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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8日，许多通讯社和媒体在新闻中发布了一条通告：“‘苏联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去世。’这条通告出现在俄罗斯新闻通讯社的官方推特上。他享年八十二岁。目前官方没有证实这条消息。”
俄通社——塔斯社记者安德烈·卡尔普柳克（以前在国际文传电讯社工作）给我打来电话。我与他保持接触已经多年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常给您打电话，但这个电话，请相信，是不同寻常的。”
我感觉到他声音中含着一种笑意。
“也就是说有不同寻常的缘由给您打电话。”
“你要讲什么？”
“是这样，俄罗斯新闻通讯社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去世了，在圣彼得堡。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我回答。我们俩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九分钟，新闻就销声匿迹了。第二天，我收到了通讯社的来信：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我们无比遗憾，黑客利用您的名字制造了又一场损害媒体的喧嚣的运动。那是卑鄙的信息，它是通过窃取我们通讯社在社交网络上的账号并将伪造的有关您的信息放到网上而引起哗然，为此请接受我们深深的歉意。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们认为不光是一场博弈或胡闹，而且是犯罪，必须追究。俄罗斯新闻通讯社向司法机关递交了对俄通社推特账号遭窃取的申诉，我们将竭尽所能对这一事件以及过去所有的虚假信息进行仔细调查。
窃取俄罗斯新闻通讯社账号，最大的媒体被用来传播虚假信息，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但是这一起事件太严重，太不道德，太无耻。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知道，我们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们心情尤为沉重地意识到，发在俄通社账号上的攻击涉及您。信息挑衅、伪造的企图还会继续，对此我们已有准备。我们请您和所有的读者相信，我们将竭尽全力及时地反击它们。
我与俄罗斯新闻通讯社早就有联系。2013年春天，我在通讯社楼里对一大群青年做演讲，题目是《人改变政治，还是政治改变人？》。我谈了自己的生活、迫切的问题、俄罗斯走向民主的艰难道路——它还得去走的道路。大家用心地听，提了许多问题。那一天令人难忘：在与青年的交流中，我总是怀着美好的感情。
这件事就是这样的……
这种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挑衅背后是什么？戈尔巴乔夫已经“被埋葬了”多少次？为什么？我有答案。
有人想算改革的账。主要的手段就是造假。诬蔑。肆无忌惮地捏造和歪曲事实。在那些年月是这样，现在也还是用这种武器与我斗争。
我很容易记起这种“斗争”的例子。
在1990年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不知为什么会让某位萨日·乌马拉托娃发言。她要求把不信任戈尔巴乔夫这一问题放进会议日程。代表们不接受这种攻击。1991年4月的中央全会也安排了这样的“心理攻击”，我被迫宣布：“我离开，尽可以一下子当两个，三个甚至五个政党的总书记。”当时政治局恳求我留下来……
后来一次是借会见英雄城市的代表之机，参加会见的各级党的领导讨论“酝酿成熟的问题”——怎么推翻戈尔巴乔夫？1991年夏天，我会见各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讨论新联盟条约的草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强力部门的三位部长提议重新分配总统的权力给总理和强力部门。没有一天，一星期听不到“反对改革者”普罗哈诺夫等人的夸夸其谈。
今天他们还在散布荒谬的流言，制造虚假信息在网上传播，在电视上放映充满谎言、恶毒捏造的“纪录片”。
摘自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网页：
2008年8月底，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中身居高位的巴维尔·博罗金在《共青团真理报》的采访中对戈尔巴乔夫和德国前总理科尔公然进行诽谤。在与赫尔穆特·科尔联系之后，戈尔巴乔夫得到了他的确认，上述博罗金的言论“纯属捏造”。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诉诸法律。我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并在《共青团真理报》上辟谣，该文如下：
辟 谣
2009年1月28日
2008年8月29日第127期（24154）《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不实的报道。
2008年8月29日第127期《共青团真理报》和网址http://www.kp.ru/daily/24154/369892刊登了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务秘书П.П.博罗金的采访，标题是《巴维尔·博罗金：如果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加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我也准备喝掉三升酒》。据巴维尔·博罗金所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对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东欧”请求“给自己的基金会一亿美元，给谢瓦尔德纳泽基金会一亿美元，给另外一个同志的基金会一亿美元”。
该报道正如赫尔穆特·科尔告诉巴维尔·博罗金这事一样，是不符合事实的，其目的是玷污戈尔巴乔夫的人格和名誉。
《共青团真理报》
2009年1月28日
