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坤：
新疆从这里开始

在新疆东部的边境线上，有一座不为人熟知的边城——巴里坤。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史册上显赫的地位。或者说，那些丰富的历史遗迹，证实了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东黑沟王庭遗址、大河古城、满汉两城……

撰文/顾小白（本刊记者）　摄影/金建辉

仲秋时节，三塘湖，烈日烘烤下，广袤的戈壁上升腾出滚滚热浪，叫人连呼吸都觉得困难。戈壁上，袒露着赤黄和褐红不成形的乱草，脚下的黑色沙砾被太阳晒得烫脚，仿佛就要化成灼热的岩浆。日照和云影的作用，让远处竟幻出一片碧蓝明净的海——但那里没有水。

驼铃声中，数十个身影从那片热浪蒸腾的海里渐渐清晰，这是一支商队。在毫无遮挡的烈日下跋涉于荒漠之上，驼工们如同戈壁的沙砾那般黝黑，他们的嘴唇干裂得流血。

这一趟来回三四个月，总算是快到家了。最后的旅途变得轻松起来。没有人去理会这酷热，尽管他们觉得自己就快在干燥灼热的空气中被熔化掉。又行了一段距离，绵延的大山渐渐清晰在视线中，越过高耸的莫钦乌拉山，便是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大草原了。从那里到镇西府城（即巴里坤），也就几个时辰的脚途。

西域商都

蒋晓亮是驼商的后代，如今他是巴里坤文物局局长。道光年间，他的祖先从陕西三原来到巴里坤经商，并将根留在了这里。到蒋晓亮这一辈，蒋家在巴里坤已传承至第7代。

蒋家显赫时，生意涉及手工、农作、畜牧等多个行业，还有1000多峰骆驼专门用来运货。在云集数百家商铺的巴里坤，蒋家的“仁和兴”与刘姓的“万顺荣”、倪姓的“永济堂”、宋姓的“田德全”等规模最大，被人尊称为“八大商号”。

“巴里坤曾经的繁华，不输你们江浙啊”，蒋晓亮的目光投向窗外，那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戏台，看上去和中原的没什么差别。蒋晓亮的办公室在地藏寺，可寺庙里为什么会有戏台？端详着这栋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的建筑，我很诧异。

或是看出了我的困惑，不等我发问，蒋晓亮便说起来：“清末，巴里坤有寺宇近百座，涉及佛教、道教、喇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另有德、贤、圣、仙等庙。它们大多是本地及外地商贾捐资修建的，除了用来祈福求财之外，还扮演着会馆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里坤的会馆也数不胜数，一些寺庙本身就有另一副牌匾。”

原来如此。这地藏寺正是甘肃民勤的商人在嘉庆二年（1797年）集资修建的。一墙之隔的道观——仙姑庙本是甘州会馆，是张掖客商云集之地。几乎每个月都有会馆办堂会，请来戏班子，邀得当地官商百姓前来听戏，所以，戏台出现在寺庙里便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了。

不过，大多数寺庙如今已难寻踪迹，人来人往、香火鼎盛的场景也定格在了往昔岁月中，但某些文化还存在着——地藏寺、仙姑庙每逢腊八都会向公众免费放粥，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

巴里坤湖畔

若论在巴里坤建庙之始，绕不开一个人：富宁安。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靖逆将军富宁安率大军平定策妄阿拉布坦之乱后，在天山脚下勒石记功，并建关帝庙一座。如今，关帝庙不复存在，但富宁安所刻石碑依然屹立在原处，历经风雨侵蚀，字迹已湮灭不清。

在巴里坤留下石碑的又岂止富宁安？史学界有个说法，新疆出土的汉碑一共有4块，巴里坤境内就发现了3块，分别为任尚碑、裴岑碑和焕彩碑。蒋晓亮收藏了石碑的拓本。数百字的碑文，仿佛为我拂去了历史的尘埃。

