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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为什么日本士兵的行为竟然完全脱离人类基本的行为规范？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鼓励这种失控行为的发生？日本政府是怎样参与其中的？日本政府对于从本国渠道获得的报告，以及来自南京大屠杀现场的外籍人士的消息，究竟有什么反应？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相关的日本历史谈起。
20世纪日本人的民族特质是由一种业已存在千年的社会制度锻造出来的，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等级的确立和维持是通过军事斗争实现的。千百年来，日本列岛上强大的封建诸侯雇用私人军队，彼此征战不息；到了中世纪，这些军队逐渐演变为日本社会独特的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即“武士的行为规范”）。为主人效忠而死是武士一生中至高无上的荣誉。 [1]
当然，这种荣誉规范绝非日本文化首创。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最先指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对其统治者应尽的义务是：为国捐躯，无上光荣。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学更进一步，对军事义务的界定远远超过了正当和适宜的程度。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严苛，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没能光荣完成军事任务，就要自杀谢罪：通常情况下武士要在多个证人面前实施高度程式化而又极端痛苦的剖腹仪式，大无畏地自杀身亡。
到了12世纪，在征战中获胜的家族（因此也是最有权势的家族）首领成为幕府将军，他雇用武士向天照女神的直系后裔（广受尊崇的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武士阶层获得了整个统治阶级的神圣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只有少数人遵循的武士行为规范逐渐渗透到日本文化中，成为所有年轻男子尊崇的行为典范。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削弱武士道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在18世纪开始崭露头角，并在现代战争实践中趋于极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神风突击队执行自杀式攻击任务，受过正规训练的日军飞行员驾驶飞机直接撞向美国战舰，日本青年这种誓死效忠天皇、随时准备献身的行为给西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且并非只有少数精英团体拥有这种宁死不降的信念，人们惊讶地发现，盟军投降与战死的比例是1∶3，而日军的这一比例则是1∶120。 [2]
另一种塑造日本人特殊品行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孤立，既包括地理上的孤立，也包括它自身的选择。15世纪末16世纪初，日本在德川家族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免受外国影响。这一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受外部侵扰，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完全隔绝，新技术无从传入，进而威胁了国家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一直停留在弓箭、刀剑和火枪的水平。
到了19世纪，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日本的控制，作茧自缚的日本再也难于自保，陷入了极度不安与仇外的绝望。185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米勒德·菲尔莫尔对日本拒绝开放通商口岸的做法极为不满，加上他以“白人责任论”（当时将欧洲扩张主义合理化的一种观点）的心态看待其他社会，于是决定派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前往日本，以终结其孤立状态。佩里仔细研究日本历史之后，决定以大规模展示美国武力的方式震慑日本，逼其就范。1853年7月，佩里派遣一支冒着滚滚黑烟的小型舰队开进东京湾——让日本人第一次见识了蒸汽动力。在六七十位手持刀枪、面目凶悍的侍卫簇拥下，佩里昂首阔步前往幕府将军的驻地，要求会见日本的最高官员。
说佩里的到访使日本人目瞪口呆实在太过轻描淡写了。关于此事，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这样写道：“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就如同宇航员宣布形状怪异的外太空飞行器正在飞向地球一样。” [3] 惊慌失措的德川贵族阶级匆忙藏好细软，召开会议，准备应战。但最终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接受美国代表团的要求。仅此一次造访，佩里不仅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各种条约，而且为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打开了与日本通商的大门。
此次蒙羞在日本这个傲慢的民族心中留下了强烈的怨恨。日本当权精英中，有人私下主张应该立即向西方列强宣战；其他人则主张谨慎行事，认为战争只会削弱日本而非敌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敦促领导阶层安抚入侵者，师夷长技，徐图复仇大计：
在机械制造方面，我们还无法与外国人抗衡，因此我们应该与外国保持交流，并学习他们的军事训练方法与战术，等我们（日本）各藩属国团结如一时，就可以走出去，将外国的土地分封给战功卓著的将士；这样，士兵们将争先恐后地表现其勇猛果敢，那时我们再宣战也为时不晚。 [4]
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公开流行，却颇有预见性。因为它不仅预示了日本将要奉行的战略，还描述了日本人长期以来认为生命属于国家而非个人的理念。
