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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习俗，不同的朝代又有着不一样的具体规则。生活在古代可真是个技术活呢！
殷商时期，原始的“讳”就已经从原始图腾和宗教习俗中产生，喜欢占卜的商人们在卜辞里不会直呼王的名字。到了周朝，避讳开始有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一般分为尊讳和家讳，对天子和上级不能直呼其名，对家族中的长辈不能直呼其名。先秦时期，避讳时常以一种“原始禁忌”的方式出现，只有在一个人死去之后，人们才会避讳他的名字，这种对死亡天然的忌讳被称作“死讳”。
如果你生活在先秦时期，后世的文人们一定很羡慕你，因为此时的中国尚未形成政治统一的局面，避讳要求相当少，管控也很不严格：你只需避讳原字，不需要避讳同音字；双名中只需任意避开其中一个字的讳；就连写文章的时候也不用考虑避讳的问题，所以先秦会产生大批诸如《庄子》《诗经》等汪洋恣肆的浪漫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秦朝开始，皇权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避讳也逐渐变得严格起来。例如，现在“正月”的“正”读作一声，传说就是由于避讳秦始皇嬴政的“政”字。几千年过去了，“正月”的读音已然沉淀为中华习俗的一部分。
晋朝的避讳与权力关系和等级制度联系更加紧密。
西晋的避讳始于司马懿。在司马懿的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群臣给皇帝的奏疏中绝对不可直呼其名，必须避讳；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比他父亲“更胜一筹”，南朝刘义庆所写作的《世说新语》中曾经提到“王明君姿容甚丽”，其实这个王明君就是汉代与匈奴和亲的王昭君。之所以被改名，就是因为要避讳司马昭的昭字 。
由于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注重家族血缘和门阀士族，当时统治者也以孝道维护统治，讲究“以孝治天下”，所以家讳在这一时期变得严格，甚至比尊讳还要严格。对南北朝文人来说，家讳神圣不可侵犯，一旦触讳或遭受冒犯，“则痛哭流涕或反唇相讥，绝不姑息”。这种制度也催生了一批特殊的“家谱专家”，他们对各个家族的人员关系了如指掌，言谈举止从不冒犯，比如南朝宋大臣王弘，据说他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唐代避讳开始以字形的改变为重点。
俗字的流行促使帝王名讳用字的规避范围逐渐扩展到俗字, 不仅讳字的俗写字形要避讳,形体上与讳字有关联的部分俗字也在避讳之列, 从而产生了唐代特有的俗字避讳现象。关于唐朝的避讳，相信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不能吃鲤鱼”的故事了。由于唐朝国姓为李，全国上下都要避讳李的同音字。如果你敢吃鲤（李）鱼，发现了打六十板子，而且你也不准叫鲤鱼，你得管它叫赤鯶（音同“换”）公。
在唐朝，家讳、国讳都比较严格，甚至有不少人因此失去了当官的机会。
唐朝著名诗人李贺，一生不曾应试，据说就是与这个避讳有关。韩愈曾经写信给李贺劝他考取进士，李贺答应了。这时与李贺争名的人诋毁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是犯讳的”。李贺一听，就不再应试了。
宋朝是避讳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刚刚完成了礼法合一的避讳制度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内容和方式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法令完备，执行严格。
对于皇帝的旧名，历代王朝都不曾避讳，宋代开始纳入应该避讳之列，比如宋真宗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叫做赵玄朗的祖先，所以宋朝和清朝一样都讳“玄”字。
宋代避讳风气可谓达到了巅峰。宋朝有个州官叫田登，讳言“登”字，他命令百姓连同音字也不许提，谁要是触犯，必受重责，所以一州人都称“灯”为“火”，不敢有所触犯。元宵节晚上应该照例张灯，于是衙门大书通告:“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俗语就是出自这个典故。
明代的避讳制度，自永乐以来，一直都是比较宽松的，无论是民间还是皇室都是如此。
比如明宣宗朱瞻基，他刚即位就宣布自己的名字无需避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明英宗朱祁镇名字中有个“镇”字，但纵观整个明朝，“镇守太监”这个职务一直存在，并没有被改过名字；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期间，姓高的大臣人数亦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明朝避讳不严，但朱元璋个人的禁忌却很多。
朱元璋早年靠杀人放火起家，因此特别忌讳别人拐着弯骂他是“贼”。当年有地方官阿谀奉承，在贺表中称赞朱元璋“圣德做则”，由于方言“贼”和“则”同音，朱元璋便怀疑是讽刺他做过贼，于是将其杀死，真可谓“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
朱元璋年轻时当过和尚，因此也特别忌讳别人提起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规定臣民们的上表中不许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则又会惹得龙颜大怒，甚至连“医生”都改成了“医士”。
在清兵入关之前，满人的名字基本上都是音译，与元朝统治者类似，所以并不讲究避讳。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后，民间照样用福字，说福字。可到了康熙、雍正时候，避讳的风气又起来了，他们非常忌讳“清”、“明”这些字，开始大兴文字狱。
由于是异族统治，清朝的避讳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涉及到“虏”、“胡”、“戎”、“蛮”、“夷狄”等汉人对少数民族的蔑称，一律在避讳之列。朝廷修书或大臣奏本的时候，金朝时的“金贼”必须写成“金人”，辽朝时的“虏将”，也要改写成“辽将”，宋朝时的“胡虏之地”则改写成“异地”。
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的诗句“维民所止”为考题，结果被人诬告为“雍正去头”（维和止两个字是雍正去掉上面的部分），雍正对此大怒，倒霉的查嗣庭因此获罪，满门抄斩，家族被株连者达几十人，可见清朝文字狱的严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