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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住宅私有

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娃于1991年12月28日与莫斯科政府住房政策委员会签订合同。根据符合《俄联邦住房基金私有法》第7条的合同,他们各自对他们占据的柯西金街的住宅拥有相同份额的所有权。该住宅总面积140平方米,其中居住面积65.1平方米。公民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娃照管和修缮私有住宅的费用由自己负担。过去苏联总统的警卫人员曾住在这套住宅中。

女公证人保证在1991年12月29日办好关于住宅私有的合同副本,她惊讶地问我的助手:“难道真的戈尔巴乔夫现在私有的只是这套实际上面积不大的住宅吗?”而我们过去住的、急着要腾出来的公家的总统住宅,据人家告诉我,叶利钦本人看过,但他不喜欢。后来得到新政权的允许,它被几次转售。

……就在那一天,我在离职后第一次接受了意大利《新闻报》和《共和国报》记者的采访。

意大利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自我感觉怎样?”我回答:“作出决定后,通常会轻松些。生活条件的改变不会吓倒我——我和我的家人不是娇生惯养的人。”《新闻报》的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抓住机会提了几个原则性的问题。

基耶萨: 您像过去一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吗?您认为社会主义依然是可以相信的计划吗?

戈尔巴乔夫: 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戴着社会主义面具的斯大林主义。失败的是消灭一切差异的模式,不是各种探索。我则相反,觉得自己是集体探索公正、自由和民主的参与者。人类将继续这种探索,会有宣扬各种理想的流派参加其中。

基耶萨: 可以想到,您引用的是萨哈罗夫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 是的,两个世界趋同的理论。像他这样的人的思想、他们的道德威望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基耶萨: 您是否觉得自己内心很安宁?如果事情进展得不好,您是否害怕变成“替罪羊”?

戈尔巴乔夫: 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当执政的政治家失败了或者未能掌控局势时,会竭力把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问题上,狂热地寻找一个人,把自己的错误归到他名下。不能什么都排除。

无论是俄罗斯的还是外国的记者都对下面的问题感兴趣:我是否打算领导反对派?

我所持的意见是,我没有丝毫理由转向反对派:无论是从政治观点还是从国家利益来说。让戈尔巴乔夫反对俄罗斯的改革政策,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可以提建议,说出意见,但是我赞同改革的基本方针,并声明我们应该支持俄罗斯的领导人。

“我甚至无法想象有转为反对派的念头。反对什么?民主改革吗?去反对自己吗?戈尔巴乔夫不是这样的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在总统岗位上的最后几星期,几乎在所有的采访中我都说过这一点。对叶利钦也说过这一点。

12月26日晚上,在“十月”饭店——新政权将它更名为“总统”饭店,我出席了我的新闻供稿处为记者举行的告别招待会。

记者们,俄罗斯的和外国的,用掌声迎接了我。两个多小时,我回答问题、签名、接受无数美好的祝愿。

下面就是我说的主要内容。

现在应该把一切政治爱好,也许甚至是分歧,放到一边。最首要的是帮助国家推动改革。

这是主要的。我也请我的同事,首先是肩负国家重任的人,这样去做。这也涉及我们的外国伙伴,因为未来几个月发生的一切会决定整个世界的进程。我们想保留改革的方针。我们想使改革继续下去,使民主得以巩固。因此我请我们的外国伙伴帮助支持我们的国家,也许,甚至要逾越某些东西……因为对大家来说代价是很大的。我必须实际地——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所有方面——把支持俄罗斯放在第一位。它的作用将是巨大和重要的。

记者们问我有什么计划。正像这些日子里对所有的谈话者说的那样,我对他们说,无论是在原始森林还是在境外,我都不打算隐瞒。我不会离开政治和社会生活。像原先那样,我认为尽一切可能促进俄罗斯的民主改革是我主要的事业,现在它已经具有新的性质,“新思维”得到了世界的肯定。我希望我建立的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将为这些目标服务。

12月27日上午我计划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我决定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接受最后一次采访。他们已经在那里等待了。

在驶近克里姆林宫时,有电话打到轿车里,报告说:“一早叶利钦、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哈斯布拉托夫就坐在您的办公室里,饮酒作乐,喝了一瓶……”

叶利钦急不可耐地要占据总统办公室,这里被管理克里姆林宫事务的人称为“高峰”。他等不及,离12月30日还有三天就与自己的“伙伴”提前占领了“高峰”。他们举办自己人的威士忌酒会庆祝胜利——那些人两年后在摧毁人民代表大会的行动中朝彼此开枪!在他们迫不及待地出现前,就有人赶快把苏联总统的最后一些个人用品用小推车运走了。从那时起,我再没有到过那间办公室…… 2KwRbMejt480N01fDVowqtVLP8U1e75GySthDaSUYXQ1xOTzC/mNIc10LhAfFH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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