面对西方入侵，德川幕府没有明确的行动方案，于是决定观望等待——这一决定实际上宣告了其统治的终结。幕府将军安抚外敌的政策与其忠诚支持者的要求相距甚远，招致许多人的唾弃；鹰派反对者也对其大加批判，认为幕府将军对入侵的谨慎回应无异于向外国蛮夷卑躬屈膝。由于确信幕府已经失去统治资格，反叛各藩结成倒幕联盟，推翻了幕府统治，还大政于天皇。
1868年，倒幕联盟以天皇的名义获得胜利，并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旨在将日本从战乱频仍的封建割据国家转变为强大的现代国家。他们将崇拜太阳的神道教尊崇为国教，将天皇视为国家的象征，扫除地方割据势力，进而统一日本列岛。新的帝国政府决心最终战胜西方，因而将武士道精神作为全体公民的道德准则。来自国外的威胁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列岛的精神净化，这一时代后来被称为“明治维新”。此时日本全国上下回响着各种民族主义的口号：“天皇万岁！驱除蛮夷！富国强兵！”
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在科学、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迅速步入现代社会。政府选派最优秀的学生到西方国家的大学学习科学技术，政府还控制本国工业，创设兵工厂，建立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国家军队，取代地方割据的封建军队。日本还仔细研究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国防战略，其中最推崇德国的军事制度。但是，日本留学生带回的关于西方技术和国防战略的知识击碎了日本长久以来自以为是的军事优越感，使它陷入深切的不安，对将来向西方宣战时必胜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到19世纪末，日本已准备好大展拳脚，在其亚洲邻邦身上测试自己的新力量。1876年，明治政府派遣一支由两艘炮艇和三艘运输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前往朝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通商条约——此举不禁使人想起当年佩里强迫日本开埠通商的情景。
随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冲突。1885年签订的条约虽然确立朝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保护国，但10年不到，当中国试图平定一次由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朝鲜叛乱时，中日两国爆发了大规模冲突。1894年9月，双方宣战后仅仅6周，日本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在海战中使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增开4个通商口岸。这次战争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若不是后来西方列强的干预，日本原本会取得全盘胜利。战后日本获得的最大战利品——辽东半岛，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涉，最后被迫归还给中国。这进一步表明遥远的欧洲列强具有迫使日本就范的实力，但这只会激励日本痛下决心，努力在军事上超越西方宿敌。到1904年，日本的军队规模增加了1倍，并在军备制造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
这种努力发展军事力量的战略很快得到了回报。日本扬言不仅能在战争中打败中国，而且能打败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重新夺取了辽东半岛的旅顺港，并在对马海战中取得胜利，获得库页岛的一半和在东三省的商业优势。对一个过去50年来在西方羞辱中卧薪尝胆，同时又自尊自傲的国家而言，此次胜利实在令人振奋。当时一位陶醉于胜利喜悦的日本教授曾经这样总结整个国家的雄心壮志，宣称日本“命中注定要对外扩张并统治其他国家”。
多半得益于这些胜利果实，20世纪初期成为日本的黄金岁月。现代化不仅为日本赢得了军事声望，也为其带来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的钢铁和纺织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日本股价猛涨，暴发户应运而生，他们挥霍无度，纸醉金迷，举国上下一片奢靡之风。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即便是传统上深居简出的日本妇女，也开始在赌场和赛马场上一掷千金。
如果这种繁荣持续下去的话，日本社会或许会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成为遏制军国主义影响的中坚力量。但事与愿违，日本很快就面临其现代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前期成果瞬间化为乌有，整个社会陷入饥荒的边缘，日本由此走向战争之路。
20世纪20年代，日本繁荣的黄金时代落下帷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止了先前强大的军事用品需求，日本的军工厂纷纷倒闭，导致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大萧条”随之而来，美国奢侈品消费锐减，使日本的生丝出口贸易陷入瘫痪。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一方，但战后10年间，许多国际商人和消费者却刻意避免购买日本商品。尽管欧洲国家和日本一样，都凭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扩张了其海外帝国，但人们却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日本的扩张。由于西方人反感日本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更厌恶日本试图将西方式的殖民主义加诸它根据《凡尔赛和约》所控制的德国前殖民地，因此西方的金融家们选择将更多的资金注入中国。紧接着，由于《凡尔赛和约》规定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人民群情激奋，因而发起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些事态的发展进一步损害了日本经济，并促使日本人普遍认为自己又一次成为某种国际阴谋的受害者。