我妨碍着俄罗斯当权者。现今俄罗斯上层采取的方针是巩固自己的“永恒权力”，以保证他们不受监督的统治和物质福利。为他们服务的媒体污辱改革，把脏水泼在承担着变革和选举这样宏大和有风险的事业的人身上，而这个国家负载着数十年都未曾解决的众多问题。
可以用而且正在用“自由”这个词的不仅有想讲真理或寻求真理的人，也有揣有卑污的心和不怀好意的人。
至今仍令我惊讶的是一些人的背叛，而这些人我曾经信任过，曾经与他们共同工作多年。最有力的证明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它打通了通往国家崩溃的道路。
经历艰难危机几个月后，将近1991年8月时，反危机纲领制定并通过了，波罗的海的几个共和国也表示同意。制定新联盟条约的工作也完成了，8月20日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应该签署条约。秋天，我们计划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想使党转向社会民主和改革。当然，在任何情况下，后面的事必然是不容易的，但是我深信，假如没有政变，是可以避免随后毁灭性的混乱的。
确实，民主是艰巨的考验。1989年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得到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一方面，84%的候选人是苏共党员；另一方面，数十名党的官员未能当选。选举者对他们不信任。党的干部中的反对派强烈地抵制改革。在公开的斗争中，我的反对者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们就走向了政变。
政变失败了，但是它为分裂主义分子、激进分子、极端分子打开了道路。其后果举不胜举。联盟国家解体，实际上所有的共和国都背离了民主，经济上一团糟，最贪婪和不择手段的人利用了这一点，几乎把其他所有人都变贫困了，民族间产生冲突，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发生流血事件，最后是1993年10月炮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
常常有人问我，我是否觉得要对一切负责任？有人说，1991年底，在《别洛韦日协议》
之后，我应该“更坚决地行动”。我现在回答：我曾经为了统一的国家斗争到最后一刻。不能让形势滑向国民冲突，甚至可能是国内战争。很明显，这对于一个装满了武器，不仅是常规武器，而且还有核武器的国家意味着什么。因此在经过认真严肃的思考之后，我作出了决定，即使在今天，我仍认为它是在那种情势下唯一正确的决定——我宣布，停止履行苏联总统的职责。
致苏联公民
1991年12月25日
（苏联总统的电视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同一国籍的人们！
由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在苏联总统岗位上的活动。我是基于原则上的考虑作出这个决定的。
我坚决主张各民族的独立、自主，主张各共和国的主权。但同时也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留国家的完整性。
事态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我不能同意分解国家和分离国家，但这条路线占了上风。就是在阿拉木图会见和作出决定后，对这一点我的立场也没有改变。此外，我坚信，应该在民意的基础上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
但是，我将尽我所能使那里签署的协议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和谐，减轻摆脱危机的困难，使改革的进程不那么艰难。
作为苏联总统，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们讲话，我认为对1985年以来走过的道路说出自己的评价是必须的。何况对这个问题有不少矛盾的、表面的和不客观的意见。
命运是这么安排的，我成为国家首脑时就已经明白，国家有问题。资源很丰富：土地、石油和天然气、其他自然资源，还有智慧和人才。上帝没有亏待我们，而我们的生活比发达国家差得多，越来越落后于它们。
原因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在官僚指挥体制的束缚中，社会窒息了。国家注定要操纵意识形态和承受军备竞赛的可怕负担，已经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
局部改革的一切尝试——有不少——一个接一个，但都没有成功。国家失去了前景。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次也没有后悔没有利用总书记的职责再“统治”几年。就算这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吧。
我明白，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开始这么重大的改革是十分艰难，甚至冒险的事。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也深信1985年春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
国家革新和世界共同体根本变化的过程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但是，应该对做过的事作出正确的评价。
——社会得到了自由，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摆脱了桎梏。这是最主要的成果，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还没有学会使用自由。但是我们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取代了苏联政府，它不可能使国家早日富足安康和繁荣昌盛。
——在民主变革方面有了突破。选举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政权机构的代表性、多党制成为现实。人权被公认为最高原则。
——开始迈向多种结构的经济，确立了各种形式的所有制一律平等。在土地改革的框架内开始重新产生农民、出现农场，千百万公顷土地交给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生产者的经济自由获得了合法地位，企业家的活动、股市、私有化开始加强。
