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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地方过去是，直至现在也仍然是我的基金会。
1991年12月30日，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在司法部注册，基金会主席是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创办者是以院士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为首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国际基金会俄罗斯分会，以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为首的对外政策协会，以院士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为首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基金会以及俄罗斯公民М.С.戈尔巴乔夫、Г.И.列文科和А.Н.雅科夫列夫。我是基金会主席，我在改革方面的战友列文科和雅科夫列夫是副主席。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指示，前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建筑转交给基金会使用。建筑的花销，与基金会的活动一样，没有任何来自国家方面的物质保障。
俄罗斯，还有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许多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文科学主导方向的专家、社会活动家表达了要参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的意愿。
按我的想法，基金会应该分析苏联民主改革的进程，发表与它的历史、成就和错误相关的材料，消除臆测、诋毁、篡改，澄清这段历史。接下来，必须对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最重要的生活进程、它发展的可能方案和选择进行研究性调查。最后，研究的第三个重要方向是，俄罗斯在其中存在和发展的国际进程。
叶利钦没有反对我的意图，似乎高兴地签发了相应的指示。说真的，与此同时，他担心地问我是否打算把基金会变成反对他的反对派组织。我说，只要俄罗斯继续进行民主改革，我的反对派立场就无从谈起。相反，我会支持和捍卫改革。但是他害怕我这方面的反对派。我想，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移交总统文件时他的声明，他说“根本不可能谈”苏联总统不受审判和侦讯的事。他说：“如果您觉得自己有罪，那趁您还是总统的时候，最好还是承认。”
我没有请求得到任何“总统的保障”——无论是向叶利钦，还是向他的继任者。叶利钦过分敏感地理解了这一点。
顺便说，叶利钦本人离职时，通过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的特别命令给自己争取了总统不受侵犯的保障。而那时，没有不受侵犯的保障，我已生活了二十多年，工作着并捍卫着自己的信念。女儿伊琳娜与我在一起，1999年起，她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
到基金会来工作的是苏联总统机关我最亲近的同事和助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瓦季姆·扎格拉金、维克托·库瓦尔金等。他们全是高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拥有功勋称号和学位。转到基金会工作的还有我技术方面的助手，常任速记员——伊琳娜·瓦季娜和塔马拉·莫卡切娃。他们所有人作出的决定都是无私的，凭着信念，绝不是为了追逐金钱和奖赏，他们在基金会的工资比在国家机关要少得多。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工作时，无论谁都没有挣得富丽堂皇的石砌宅邸和奢华的餐具，也没有国外的账户。
那时或是稍后来到基金会的有：社会科学研究所前研究人员亚历山大·加尔金、尤里·克拉辛、弗拉德连·洛吉诺夫、伊琳娜·马利科娃、叶卡捷琳娜·扎瓦尔济娜，科学研究所前研究人员瓦连京·托尔斯特赫、叶列娜·马丁诺娃，基金会现在的执行经理奥尔加·兹德拉沃梅斯洛娃。
基金会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基本的资金来源是我演讲和出书的报酬，以及个人的捐款。支付给工作人员的报酬是微薄的，与庞大的俄罗斯官僚机关的官员的收入无法相比。而不久前，在国内许多公民生活很不容易的情况下，这些官员又大幅提高了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