经济持续衰退对日本社会的正常运行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剧增，贫困的农民和渔民被迫卖女为妓。通货膨胀、工人罢工以及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使日本凄惨的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
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日益流行的一种论调是，日本需要通过征服新的领土来避免大规模饥荒。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口只有3 000万左右，到1930年却猛增到近6 500万， [5] 这使得日本越来越难以养活其全部人口。日本农民艰辛劳作，努力使粮食亩产量升至极限，截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农业产量已经陷入停滞。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迫使日本每年都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的大米进口增长了2倍。过去日本一直依靠纺织品出口收入支付粮食进口费用，但20年代末纺织品出口受到国外需求萎缩和市场竞争激烈的制约，并经常遭遇歧视性关税。
20世纪20年代，日本军队中年轻的激进分子不断论证军事扩张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问题。在《致青年人》（ Addresses to Young Men ）一书中，陆军中校桥本欣五郎写道：
为摆脱人口过剩的压力，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向外移民、开拓国际市场以及领土扩张。由于其他国家歧视日本移民的政策，第一扇门，即向外移民，已经对我们关闭了。由于关税壁垒和通商条约的废止，第二扇门也正在关闭。当三扇门中的两扇都已对我们关闭时，日本该何去何从？ [6]
另外，还有一些日本作家提到其他国家拥有的广袤领土，抱怨这是不公平的，尤其是这些国家没有做到地尽其用，未能达到日本农民实现的粮食亩产量。他们不仅觊觎中国广阔的土地资源，对西方国家同样虎视眈眈。日本军方的宣传人员荒木贞夫质问道，日本以142 270平方英里
的土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毛之地）养活了6 000万人口，而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却只需养活650万人口，日本为什么要满足于这样的现状？
这种反差是不公平的。在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美国几乎将优势占尽。荒木贞夫指出，美国不仅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还拥有约70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如果说西进太平洋是19世纪美国的天定命运，那么西进中国则是20世纪日本的天定命运。对日本这个高度同质化且自尊自大的民族而言，当时动荡的中国几乎唾手可得，这个国土面积辽阔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开发利用的对象。日本的野心并不仅限于亚洲。 [7] 1925年，即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签订限制主力舰条约，成为世界第三海军强国仅3年之后，日本民族激进主义分子大川周明就出版一本著作，不仅认为日本注定要“解放”亚洲，而且认为日美之间必定会进行一场世界大战。在该书最后一章，他犹如神祇般地预言了两强之间必有一场圣战，这一预言的灵验程度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他这样写道：
在新世界出现之前，东西方列强之间必有一场生死战。美国对日本的挑战就是这一理论的明证。亚洲最强的国家是日本，代表欧洲列强的最强国家则是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必有一战，不过只有上帝知道战争何时爆发。 [8]
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内部政治纷争，一部分人主张运用日本学习到的最新技术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另一部分人则期冀利用本国军事优势对外扩张和征服邻邦。这两种势力针锋相对，相互竞逐影响力。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狂热支持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要求建立军事独裁政府，限制个人财产，将产权收归国有，并控制亚洲。这些主张激发了下层军官的野心，他们出身农村，年轻气盛，自然不信任东京的政客，并迫不及待地渴望飞黄腾达。尽管这些军官之间长期钩心斗角，但他们却拥有共同的理念：推翻现存社会，彻底清除一切官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障碍，以实现他们心目中日本的神圣使命，即报复欧洲、称霸亚洲。
这些激进主义者逐步迫使政府中的温和派做出一系列妥协，但他们仍嫌变革的节奏太慢，于是开始密谋推翻政府。1931年，他们计划发动一场政变，但后来放弃。1932年，一伙海军军官在东京发动恐怖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但未能实现军事管制。
1936年2月26日，一小撮少壮派军官大胆发动兵变，并杀死数名政治要员。尽管这次政变使东京市中心瘫痪了至少三天，但最终失败，政变领导人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遭到处决。于是，权力从极端分子转移到政府中更谨慎的派别手中。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有权称霸亚洲这一问题上，即使是这些行事谨慎的人也认同某些少壮派军官的狂热观点。
一些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很快意识到，若想控制中国，必须加紧行动。因为有迹象表明，中国在1895年被迫屈服于日本之后，正不断尝试增强国力——这增强了日本扩张主义者完成使命的紧迫感。