——在经济转向市场时，必须牢记这么做是为了人。在这艰难时刻所做的一切应该是为了给他们社会保障，这特别关系到老人和孩子。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
——结束了“冷战”，停止了毁坏我们的经济、社会意识和道德的军备竞赛和国家疯狂的军事化。消除了世界大战的威胁。
我想再一次强调，在过渡时期，为了对核武器保持可靠的监督，我做了一切努力。
——我们使世界了解我们，摈弃干预别国事务、在境外使用军队的做法。回报我们的是信任、团结和尊重。
——在创建以和平、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文明方面，我们已成为主要支柱之一。
——人民，各民族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来选择自己的地位。对多民族国家民主改革的探索使我们即将缔结新联盟条约。
陈旧、衰腐、反动的势力——以及原先的党政组织，经济部门，还有我们的习惯和思想成见，平均主义和依赖别人的心理的抵抗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变化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经历激烈的斗争。这股抵抗的势力碰上了我们的偏执、低水平的政治素养、对改革的惧怕。这就是我们失去了许多时间的原因。在新的体制开始运作之前，旧的体制就已瓦解了。社会的危机加剧了。
我了解当时艰难的局势引起的不满，以及对各级政府和我个人活动的尖锐批评。但是我想再次强调：在这样大的国家，而且还有这样庞大的遗产，要进行根本的改革不可能没有痛苦，没有困难，没有动荡。
“八月政变”把全部危机推至极点。在这场危机中最致命的是国家的解体。我们的人民失去伟大国家的国籍至今仍使我难以心安——对所有人来说，后果都是非常沉重的。
维护近年取得的民主成果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是我们饱经整个历史的痛苦和悲痛得来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否认它们。否则将会埋葬掉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
我说这一切是诚实和直率的。这是我的道德义务。今天我想向支持革新政策、参与民主改革的所有公民表示感谢。
我感谢国务活动家、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千百万境外的人们——那些理解、支持我们的意图，迎合我们，与我们真诚合作的人们。
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离开自己的岗位的。但是也怀着希望，怀着对你们，对你们的睿智和精神力量的信任。我们是伟大文明的继承者，现在它的振兴，它向现代化的、名副其实的新生活的迈进，依靠的是大家，每一个人。
我想衷心感谢这些年与我一起捍卫正义和美好事业的人们。也许本可以避免某些错误，许多事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深信，我们的共同努力迟早会结出果实，我们的人民会生活在一个繁荣和民主的社会里。
祝你们大家一切如意。
《别洛韦日协议》是一个大骗局。此外，它也是参加者，特别是俄罗斯一方的自我欺骗。他们希望他们想出来的独联体会成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没有成功。形式上写进协议的有关协调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的条款马上就被置之脑后了。我一再提请议员们负起责任——他们应该为选民服务，对他们负责，而不是为政治冒险分子服务。这可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实际上全体成员，其中有今天对国家解体感到伤心的共产党员，欺骗了国民，批准了《别洛韦日协议》。为什么我们忘了这一点？
我竭尽全力阻止的事发生了——联盟国家被毁了。在总统岗位上活动的最后日子，我认为我的作用在于不使这件事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导致经济联系和人们的联系割断，导致解体过程加速。我利用我的国际关系，呼吁西方的领袖们帮助俄罗斯。在与布什、密特朗、梅杰、科尔的通话中，我谈过这一点。
——应该帮助独联体，首先是俄罗斯。目前这是主要的事。请抛弃因循守旧的态度，支持旨在改革的努力……
我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共青团真理报》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关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令我吃惊。1500名登上山峰的人中，有200人左右死了，而且大部分是在下山时遇难的。人们尤其容易在征服高峰后的第一段行程中马上死去。
那些登上山峰的人并不一定能胜任下山的挑战。
* * * * * *
……国家生活和我个人生活中的新阶段开始了。我没有幻想——面临的将是困难、苦恼。谎言和诽谤像潮水一样劈头盖脸打在我身上。经济困难日益增大，要寻找“替罪羊”，候选人——就是他！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是什么支撑着我，是什么使我没有屈服或者“被压垮”？
支撑我的是我恪守的坚定原则、生活道路上获得的斗争经验，以及性格。
支撑我的是我最亲近的人——首先是赖莎，我全家。支撑我的还有朋友和改革年代的战友，以及我后来接近的人们，他们不为利益，而是凭信念在工作中，在新的行动计划中帮助我。
但是支撑我的首先是对改革的信念，坚信它是历史的必然，这副担子不轻松，但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扛起来。尽管有错误和过失，我们却把国家带出了历史的死胡同。我们给了它自由的初步经验，解放了人们，使他们有可能凭自己的智慧生活。我们给“冷战”、核武器竞赛画上了句号。
对于我来说，那时很重要，今天依然重要的是我的许多同胞理解这一点。因此，在序言之后，我想援引他们的一些信件。它们是我不认识的人写来的。
我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