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电影在中国不仅仅是电影，曾经它是一种信仰。苏联电影最受中国观众喜爱的，就是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既是一种电影艺术理念的追求，更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寄托。不论你是否看过、熟悉、了解苏联电影，跟我们走近它，就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文化烙印。

撰文/Heisenberg

● 图1 电影《夏伯阳》

● 图2 电影《莫斯科

● 图3 电影《牛虻》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全世界都意识到电影作为宣传工具的强大作用，列宁明确提出了电影作为教育工具的作用，斯大林更是在这方面物尽其能，这种观念同样被中国学者接受。那是一个苏联还被中国视作未来的时代，电影中的苏联为当年的中国观众建立起一个既异国风情又亲切的完美乌托邦。

革命的美学承载

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文化的影响，至少在前三代导演中非常巨大。在《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农奴》、《红色娘子军》这些电影中，不难看出苏联红色主题的影响。朴实的写实风格、对政治的赞美和反思，在所有看苏联电影长大的一代导演中，都深深浅浅地印满了痕迹。

最早在中国电影圈流行开来的电影理论，不是好莱坞、不是新浪潮，而是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塔可夫斯基，他们的影响力至今存在，他们对电影语言的贡献，是突破性的、革命性的——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艺术层面。

在中国，首个成规模的电影节，也跟苏联电影有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纪念十月革命的胜利，每年11月，中国都会举办一个苏联电影周。电影周上放映的电影，主题大都是苏联取得共产主义革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随后的几届活动，电影周把7天时间延长到了10天，放映城市也扩大到了30多个。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无论后来中国的电影又走过什么不同的道路，苏联电影和中国电影，都有着相同的DNA。

歌者的往日情怀

政治的、艺术的，在剥离了这些附加价值之后，我们最终还要回到内在—苏联电影对我们的父辈来说，是对他们青春岁月的一种缅怀。而这个层次的影响，也是深植入骨髓的，甚至连我们这一代，也仍可以经由他们间接感受到苏联电影的魅力。

今天的我们为好莱坞大片热血沸腾，昨天的他们把攥着几毛钱的电影票去看一部苏联电影作为时尚，他们通过画册、戏剧、电影，模仿苏联明星们的穿着打扮。于是，列宁装在20世纪50年代传到中国，后来还衍生出女装版。苏联传统服装“布拉吉”也让很多女孩念念不忘。

当然，还有充满异国风情、陪伴少男少女度过闲暇时光的苏联歌曲。那是一种有些热血又有些幽怨，但总会让人们向往爱情的歌曲。而那些脍炙人口的苏联歌曲，很多都是通过电影同步传播到中国的。一首有故事的歌，总是充满着让人着迷的魔力。

那开在红莓花儿之中，流淌在田野小河中的爱情（歌曲《红莓花儿开》），来自电影《幸福的生活》；《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曾唱醉过多少人，仿佛那北方国度懒洋洋地晚风就环绕在我们身旁，这首歌曲来自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至于《喀秋莎》，这首歌曲本来出自歌剧，却因在各种苏联电影里出现，成了时不时会在我们脑海中自动播放的曲目之一，对那个时代爱恨纠缠的姜文，在他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弥漫着“梨花开遍天涯”的气息。

24格速度的时光雕刻

“二战”期间，电影在很多大国都被当做重要的宣传工具，苏联也不例外。于是，影片《夏伯阳》中夏伯阳这个以红军第25师指挥官为原型的角色，横空出世。他正直、勇猛，但同时也是个莽夫。在电影里，夏伯阳的形象非常饱满，不但留下“高大全”的英雄品格，鲁莽的性格也保留了一些，不过被处理得相当可爱。在译制版本里，保留了不少脏话，配音配得十分真性情，也正是因为这份鲁莽，夏伯阳的人物塑造不同于“高大全”的脸谱形象，他的缺点恰恰完全不会让人因为这其实是一部政治宣传片而感到排斥，算是一份额外的惊喜了。

《夏伯阳》第一次跟中国观众见面，是在1940年。那一年，周恩来总理前往苏联，回国的时候，身边多了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五本苏联电影胶片，其中就包括《夏伯阳》。周恩来总理见到他欣赏的军人时，常会把他们比作夏伯阳。在苏联国内，热爱夏伯阳这个角色的观众，自然也不会少，甚至可以说夏伯阳在当时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文化符号。当年的俄国人也爱写“段子”，夏伯阳和三个战友一起抗击白军，是苏联段子里最常见的题材，比如：

夏伯阳正在喝萝卜汤，佩特卡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通货膨胀朝我们来了！”

“别慌”，夏伯阳说：“叫安卡用机枪把他们打跑！”