汉朝永平十六年（73年），为恢复与西域的联系，重整大汉之威，汉明帝下诏大发边军，进讨北匈奴。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率一路大军出酒泉，长驱天山，斩杀北匈奴呼衍王部千余人，进兵蒲类海，在夺取伊吾卢城、留驻吏卒屯田后，方才返回。假司马（代理司马）班超在蒲类海之战中斩俘颇多，得窦固赏识，令其出使西域。

汉军的频频打击使得匈奴越加势微。永元四年（92年），北单于在蒲类海派使者前往洛阳，请求归顺。汉廷以任尚为中郎将持节卫护，率部屯驻伊吾（今哈密）。次年，北单于试图叛逃，被任尚及其长史王辅率部擒斩于蒲类海边——巴里坤松树塘发现的一块石碑记录了这件事，此乃任尚碑。

到了汉顺帝年间，匈奴势力再起，其首领呼衍王率兵进攻车师后部。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本郡兵马三千出伊吾，在蒲类草原大破北匈奴，斩呼衍王。为了纪念这一胜利，裴岑在东天山立了一块纪功碑，这块石碑如今被称作“裴岑碑”。

史籍中记载的蒲类海就是今天的巴里坤湖，位于县城西北18公里处。这个“海”曾有800余平方公里，如今萎缩至30余平方公里。从起伏的山峦上看这绵绵雪山与广袤草原中的一汪恬静的蓝色时，我惊讶地发现，她就像是仙女遗落在高原中的一面宝镜，美得那样澄澈、那样纯粹。

那么，蒲类是什么意思，是音译还是意译？有学者认为很可能属吐火罗语，意为“湖边之国”，似有道理，因为这里的确曾存在有一个古国。

《汉书》记载：天山北麓有一个名为“蒲类”的国家，他们“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记载十分简略，但和考古发现是吻合的。1984年，考古队在巴里坤县的兰州湾子发现了天山北麓东段最为古老的文化遗存，距今已有3000多年。

“去山上看看吧，西北大学的考古队现在还在那里”， 蒋晓亮微笑着对我说：“也许他们能够给你想要的。”

原野上的废城

习通源是考古队的一员，从2005年他就跟着老师进行东天山考古，至今已有11个年头，当年的学生如今变成了老师。我爬上东天山的红山口，那里并不险峻，针叶林以下是一片平缓的高山草甸，牛羊遍地。蓄着胡须的西北汉子习通源就在这里，他正带着学生清理墓坑。

考古学的严谨，决定了习通源不可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只是告诉我，当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兰州湾子村发现了古人类居住遗址，用巨大的石头垒砌成。通过进一步挖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青铜器和铁器。其中，一件近1米高的大型陶瓮中，有碳化的麦粒，表明这里的先民也曾从事农耕生产。

如今，习通源他们正在红山口一带进行考古，包括红山口遗址在内的多处游牧部落居住遗址群落被他们挖掘发现，其中还有相当于王庭规模的巨大遗址。

山风习习，身处被橙红色苔藓点染的巨石堆中，我恍若隔世——

3000余年前，一个蒲类国的先民，或是匈奴人，就在我所站在的山坡上，面向广袤的草原，眺望着巴里坤湖。身后，他的妻子正在半穴式的住宅中准备晚餐，幼童围绕在母亲身边，玩着骑马的游戏。长大后，他们将是草原上的马背勇士……

“有没有年代更近一些的遗迹？”我从遐想中回过神来时，问道。习通源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指着我身后的一块石头喊道：“喏，看这个，杀人石。”

正被凄冷的山风冻得瑟瑟发抖的我吓了一跳。杀人石是突厥人的一种葬礼习俗，《隋书·突厥传》中有记载，突厥人生前杀一人，死后会在墓前立一个石人。这个突厥人的墓旁有31块杀人石，由此可见，其生前可谓武功赫赫。