中国的确利用过去20年的时间，将自身从一个分崩离析的帝国转变为奋发图强的共和国。1911年，革命军打败了清政府的军队，终结了清朝200多年的封建统治。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成功击败了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并宣布将废除列强强加给清政府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蒋介石领导的革命发展势头良好，威胁到了日本在中国东三省和蒙古的利益。因此，日本必须在中国强大到无法征服之前迅速采取行动。
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后，日本军方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变本加厉。1928年，日本策划了对东三省统治者、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暗杀行动，理由是他拒绝与日本全面合作。此次暗杀激怒了中国人民，他们组织了更多的抵制日货运动。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炸毁东三省南部铁路的一段铁轨，借此挑起事端。当爆炸未能导致火车出轨时，日本人又打死中国卫兵，并在世界媒体面前反诬中国军队阴谋搞破坏。这一事件给了日本人占领东三省的借口，他们将东三省改名为“满洲国”，并扶植中国末代皇帝、清朝废帝溥仪，组建傀儡政权。然而，对东三省的占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国民党活跃分子的激励使这种情绪更加高涨。双方情绪日益激愤，终于在1932年爆发了流血冲突。当时，上海民众袭击了5名日本僧人，并造成其中1人死亡。日本立即进行报复，轰炸上海，造成数万名平民死亡。日本在上海滥杀无辜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作为回应，日本自绝于国际社会，并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
为了准备与中国不可避免的战争，日本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训练士兵。 [9] 男子从小就接受训练，以备将来到军队服役。在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日本的玩具店简直成了战争神社，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军装、步枪、高射炮、军号和榴弹炮等军事玩具应有尽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描述，男孩们将竹竿当步枪，在街上玩打仗游戏。有些孩子甚至将木棍捆在背后，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执行自杀任务的“人肉炸弹”，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日本学校的管理方式就像小型军营。事实上，有些学校的老师就是军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要征服亚洲，并作为最优秀的种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协助国家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是每个学生的责任。他们教年龄较小的男孩操作木制模型枪，教年龄较大的男孩使用真枪。学校的教科书成为军事宣传的工具，有一本地理书甚至以日本的国土形状作为扩张的理由：“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亚洲的先锋，勇敢地朝太平洋挺进。与此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部侵略。”
[10]
老师还向男孩们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在心理层面为他们将来入侵中国作准备。有位历史学家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故事，当老师要求一个敏感的日本男孩解剖一只青蛙时，这个男孩吓得哭了起来，老师用指关节敲着他的头大声咆哮道：“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两百个中国佬呢！”
然而，尽管日本人实施了类似的各种心理训练，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待中国的态度十分矛盾。与对待朝鲜的态度不同，日本对中国并非完全的种族蔑视：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中国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源泉，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20世纪早期的混乱局势深感恼火。策划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曾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岁月里，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都曾接受日本人的帮助和教育。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庚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帮助中国建设医院，而且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更是发自内心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军队中的中国问题专家通常都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对中国非常了解。”
然而，这些知识和训练却几乎没有传递给普通士兵。
