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科学与文化在世界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像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1908-1968年）这样的科学巨匠，1962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在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方面，尽管获奖者的文学成就或致力于和平事业的成就很高，但由于涉及诸多政治因素，他们的获奖经历总是一波三折……

撰文/夏榆（本刊主笔）

斯德哥尔摩的冬季昼短夜长，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是短暂的白昼，其余皆为长夜。

冬季也是雨雪相交的时节，哥特式楼群的尖顶覆盖着的白雪尚未消融，微雨淅沥而下，这些雨雪会使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城市变得异常洁净。前往这个靠近北极圈的美丽国家是为现场观察它具有百年历史的诺贝尔颁奖庆典，见证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

迟到的获奖演说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外的广场被警戒线围起，人群隔离在警戒线外。广场的繁华集市消失无踪，成群的鸽子在空旷的广场飞舞。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严阵以待，不断有印着金色诺贝尔头像标志的凯迪拉克轿车停在音乐厅前，身材挺拔的随员打开车门，从车里下来的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每个从车上下来的获奖者都会使围观的人群出现骚动，停在音乐厅前的国际媒体电视转播车排列成长阵。

这是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礼举行的时刻。应邀参加颁奖礼的嘉宾进入音乐厅，按照礼仪要求，男宾身穿深色燕尾服，女宾身穿长裙。红白蓝黄的四色旗帜插在镶嵌着金色诺贝尔头像的讲台之侧，讲台被绿色的银杉花环绕簇拥。讲台两侧环形放置着两排座椅，一侧是有蓝色丝绸坐垫、镂空雕刻着金色花型的高背座椅，分别是瑞典国王、王后及王子、公主的座椅；另一侧是红色的高背座椅，那是获奖者的位置。他们身后是诺贝尔奖的评委，舞台环形列坐的还有诺贝尔基金会董事、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将与应邀前来参加颁奖礼的数百名嘉宾，共同见证一个光荣时刻的到来。

我有过三次访问瑞典的经历。回望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历史，如果观察诺贝尔奖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获奖颇具戏剧感。1970年10月，瑞典学院宣布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的作品“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魅力，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然而，因为受到国内的压力，索尔仁尼琴缺席了该年的颁奖礼。1972年瑞典学院决定派常务秘书卡尔·吉罗前往莫斯科为索尔仁尼琴颁奖，后因苏联政府拒发签证入境而作罢。1974年12月10日，在时隔四年之后，索尔仁尼琴还是站到了瑞典学院的演讲厅，面对现场的听众发表了他的获奖演说。

“1970年，我们考虑把文学奖给索尔仁尼琴的时候，征求过瑞典驻苏联大使的意见，问他给索尔仁尼琴发奖会不会对他个人产生不好的影响。瑞典大使对我们说，对他个人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发奖；但发奖给索尔仁尼琴可能会破坏苏联和瑞典的外交关系。”

这是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声音。在紧邻瑞典学院的诺贝尔博物馆的更衣间，他换下蓝色的呢制风衣，准备进入博物馆的会议厅开会。我由旅居瑞典的作家兼翻译家万之先生陪同，等候在诺贝尔博物馆的前厅走廊，准备采访埃斯普马克。身材高大的埃斯普马克走来，我请他回答准备好的问题，包括请他谈当年对索尔仁尼琴获奖曲折经历的看法。

埃斯普马克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忆及索尔仁尼琴获奖的情境时，埃斯普马克说：“其实他（瑞典驻苏联大使）错了，后来事实证明对索尔仁尼琴是有影响的。学院当时给大使的回答是，也许可能会破坏瑞苏外交关系，但我们认为他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候选人。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文学评奖并没有听命别的什么人，更没有听命于政治和权力。”