下山后，我直奔大河乡。习通源说，那儿还有一座古城。

车沿着公路疾驰，很快便到了大河乡。这是巴里坤草原地势最为开阔之处，东南北三面峰峦叠嶂，西面则是碧波万顷的巴里坤湖。无数沟壑泉流顺着地势从山坡汇入盆地之中，形成了招摩多河、柳条河、水磨河。于是，这里还有个好听的名字——甘露川——大河古城正坐落于此。

1980年代，当地农民挖取城中灰土充作肥料，不料挖出了许多文物，诸如铜钱、铜镜、陶罐。考古学家在做了碳14测年后发现，这是一座唐代城池。结合古籍《元和郡县图志》的记录，人们更惊讶了——原来这是唐代北庭都护府所辖的伊吾军镇。

隋唐时，吐鲁番地区为高昌国所在。唐太宗贞观年间，高昌王麹文泰与西突厥联兵进犯伊吾。麹文泰曾经到过长安，唐初的凋敝给他印象很深，于是他觉得唐朝远非前隋可比。但，他错了，也为这次冒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唐吏部尚书侯君集以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的身份率军进伐高昌。行军副总管姜行本是位出色的将作大将（相当于总工程师），以巧智和干练著称。他率领一大批能工巧匠，先期到达巴里坤，砍伐天山的松木制造攻城器械。凭借这些攻城器械，唐军很快便攻克高昌。有趣的是，姜行本在战役尚未开始之前就已经觉得胜券在握了，他提前勒石纪功，这就是在巴里坤被发现的《姜行本纪功碑》。

高昌覆灭之后，唐太宗以其地置西州，开始逐步经营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恢复了通畅的交通。陪我前往大河古城的张国军，是一个“老巴里坤人”，自祖上迁居至此，已繁衍8代。闲聊之际，他告诉我，骆宾王曾有一首写巴里坤的《夕次蒲类津》，诗曰：

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咸亨元年（670年），唐高宗以薛仁贵为逻娑行军大总管、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图谋从吐蕃人手中收复西域十八州。年过五旬的骆宾王随军西域，前往庭州（新疆吉木萨尔）。在翻越天山，到达巴里坤湖边时，面对碧波，他写下了这首诗。

由骆宾王前往庭州的路线可以看到，当时的巴里坤是通往北庭的必经之地。也正是如此，大唐收复西域，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又在甘露川夯土建城、屯驻大军，用以保证庭州的侧翼安全。这支在史料中记载有“管兵三千人，马三百匹”的大军便是北庭三军之一的“伊吾军”。大河古城正是当年的伊吾军镇所在。

古城的确是古老了些，1300余年凄风苦雨的侵蚀，令它变得破败不堪。从当年的西门进去，我沿着坍塌的缓坡爬上高高的断墙残垣，放眼四望，天苍苍、野茫茫。残破的城池孤独地伫立在原野之上，周围是金灿灿的麦田，远处可见天山上的皑皑白雪。碧空如洗，没有半丝云彩，以至于阳光很刺眼，就算是戴着墨镜，我也觉得有些淡淡的眩晕。

从现存的遗迹来看，大河古城有主附之分，两座城池都是方形，有门道通连。残存的土墙仍有10余米高，墙基底部10余米宽，顶部也有2米多宽。张国军告诉我，这个宽度可供人马在城墙上往来。古城的四角是角楼所在，至于那些土墩则是外附的马面，以利守军从侧面攻击来袭敌人。城垣之外还有宽达20米的护城壕沟，如今虽已没有当年深峻，但依然有浅浅流水、茂盛薇草。主城的东南角内还有子城，同样有城墙，这大概是当时军官的驻地吧。

悲壮、苍凉，当然还有肃穆，让我震撼了，大脑里一片空白，以至于离开时，我还恍恍惚惚。大河古城始于大唐、终于大唐，至今没有发现被后人相继相承、不断加固使用的痕迹。因此，它显得很单纯。从这座单纯的古城出发，我将踏上觅求巴里坤另两座古城的旅途。