日本学校中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晚期，日本文部省大臣宣布，开办学校并不是为了学生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日本人培训小学老师的方式与训练新兵相差无几，师范生们需要住在军营中，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和思想教化。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其中规定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不仅约束教师和学生，而且适用于全体日本公民。《教育敕语》其实是军人道德规范的平民版本，将服从权威和无条件效忠天皇视为最高价值。日本所有学校都将《教育敕语》副本与天皇肖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拿出来宣读。据说，不止一位老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结巴而自杀，为亵渎该圣文谢罪。 [11]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变得高度军事化，并日益僵化。一位访客在参观某所日本小学时，看到数千名小学生排成完美的队形、步调一致地摇旗行进，不禁发出惊喜的赞叹。
[12]
很显然，这位访客只看到了纪律和秩序，却没有看到为确立和维持这种纪律和秩序实施的虐待。
在学校，教师像具有虐待狂倾向的教官一样，打学生耳光，对学生拳打脚踢，或以竹棍、木剑抽打学生，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学生被迫背负重物，跪在地上，或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奔跑，直到力竭倒地方休。当然，极少有家长出于愤怒或关切来学校参观，因而难明真相。
如果学生立志当兵，服从权威的压力就更大，恶毒的欺辱和无情的长幼尊卑秩序往往扼杀了士兵心中任何残存的个人主义精神。服从被奉为最高美德，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理想被甘当体制螺丝钉的价值观取代。为了磨灭士兵个性，使之服从集体利益，上级军官或年长老兵经常无故打新兵耳光，或者用粗重的木棍将他们痛打一顿。根据作家土盐入谷的说法，军官经常用这样的话为他们的恣意体罚辩护：“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把自己累得双手红肿流血是疯了吗？”
有一些年轻士兵因不堪如此残酷的肉体折磨而死，有些自杀身亡，而大多数则经受住了锻炼，仿佛淬炼过的容器，被军方灌输了一系列新的人生目标。
对有抱负的军官而言，训练更是严苛。20世纪20年代，所有军校学员都必须修完位于市谷的军事学院的全部课程。那里营房拥挤，食品匮乏，教室没有暖气，更像监狱而不是学校。日本军校的训练强度超过大多数西方军事学院
：在英国，一名军官在经过1 37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45小时的课外自学后就可以获得任命；在日本，标准的要求则是3 38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 765小时的课外自学。军校学员不仅每天都要坚持超强度的身体训练，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外语、数学、科学、逻辑、绘画和书法等课程。所有课程的终极目标都是实现完美，获取胜利。最重要的是，所有日本军校学员都必须确立“永不言败的信念”。由于军校学员对任何失败的暗示都极为恐惧，为了降低自杀率，考试结果都秘而不宣。
军事学院如同形单影只的孤岛，与世隔绝。军校学员既不享有隐私权，也缺乏任何锻炼个人领导才能的机会。他们的阅读材料都经过了仔细审查，而且他们没有任何闲暇时间。历史和科学的内容被歪曲，将日本塑造成一个超级种族。一位西方作家曾经这样评论日本军官：“作为年轻人，在易受外界影响的几年间，他们与外界的一切娱乐、兴趣和影响完全隔绝，他们所生活的狭小圈子里充斥着日本是特殊民族、日本军队独一无二的宣传。日本的民族心理本来就与我们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军官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差距更大。”
1937年夏，日本终于成功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同年7月，一个根据条约驻扎在中国天津的日本军团在古老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休息时，有人朝黑暗中的日军射击，随后日军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于是，日军以此为借口，在该地区显示武力。日本军队挺进到卢沟桥附近的宛平城外，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以进城搜寻失踪的日本士兵。在遭到中方指挥官拒绝之后，日军炮轰了宛平城。
7月底，日军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京津地区。8月，日军侵犯上海。第二次中日战争已经不可逆转。
但是，征服中国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日本的预期。仅驻扎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人数的10倍，而且，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领袖蒋介石派出最精锐的部队投入这场战斗。1937年8月，当士兵人数达35 000人的日本增援部队试图在上海码头登陆时，日本军队遭遇了第一次挫败。 [13] 中国士兵从一座隐蔽的炮台向日军开炮，炸死数百名日军，其中包括良子皇后的一个表兄弟。在接下来的数月间，中国军队英勇地保卫着这座大都市。令日军懊恼的是，上海的战事进展缓慢，他们需要逐条街道、逐个防御工事地向前推进。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方领袖就曾大放厥词，并且坚信日本将在3个月内征服全中国。 [14] 然而，仅在中国一座城市的战事就从夏天拖到秋天，又从秋天拖到冬天，这彻底粉碎了日本轻易取胜的美梦。中国——这个拥有淳朴民族的国家，尽管缺乏军事科学知识，也没有接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却顽强地遏制了强大的日军。当11月上海最终沦陷时，恼羞成怒的日军心态日趋邪恶。据说当他们向南京进发时，许多人心中都燃烧着复仇之火。
[1] Tanaka Yuki, 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 (Boulder, Co.: Westview, 1996), pp. 206–8. 根据田中的观点，现代日本人出于个人目的而败坏了古代武士道的规范。最初的武士道规范要求武士必须为正义事业而牺牲，且不是死于无意义的琐事。但在“二战”期间，日本军官却因最荒唐的原因而自杀，如在背诵武士准则时出现了结巴。武士道中的忠诚与勇敢被盲从和鲁莽所取代。
[2] Meirion Harries and Susie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 vii.