与《夏伯阳》塑造的英雄硬汉形象不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从片名看就充满诗意，仿佛北方冬天的雪天，寒风凛冽刺骨，但空气却异常清新。记得若干年前在CCTV-6《佳片有约》的预告中，总是能听到这个片名。看到薇拉·阿莲托娃扮演的卡佳的零星镜头闪过，仅仅是这样的片段，也让人对这部苏联电影充满向往。

虽然硬件陈旧，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讨论的话题，却跟我们当下的生活有诸多重合，尤其是女性问题。电影一开始，三个女青年来到繁华的莫斯科，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目标。其中，卡佳是最有现代女性觉醒意识的，她选择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美好的生活，却因意外怀孕被打断。40岁之前，她的生活充满不幸，不过，自强独立的她，最美好的年华在40岁之后又开始了。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她获得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社会地位，并且找到了真爱。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很多女性在卡佳身上看到了自己。她们可能跟卡佳面临过类似的困境—受到男权社会的打压。她们通过电影受到了鼓舞，加上导演弗拉基米尔向好莱坞浪漫爱情故事学习，所以该片吸引了大量的女性观众。尽管苏联当局觉得单亲母亲这个话题有伤风化，但电影接下来的票房大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青睐，都让政府放弃了“改变”电影的想法，而选择了“改变”自己。在美国，《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被视为是苏联的时代精神象征，里根在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把这部片子来来回回看了不下八遍，说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俄罗斯的灵魂”。

如果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充满了苏联的烙印，那么《两个人的车站》则是一部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苏联的电影。电影的前半部分，非常具有好莱坞爱情喜剧的风格。男女主角在车站相遇，一开始是以欢喜冤家的模式相处，男主角因为用餐不满意，想要“退货”，女主角据理力争，导致男主角误了火车，不得不暂时滞留在车站，两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时间；继续一来二去地斗嘴抬杠，却慢慢对对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情愫暗生。不过，电影的后半部分却开始伤感起来，没有走向大团圆结局。这一部分让这个本来有些好莱坞风格的故事，染上了冰冷的色彩，有了北国的温度。但无论如何，《两个人的车站》都跟苏联政治色彩浓厚的电影完全不同，它只关于两个相爱的人，世界再大也没有什么意义。

《牛虻》对当时的中国影响深远。中国观众知道牛虻这个人物，大都是通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解。在《牛虻》中文译本尚未问世之前，中国读者都是从保尔口中得知牛虻，并对这个英雄眼中的英雄充满了好奇。1953年，当《牛虻》终于登陆中国之时，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人民日报》称《牛虻》是“我国广大读者向往很久的读物”，这句评语说的毫不夸张，当年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读过《牛虻》。所以，两年后当苏联把牛虻的故事搬上大银幕时，中国很快就引进了此片。电影里，牛虻坚毅的形象，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每当他们面临严峻的考验时，都是牛虻英勇的精神在激励着他们。如果你也在年轻的时候看过《牛虻》，无论是原著还是电影，那么若干年后，无论你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被磨去了多少，都一定还会被牛虻写给琼玛的小诗打动：无论我活着，还是我死了，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

这是一个属于青春期的故事，是一个人的青春期，也是一个国家的青春期，因为他能激起对信仰最纯粹的热血沸腾。一旦青春逝去，我们考虑的问题越来越多，《牛虻》似乎也变得稚气未脱，也会使我们对片中的信仰产生怀疑。就像亚瑟开始怀疑蒙坦里尼神父一样，一个人的成长或许难免需要不断去推翻过去的自己，而那些曾经不假思索地热血沸腾，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怀，而情怀也总是可以感知，可以触碰，却再也抓不住的一种精神状态。

即使对苏联电影并不熟悉，那你也一定听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是一部层次很丰富的苏联电影，它既能让人感受到“你们身后就是俄罗斯”的英雄主义，却也有着浓厚的反战色彩，两者在这部电影里并存。当然，因为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性质是保卫祖国，所以这两者结合最终的指向，是对发动战争的纳粹德国发出抨击。片中每一个美丽的姑娘，原本都有自己彩色的生活，这些生活却被战争打断，变成了黑白色，在这种黑白色的生活里，连洗澡、唱歌、跳舞都变成了一种奢侈。

本片对中国的影响自不必说。2005年，中国把这个故事拍成了19集的电视连续剧。苏联的革命故事，在中国一代人心中具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似乎要比同时期引进的其他任何国家的书籍、电影，影响力都要大；两者在文化上，似乎没有什么代沟，所以才会有中国主创团队和俄罗斯演员组合，讲述一个个苏联战争故事的模式存在。

苏联的战争故事，在我们心中既激动人心又令人伤感，这两种矛盾的情绪，造成别样的诗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观众，试图从苏联电影里看到未来；现在的观众，又在其中搜寻着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