“在这个大厅里曾经有许多获奖者在你们面前发表过获奖演说，然而，大概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多的麻烦。”索尔仁尼琴面对听众讲述他的三次麻烦，也感谢瑞典学院在1970年面对空座椅颁奖的盛情。“诺贝尔奖——这不是我的臆想，这是诺贝尔基金会的简写电报地址。诺贝尔奖的颁奖活动，通常是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或是华丽铺张的演出，一般来说要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获诺贝尔文学奖，似喜庆又非喜庆，似痛苦又非痛苦。整整两年我反正是过着慌乱的日子。”1973年12月，索尔仁尼琴在其自述《牛犊顶橡树》中回忆道。他谈到欧美国家的作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谈到苏联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无拘无束的国度里，作家荣获诺贝尔奖是全民族的胜利。对于作家本人来说，是生命的高峰、转折点。苏联对待作家荣获诺贝尔奖是漫不经心—或者不大张旗鼓地宣传，或者湮没无闻地毁掉。每逢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首先都将它作为政治事件看待。”索尔仁尼琴回忆道。

1974年12月10日，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终于站到了瑞典学院的演讲厅，在那里他面对现场观众，也向全世界的听众表达了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谢之意。“它帮助了我，使我在残酷的迫害中没有屈服。它帮助了我的声音的传播，使长达几十年之中人们对我的前辈一无所知的地方也听见了。它从外部给了我支持，没有它的支持我未必能够挺得住。”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

坐落于顿河

那些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

到斯德哥尔摩时，瑞典学院是我必去的地方。

每年的12月是这座城市最为荣耀和辉煌的时刻，大街上随处可见印有金色诺贝尔雕像的彩旗。此时也是圣诞将临之时，街上到处是晶莹璀璨的圣诞树和吉祥的圣诞老人。我愿意到瑞典学院所在的街区来漫步，愿意站在这座古老的灰色砖砌建筑如凭吊者般观看它的结构和风貌。在这个昼短夜长的北欧之国，在这座邻海的城市，倾听着航船悠长的汽笛声，沐浴着海风，呼吸着清爽的空气，安适、舒畅。

跟瑞典学院的院士斯图尔·阿兰面对面站在电梯间，能感觉到他均匀的呼吸。

这是1786年修建的瑞典学院的电梯。全木制，古旧而狭窄。拉开电梯护栏进去，里面的空间只能容两个人相对而立。有13年的时间，斯图尔担任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长，在此期间，每年到10月6日，他都会从瑞典学院的办公室走出来，推开演讲厅的双扇木门向等候在那里的新闻记者宣布文学奖获奖者的名字，记者们会将这获奖消息向世界各地发布。

演讲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文学演讲的地方，在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中，有很多杰出作家在这里发表过文学演说。2005年12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期间，我应邀听过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录制的文学演讲，当年他因摔伤腿不能到瑞典领奖；2007年12月10日，我访问瑞典，其时获奖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因88岁的高龄也无法前来领奖；2009年12月8日，再到瑞典时，我现场看到过流亡德国的前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的演讲，演讲结束的次日米勒在诺贝尔博物馆举办读者见面会，各种年龄层的男女读者捧着她的书排队等候着她的签名，秩序井然的队列一直排到大街上。

最初我是应斯图尔·阿兰邀请参观瑞典学院，包括会议室、图书馆、演讲厅，等等，看评委们的座席排序和他们投票决选时的情形。斯图尔耐心介绍，对任何问题都认真解答。他到过中国，应邀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斯特林堡诞辰100年纪念”，在论坛他做了“诺贝尔文学奖内幕”的演讲，解析诺贝尔文学奖100年来不断演进的“评价原则”和其中的秘闻轶事。