[3] Samuel Eliot Morison, “Old Bruin”: 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 1794–1858 (Boston: Atlantic–Little, Brown, 1967), p. 319.
[4] Delmer M. Brown, Nationalism in Japan: An Introductory Historic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5), p. 75. (Italics mine.) (Brown's citation: Satow, trans., Japan 1853–1864 , or Genji Yume Monogatari, p. 4).
[5]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p. 189.
[6] W. T. deBary, ed.,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New York, 1958), pp. 796–97, quoted in ibid., p. 189.
[7] Ibid., p. 393. 关于当时许多日本极端主义分子对美国的野心，更多资料参见 Records of the Deputy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 1882–1954,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Division——Naval Attaché Reports, 1886–1939, box 525, entry 98, record group 38, National Archives. 早在1932年12月，一份美国海军情报官员的报告就注意到，日本最畅销的书籍通常都以战争（尤其是美日战争）为主题。该报告及其他文件分析了以日本侵占美国为主题的日本书籍、文章、手册和演讲的内容。其中许多此类出版物取了诸如《空袭阿拉斯加》、《突袭夏威夷》以及《进攻加利福尼亚》之类的题目。以下是美国海军情报档案中关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一些宣传案例。（下述人名直接来源于英文报告，可能会有拼写错误）：
——水野上尉（K. Midzuno）的演讲，不仅透露日军制定了空袭夏威夷的战略，而且预见了美国空袭东京的可能性。
——中岛健（Nakadzima Takesi）在《危险中的日本：太平洋海军大战》（Japan in Danger: A Great Naval War in the Pacific Ocean）一书中描述了日本通过海战和空袭成功发动对美战争的情景。
——海军中将左胤次（Sesa Tanetsugu）在《不断增长中的日美危险》（Increasing Japanese-American Danger）一书中写道，他相信日美冲突不可避免。
——田中池崎（Ikedzaki Talakta）在《注定的日美战争》（The Predestined Japanese- American War）一书中，汇集了以日美不可避免的战争为主题的文章。一篇发表在报纸上的书评称赞该书“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并让读者相信“如果日本拔剑出鞘，虚伪、傲慢的美国必将无力应对”。（February 3, 1933, report, p. 260）。
[8] Delmer Brown, Nationalism in Japan , p. 187; see also Okawa Shumei, “Ajia, Yoroppa, Nihon (Asia, Europe, and Japan),” p. 82, translated in “Analyses,” IPS document no. 64, pp. 3–4 (italics added).
[9] Tessa Morris-Suzuki, Showa: An Inside History of Hirohito's Japan (New York: Schocken, 1985), pp. 21–29.
[10] 转引自Ian Buruma, The Wages of Guil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4), pp. 191–92.
[11] Harries and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 p. 41.
[12] Iritani Toshio, Group Psychology of the Japanese in Wartime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1), pp. 177, 191.
[13]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New York: Morrow, 1971), p. 11.
[14] 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47. 陆相Sugiyama曾预言：“在三个月内击溃中国人，他们就会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