘气的恶作剧让父母意识到，一定要尽快请个老师来管教我。我的老师沙利文小姐刚来的时候，我就找了个机会把她锁在了房间里。当时，母亲让我上楼给沙利文小姐送东西，但是，我把东西一给她就转身砰地关上门，接着上了锁。我把钥匙藏在了大厅里的橱柜底下，任凭百般哄劝，我也不肯说出藏钥匙之处。父亲没办法，只好搬来一架梯子，把沙利文小姐从窗户里接出来。我心里乐滋滋的，过了几个月，我才把钥匙交出来。
我五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从那座爬满藤蔓的屋子搬到了一所新建的大房子里。我们一家除我父母亲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又有了妹妹米尔德丽德。我对父亲最早的清晰记忆是：我穿过一大沓一大沓报纸来到他身边时，发现他独自一人，两手举着一张大报纸，整个脸埋在报纸后面。我苦思冥想也不明白父亲在做什么。我学着他的样子拿起报纸，甚至戴上了他的眼镜，以为这样就能揭开谜底。很多年之后我方才明白，那些纸叫作报纸，而父亲就是编辑报纸的人。
我父亲极其宽容善良，而且深深地爱着家，除了狩猎时节他几乎都陪着我们。听说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猎人，而且是个神枪手，猎狗与猎枪便是家人之外他的最爱。他热情好客，有时甚至有些过度，几乎每次回家都会带来客人。父亲最引以为豪的便是家中的大花园。据说他培育的西瓜和草莓全镇找不到第二样，父亲常常将最先成熟的葡萄与精心挑选的莓果作为礼物送给我。我记得父亲常常带我在果园散步，充满慈爱地抚摸我，看见我开心，他也跟着乐。
父亲还是个讲故事的好手，我一学会写字，他便常常在我掌心里费力地拼写出一些新鲜的趣事。父亲还让我在适当时机把这些故事复述出来，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的了。
1896年夏天，我在北方。在享受夏日最后的美好时光时，突然传来了父亲逝世的噩耗。他卧病不久，一阵急病过后，人就不行了。这是我生命中经历的第一次巨大悲痛，也是我与死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该怎样描绘母亲呢？她和我太亲近了，要细说反而不知从何说起。
有很长一段时日，我认为妹妹的到来侵犯了我的权利。我心里明白，自己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宝贝了，这种想法使我充满了嫉妒。妹妹常常坐在母亲膝头，那本该是我的位置。母亲对妹妹似乎倾注了所有的时间与心思。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自己不仅受到了伤害，而且受到了侮辱。
那时候，我有个名叫南希的洋娃娃，虽说对她宠爱有加，却也常常虐待她。我生气发火时，她便成了无助的牺牲品，结果变得破烂不堪。我有许多洋娃娃，有的会说话，有的会哭，有的会眨眼睛，可我还是最喜欢可怜的南希。她有一个摇篮，我常常把她放在摇篮里轻轻摇晃，有时一玩就是一个多钟头。我带着最专横的关爱，守护着这个摇篮和洋娃娃南希。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小妹妹竟然正安安静静地在摇篮里做着好梦。对于一个我不喜爱的人的这种霸道行径，我勃然大怒，冲过去推翻了摇篮。要不是母亲一把接住，妹妹可能就被摔死了。我们行进在双重孤独的谷底时，对充满爱意的话语、惹人爱怜的行动和同伴关系带来的温情知之甚少。后来，我懂事之后，才和米尔德丽德成为贴心的姐妹，虽然她看不懂我的手语，我也听不见她稚嫩的咿呀童声，但我们依然常常牵着手四处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