瑞典学院的每一代院士都对诺贝尔遗嘱说的这个评选标准有自己的解释。“在不同的时期我们会有新的评价。实际上战后那一代院士对作家的选择就更强调文学的标新立异，这成为我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的一个选择标准。那个时候我们的院士比较注重作家的标新立异，要有创新，要有突破。”斯图尔说。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历来颇多争议，主要不外乎是公正合理与否之类。按照诺贝尔遗嘱规定，文学奖应给予“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按照这个评奖原则，苏联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普宁。1933年，普宁出生于俄罗斯贵族家庭，自祖父起，三代人生活在俄罗斯中部草原——几乎所有俄国的伟大作家，从屠格涅夫到列夫·托尔斯泰都出自这一地区。1870年普宁出生于沃罗涅什，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父亲的乡间庄园度过的。青年时期因为写作，获得过俄国科学院的最高奖——普希金奖。1909年普宁被推选为该院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列夫·托尔斯泰也是其中一员。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普宁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熟知，他大部分时间在乡间，很少和文学界人士交往。1910年，普宁出版小说《乡村》，这是他诸多反映俄国社会的作品中的第一部，它体现了俄罗斯固有的复杂性及其一度既明朗又朦胧，但却总是悲惨的根基。为了逃避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普宁于1918年5月离开莫斯科，侨居法国，1953年在法国逝世。

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中也有一些宣布放弃诺贝尔奖的文学奖得主，斯图尔举出两个人的名字，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作家萨特。众所周知的情形是萨特的拒绝是出于自愿，他的理由是“由于他对作家的任务所持有的观念，他始终谢绝官方的荣誉”。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拒绝是因为恐惧而被迫做出的决定。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年），苏联诗人、作家和翻译家，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日瓦戈医生》，为此遭到官方的猛烈批判，并被作协开除。《日瓦戈医生》在帕斯捷尔纳克辞世后的1989年才最终在苏联出版。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成为苏联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以赛亚·伯林称帕斯捷尔纳克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他的诗在他自己的有生之年就成了不朽之作。他在俄罗斯的独特地位在其身后几乎是不可撼动的。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的出版给他带来了世界范围的声誉，那是自高尔基之后俄国作家还未享有过的殊荣。”

然而，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现的诡异状况也反映出其时的苏联国家状况。在这一年的10月25日，也就是在瑞典学院正式告知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两天之后，这位苏联作家给瑞典学院发来电报称：“极其感动，极其骄傲，极其吃惊，极其羞愧。”10月29日，又发来另外一份电报称：“鉴于此奖在我所属的社会中有一种含义，因而我必须拒绝这个已提出颁给我的当之有愧的奖励。请不要对我的自愿放弃表示不满。”

在这一年由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代为发表声明如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学院颁给了苏俄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因他不论在当代诗歌史上，还是在俄国的伟大叙述传统领域中，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帕斯捷尔纳克已经传话来，说他不想接受这项殊荣。当然这个拒绝丝毫未改变此奖的合法性。然而，瑞典学院只能遗憾地宣布，此奖的颁奖仪式不能举行。”

任何奖项都有人为倾向及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史上，对作家的选择也在“左”与“右”之间游移。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因其四卷本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苏共的官员和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成员，肖洛霍夫的获奖是官方乐见的，长期以来，他是苏共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其得势之时，正是苏联文坛经历过清洗和整肃之后，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是“笼罩在一种万马齐喑的奇怪氛围中”。瑞典学院的“诺奖”评委们对肖洛霍夫的选择引起巨大争议，然而到1987年，瑞典学院的“诺奖”评委们对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选择再度恢复了公众对它的信任。布罗茨基在苏联期间，曾经以“社会寄生虫”罪名被判五年强迫劳改，1972年被驱逐出境，对他的选择旨在表彰诗人“为艺术而英勇献身的精神”。

从萨哈罗夫到戈尔巴乔夫

作为挪威的首都，奥斯陆比斯德哥尔摩更靠近北极圈。

斯德哥尔摩颁奖典礼举行的同时，挪威首都奥斯陆同样上演着这个光荣的时刻。

我是乘坐火车从斯德哥尔摩抵达奥斯陆的。午夜启程，清晨抵达。

奥斯陆德拉门大街19号。看到一幢黄色小楼前诺贝尔的铜像时，也看到了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的标志。奥斯陆被冰雪覆盖着，街道和楼群看起来像一个晶莹的城堡。按照约定，诺贝尔委员会常务秘书长、诺贝尔研究院院长基尔·伦德斯诺德等在他的办公室里。

