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元璋推出促使商帮兴起的政策“食盐开中”之前，中国历史上近千年的时间，并无任何商帮群体出现，这一点非常奇怪。后陕、晋、徽、粤、浙等商帮群体在获得巨额财富后，往往又会捐钱买官，但又无任何实职，似乎花几十万两银子买个官做，是个亏本买卖。纵然得“利”，无非所建私宅超越民居规制，规模更为宏大而已。相对于商人之精明，也令人大为迷惑。

两者其实都源于一个事实：商人阶级在历代王朝中的地位低下。

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等级划分为士、农、工、商，商为最末，与历代王朝并不提倡属民经商有关，虽然如此，当政者却也无明令禁止。因此明初以前，历代王朝民间的商业活动，一直以来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从王朝对经商者的态度，造成了古代商人长期以来并无政治地位，家庭成员从商，并不为世人认可，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低贱的行为。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道，从理论上讲，读书做官的人，自古就把商人看作从事生产的寄生虫。在中国古文里，人们并不认为商人把产品从甲地运到乙地有什么功劳，因此他是被列入社会的底层等级的。古代中国记载中出现过许多商人，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阶级。早期的皇帝明确规定不让他们参加考试以进入仕途。对统治者来说，商业的发展不如继续掌管农业经济来得重要。他们更多地依靠田赋而不是依靠商业税。这说明政府有凌驾于一切的经济特权，所以，政府不许可兴起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来侵犯它的这些特权。

费正清的研究，也正说明了在明代以前，中国千年历史无商帮群体集中出现的原因。

明代之前的王朝统治者，对商人的态度冷淡，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允许商帮出现？并且是陕西出现第一支商帮群体？西北大学教授、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刚接受《世界遗产地理》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明朝出现商帮，与边疆防御压力吃紧、不得不开放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密不可分。

从陕西区位位置来看，它处于农耕与畜牧经济的结合部，既有农耕经济，又有草原经济。明代政策之所以选择陕西作为“食盐开中”政策首试地区，实因陕西处于两个经济区域间，是大规模货物交换便利之地。陕人经商，从一开始便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完全满足了国家需要，承担着国家的经济任务。代表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去做生意，比如说陕西的茶卖到边疆，再将草原的马换回。

从此，李月峰等20万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陕西籍商人，便出现在了边疆古道。也正是因陕商始自国家政策推动，也造就了陕商独特的“国”的经商意识。某种意义上而言，陕商上济国家，下立百姓，将商业经营和国家兴衰联系到一起，商兴国兴，商败国败。

从陕商所敬神明也可看出不同。李刚举例说，比如陕西商人崇敬周公和赵公明，其缘由，则是两者形成“家国一体”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主体价值理念。周公的“天人合一”，在伦理上就必然表现为“家国同构”。使陕西商人形成了浓厚的“家国一体”意识，他们在商业经营中能够突破“在商言商”的职业或行业的局限，自觉地将商业行为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形成“在商言政”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成为明清产生商帮中最有政治意识的商帮。

一支商帮，晋商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山西本身产粮不多，不得已远赴山东买粮，再次运回边关，史称“买粮换引”。从此，一架架小推车由一群口言晋语的山西人推起，开始了此后数百年的晋商传奇。

在明朝中叶时期，晋商群体开始形成，走上辉煌则是清初以后。其时晋商因远赴东北从事商业活动，在商帮群体中最早与满族贵族互通有无，清朝入关建立政权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些山西商人，晋商被召入京，皇家将之钦命为“大内皇商”。晋商之外，其他商帮群体无一获此殊荣，由此，晋商获得空前发展期，“十商五出晋地”，成为一时美谈。

徽商则要晚于陕商、晋商出现，直至明中叶弘庆五年，明朝实施“叶淇变法”，徽商“输银于运司”，买通政府官员才终于通过“输银买引”之法，大规模走上食盐贩运的道路。陕、晋、徽等中国早期出现的商帮群体，事实上皆为明朝“食盐开中”政策而兴起的商业群体。

明末清初，商帮的发展进入空前活跃期，粤、浙、鲁、闽、赣等商帮并起，中国商业经济进入繁荣期。实际上，从商帮的兴起之路观察，本质上仍与历代王朝政策相关，比如明“开中制”促使陕、晋、徽三地商帮奋起，而浙、鲁、闽、赣商帮群体，莫不仰息明朝政策余波之利。

而岭南文化所孕育的粤商，则得益于清政府的对外通商政策，依靠通海地理之便，受益于康熙二十二年成为清朝政府批准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其中商帮涌现出的佼佼者，则是始于1757年的十三行洋商，因被王朝统治者赋予了对外贸易的特权，实际上垄断了茶叶、生丝、绸缎等出口商品市场，终成一代商帮巨富。

明初以来，600年中国商帮史拉开大幕，无数豪富涌现，时光纵留驻，水影无倒流，不过年华往逝，无以莫可追怀。虽如此，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商帮仍遗存多多，最为使人惊叹的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商宅。这些商宅建筑精美，布局严谨，历经百年，仍然诉说着中国商帮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