双城记

车渐行渐远，那座曾经雄立于巴里坤草原上的唐城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大河古城何时被弃？我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安史之乱后。一座城池就这样被废弃了，人们渐渐忘了它本身存在的价值。斗转星移，终究它变成了文物、变成了念想、变成了历史……

甘露川上屯垦戍边的大唐健儿，早就化作了一捧捧黄土下掩埋的森森白骨。沉睡了许久的英魂在近千年后，被齐鸣的金鼓所惊醒。那是来自中原的铁骑，只是李唐王朝的江山早已覆灭，飘扬的旌旗是这些亡灵所未曾见过的。这一年是清雍正七年（1729年），宁远大将军岳钟琪领兵3.65万人来到巴里坤草原，平定准噶尔叛乱。

两年之后，距离大河古城不过十多公里处，一座兵城被悄然筑起，统辖西路大军的宁远将军府便设立其中。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这座被称作巴里坤汉城的城池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这一年，甘肃安西提督府被移驻巴里坤，并更名巴里坤提督府，以管辖新疆绿营官兵的驻防和屯田事务。

又过了10年，巴里坤汉城以东500米处，一座满营兵城被修建了起来，名为“会宁城”，城内设领队大臣衙署，统领满州旗兵。第二年，大清帝国在巴里坤城里设立镇西府衙，从此，巴里坤城也就改名为镇西府城，并开始逐渐繁荣起来，直至成为新疆三大商都、八大名城之一。“仁和兴”的蒋家也就在那之后来到的巴里坤。

一直陪同我们的张国军告诉我，根据《镇西厅乡土志》的记载，当年汉城共有4个城门，城池虽然是依山而建，可并未受到山的走向影响，而是严格按照传统建城的要求，以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方向为准绳，钟鼓楼位于城池中央，由此辐射出去的十字交叉形街道将小城分为4块。东街和北街是商业区域，故而十分繁荣，而作为军营和官署的南街和西街则冷落不少，这就是当地“金东街，银北街，古董烂铁西南街”说法的由来。

如今的巴里坤县城，其实就是当年的汉城，3米多高的夯土城墙仍然将这个城圈在里面，一如当年。城墙之外就不再是城了。南城墙外，一条省道横贯东西；再往南，就是天山山麓；而西城墙外，是一大片庄稼地。这个季节里，小麦快熟了，金黄的麦穗伫立着，遥望着城北草原上那些低矮的牧草。

离开巴里坤时，我最后看了一眼古城，满汉两城的城墙都还在，从沧桑的古城门和斑驳的古城墙中，依然能够窥见几分历史遗留的印记。我想，这就是巴里坤，它那么不起眼，也不在交通干线上，似乎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曾经的辉煌，早已是过眼云烟，只有巴里坤湖默默铭记着它被称作蒲类海时的那些往事。实际上，这座小城——是的，它的确是个城，沉积了太多太多的历史。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浩渺无垠的巴里坤草原像巨大的海面，轻烟飘缈，荡漾如水。晨曦中，远处的城郭隐约在天山脚下的薄雾间，灰蒙蒙的。

忽而一骑绝尘，马蹄声声，不消时，一座城楼巍然于眼前，风灯一串于城楼之上摇曳。那青砖灰瓦的谯楼飞檐雕花，壮观而不失秀丽。抬头间，但听得一声“开门”。

此声尚在，那城楼之上，唱喏一声，于是乎，一众兵卒转动绞盘，缓缓打开城门。经甬道，而入城内，身后随着“关门”声喊，唱喝间，城门吱吱呀呀地闭合，那声紧闭之轰然，已然为马蹄抛于身后。原来那骑却是京师来的信使……

城内官民在那晨钟之间开始一天，又在那暮鼓声中终结一日，这便是彼时寻常县城的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