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因地域而成，便有各自不同的商业意识，也分别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标识。如陕商之“国”、徽商之“族”、晋商之“家”，岭南商帮则经世致用，山东商帮全民皆商，福建商帮亦盗亦商等等。

越过时光的惊奇，就在于你的眼前出现何种神奇之物，感怀咏叹间，时间会向你打开一道通往历史的大门。于是，你脚下是现在，眼前，却会穿越千年。

此刻，当我的眼前出现陕西商帮精美的宅院之时，我的感觉如同与时光谈了一场恋爱，莫可名状之手，牵引我进入时间的通道，眼瞧着从一片空地上，拔起百千商宅。

陕西商宅，大多数皆为四合院建筑，实因陕西八百里秦地，地势开阔，一马平川，伸展空间大，适宜四合院布局。这是陕商宅院和晋商、徽商、粤商等商帮宅院不同之处。比如说，晋商宅院多利用坡度，建成则层次分明，成梯度延上的院落。徽商大多出于山中，商宅通常向高空发展，所以徽商大多商宅都是以楼的形式出现。而得对外通商之便的岭南商人们，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他们的商宅则尽显西洋美景。

从建筑形式上来看，晋商宅院是一姓一家，只显本家，比如山西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从此处也可体现晋商“家”的文化意识。李刚介绍，山西自宋明以来，地僻人贫，生存需要远比树德立传更为突出，初期多以中小商人为主，造就了晋商以“家”的意识为重。当晋商走上经商道路时，家庭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资本金，晋商们只能依靠姻亲以外的经济力量。所以，晋商形成以嫡亲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叫做“砖头瓦杂，堆成一搭”。因此，山西商人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家庭成员实现温饱和生活富裕，就是晋商最直接的人生目标。

“家”的概念也直接影响了晋商的经营理念，晋商集各方散财于一起，用于经商，这恐怕是最早的股份制了。于是，我们从历史遗存中观察到的现象，一些商号的重要职位，比如掌柜的，很少由自己的亲人担任，而是财东花大价钱聘请外人经营商号。形成东家拿钱、外人干活的独特景观。

而徽商的“族”之概念，也在商宅建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去到宏村，就可看到商宅并非一宅一院，而是聚族而居，连片成群，各商宅错落有致。风水最好之处，往往是规模宏伟的宗祠建筑，周围则是众多商宅环绕。

实际上，这正是徽商强烈的家族意识体现。中国商帮研究者郭世强告诉我说，之所以徽商重视族群关系，实因徽商前身原为中原人士，为避“永嘉之乱”祸端而移居安徽山中，宗族在徽商的发展中，为徽商提供了大量资金，形成宗族内特有的股份制，称作“族本制”，血缘关系成为徽商在外经商的重要部分。

徽商经商重视宗族关系，由此也形成了“偕兄弟伴别徽帮”的族之理念。此外，徽商因宗族宗法的血缘关系，凝聚成商业集团，商号内亲戚连亲戚，不是侄子就是外甥，这和晋商不用自己人的理念完全不同。民间流传着徽商的一句话，“徽商担子两头挑，一头挑娃娃，一头挑族谱”，形象地传达了宗族制下的徽商。

而岭南商帮所建造的中西合璧式的洋楼、别墅等商宅，充满西洋范儿，且建筑装饰大多简化。这也与岭南商人经世致用的理念相关，与其他商帮相比，岭南商人较早与国外商人接触，事实上更易接受国外经商的理念与风格。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陆琦教授告诉我，自明代以后，随着商业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经世致用和西学东渐的造园理念也融入到岭南园林之中。比如说，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表现在岭南园林中，就是不拘于传统的形制和模式，重在适用。这种不拘一格和充满情趣的生活方式，以及反对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美学思想也影响着岭南园林造园艺术的创作构思。

而岭南园林受商业实利思想的影响，强调生活的跟进性，宅院的布局构成和造园立意受某一阶段的社会思想潮流影响很大，因此园林的变动性较大，不强调其完美，而以去精雕细琢适用为主。陆琦说：“岭南商宅与江南文人士大夫园林相比，其世俗功用的审美观念表现得更为强烈浓郁。岭南这种适用性的宅院建造方式，与北方、江南文化享受型的园林确实有着极大的区别。”

体现在商宅上，则不同于其他商帮宅院的严谨，进度有制，而是具有多元兼容性，不拘于某种形式，只要“万物皆备于我”，便可接纳融合，唯我所用，博各家之长。 BVtwOKtUBsLGAiIA+Tuy/dBPCVMU2W2d3cuIOiAnPDLoNlNaAtnrmbjTG8nio39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