我两次前往奥斯陆访问，做诺贝尔和平奖的报道，一次是2005年12月10日，时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长，后出任埃及临时副总统的穆罕默德·巴拉迪获奖；一次是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与联合国气象委员会专员拉津德·帕乔里获奖。比起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其他奖项的仪式，和平奖的授予仪式较为简洁，通常在90分钟内结束。挪威王室、挪威的文化与政治领袖人物、外国使节和应邀的其他贵宾出席。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或另一位代表致辞，然后授予获奖者诺贝尔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管弦乐队齐奏欢庆乐曲，获奖者以自己的答辞表达对获奖的谢意。

在1971年到1990年之间，和平奖是在奥斯陆大学的礼堂内举行，仅有两次是在别处授奖。1978年为以色列总理贝京举行的和平奖授予仪式，出于安全的考虑，是在阿克雪斯城堡举行；1990年授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平奖改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此后，和平奖就一直在奥斯陆市政大厅举行。

“在一个仍然因冲突而四分五裂的世界上，我们正经历着戏剧性的变化。然而，我们还是有证据说明和平进程已经开始。东方与西方这两个大国集团已设法放弃它们危及生存的对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吉德斯克·安德森在授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平奖时如是说。

这是1991年回响在奥斯陆市政大厅的声音。戈尔巴乔夫发表获奖演说的时候就把场地移至市政大厅。“那不是对权力的敬畏，是对一个人的作为的尊敬。”伦德斯诺德说。因为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正在他的国家领导着一场“新思维”的革命。那时候，在他的身后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束，“铁幕”的撤除、德国的统一、苏美由对抗走向相互影响并朝向伙伴关系、军备得以控制。诺贝尔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的看重是因为他推动的和平进程，超越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分界，为解决那些紧迫的世界问题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在戈尔巴乔夫之后，站在奥斯陆市政大厅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发表演说的还有：曼德拉、德克勒克、安南和金大中。

伦德斯诺德的手掌只有两根手指，但是他的身材却很高大。开始访问的时候，伦德斯诺德习惯站起身，举起他的两根手指的一根，那是在他赞誉他热爱的那些和平奖得主的时候，当然他起身的时候不是很多。在伦德斯诺德的身后，有一扇朱红的大门。他在开启房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和平奖的家族。在那间房子的四面墙都整齐地悬挂着100年来和平奖得主的黑白肖像，看见我所知道的昂山素季、戈尔巴乔夫、图图、特里莎修女。“敬天爱人”是金大中在2000年留在这里的墨迹。伦德斯诺德推开一扇门的时候，对着里边的一个会议厅说：这个会议厅有100年的历史，1866年修建，1905年开始在这里颁发和平奖。1991年之后，和平奖颁奖仪式从这里移到奥斯陆市政大厅。

“我们需要一个柔韧的、多元化的、宽容的社会，这种社会可以选择性、实验性地对所有社会的经验作自由的、非教条主义的利用。我们必须好好地利用理性的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我们只是朦胧地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这是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在诺贝尔和平奖演讲辞的言说。在苏联历史中，除了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还有安德烈·萨哈罗夫（1921-1989年）。英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以赛亚·伯林在其著作《苏联的心灵》中作为词条介绍过萨哈罗夫。作为苏联科学家和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曾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物理学，在直接参与过发展苏联氢弹（1948-1953年）后，他表达了对核武器扩散的关注，并在1960年代发起《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运动。1975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萨哈罗夫却被剥夺政治权利，1980年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萨哈罗夫的健康恶化，戈尔巴乔夫批准他返回莫斯科。

“他一直活到看见柏林墙的倒塌，一个月后便与世长辞。”以赛亚·伯林写道。 seN0wxztoK0cdL/yW8YMscpZArjxHG7LtgmDYmM7jfmDVIyRw35j4RyJ1MCxQ7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