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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压力不断加大。他们要求我参加危险本质越来越清楚的“苏共案”的闹剧。我决定，我应该公开——以向宪法法庭递交公开信的形式——表明我的立场。下面是它的全文：
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宪法法庭的成员们！鉴于你们作出决定，传唤我于9月30日作为证人出庭，我想做以下声明：
对现在的案子，当时我已经阐述了自己的立场，还有不同意出庭的理由，好像是得到理解的。但是，既然由于某些原因法庭还是作出了传唤我的决定，我认为以公开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想法是必要的。
宪法法庭是俄罗斯重要的民主机制，我深深地尊重它，然而，我认为出席由它主持的该案的诉讼是不可能的。宪法法庭接受审理诉讼，就被卷进了不合乎其性质的活动中，变成了政治对抗的人质，这将给它的威望带来损害，同时会使国内的社会——政治形势恶化。因此，从诉讼程序的观点来看，无论这诉讼进行得多么专业，它也不可能不具有政治诉讼的性质。它被反对派力量利用为自己狭隘的政治利益服务，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了。
一方竭力破坏局势稳定，企图逐渐为党的领导，苏共中央书记处、党的其他机构的某些成员恢复名誉，而这些人曾支持1991年8月的政变甚至是直接参与者。政变给民主改革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破坏了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阻碍了反危机纲领的实施，举行了旨在结束党的民主改革的非常苏共代表大会。
另一方失去了实施自己方针的社会支柱并寻找“替罪羊”，把我们的历史押上“被告席”，以证明党的违宪性。这样的企图可以成为一种信号：压制异己思想和重新制造一种氛围，允许对持不同政治观点和信念者进行迫害。在骚动后举行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我表示坚决反对这样的态度并坚持这一立场。
还有一点。从道德上考虑，我也不能出席这一诉讼。现在社会处于危急状态。冬天将近，人们忧虑重重——怎么解决食物和供暖问题。从目前的形势看，经济改革没有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千百万人已经经受了贫困。当今的领导是否有能力干事、今后打算执行什么政策以及俄罗斯是否真的能与联合体的其他国家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忧虑日益增长。
这一切悬而未决，无论是怎么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还是怎么在改革道路上顺利前进、摆脱危机，都无法考虑。重启实质上已进入死胡同的诉讼程序的企图使它具有一时的轰动性。这不是别的名堂，而正是竭力要把公民的注意力从真正性命攸关的问题上引开。现在需要的不是社会分裂，不是唆使人们互相迫害，而是团结，联合改革的民主力量。
作为俄罗斯的公民，我尊重法律和国家的宪法。作为证人，我参加过检察机关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苏共财务活动的调查，与检察员见面，提供证词，我想，我没有留下让人怀疑我不尊重法律的口实。
然而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参加政治诉讼，它只会产生不良后果。对于我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
至于历史，无论它多么令人悲伤，把它变成法院审理的对象，我觉得这是没有希望的。这样的企图过去已经有过，除了令人发窘，没有任何结果。
尊敬的宪法法庭！我希望，我阐述的理由和想法，以及我的道德立场，会得到应有的理解。
致敬
М.戈尔巴乔夫
1992年9月28日
我给宪法法庭的公开信引起了这种企图的倡导者和执行者极为强烈的反应，因为它揭示了这种企图主要的、让人出丑的内涵——审判前苏联总统。法庭作出决定，“正式责成”我“出庭提供证词”。法庭庭长В.佐尔金指责我藐视法庭。法官中的一位，后来成为俄联邦司法部长的Н.费奥多罗夫威胁，因我拒绝出席，宪法法庭要对我提起刑事诉讼，虽然法律中有关这种行为没有规定任何处罚，但还是对我罚款100卢布。他们似乎忘了法律系每个大学生都知晓的罗马法时代就有的经典原则——“没有法律，就没有罪，没有罚”。即使是在21世纪，也应该向某些俄罗斯法官和法庭经常大声提醒这一经典原则。
最后，事情弄到宣布前苏联总统“不准离境”的地步。这个通告是由宪法法庭新闻站发布的。也许是他们突然忘了，也许是相反，他们决定提醒大家苏联时代禁止离境的效果。而冲破和摧毁那些禁令和禁令之墙的不是别人，正是前苏联总统。
10月3日，我给宪法法庭、俄联邦外交部和安全部去信，请求告知是谁、在哪些法律准则和条款的基础上采取的措施，而这些措施触及我的公民权利、职责和合法利益。我收到宪法法庭对我的询问的回复：“宪法法庭作出的所有涉及您利益的决定会呈送给您。其余的文件可以在宪法法庭上直接了解。”
从这个答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决定不是在宪法法庭作出的，他们无法以文件形式向我出示决定。显然，相关部门的措施只是在《电话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已经不合法了。
10月7日早晨，没有预先通知，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大楼被警察包围和查封。他们不放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进去上班。大楼门口聚集了一群莫斯科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对他们来说，查封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是轰动的新闻。
人越来越多，在车里有人告诉我，很快骑警队就会来。我请求把我的警告——保持平静和秩序——转告大家。车驶近基金会大楼，我不由自主地处身于临时安排的记者会上。我推测，发出事实上没收基金会财产的命令是由我对俄罗斯总统的尖锐批评引起的。我把当政者的行为看作是示威性的恣意妄为。我说，似乎政权瘫痪了，因此试图用这样的措施表现一下自己。
谈到俄罗斯的状况时，我说，把俄罗斯抛进野蛮的市场后，当局并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什么。不错，是应该走向市场，但是应该逐步地做这件事，要顾及民众的利益。看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妨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我也谈到了宪法法庭，它承担了审理“苏共案”的工作，虽然这根本不是它的事。人家是用此案来组织政治斗殴，而这时联邦在震颤，经济状况继续恶化。
后来弄清楚了，之前俄罗斯总统下令大楼及财产由基金会使用，但1991年12月23日他的命令变了，要把它们交给俄联邦政府属下的财政部管理。给财政部的指示是，根据合同租给戈尔巴乔夫基金会800平方米的场所。而从前基金会在这幢楼里占有3500平方米。
国有资产部门的官员与基金会的行政人员开始谈判。当局的代表没有立即同意，但最终允许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他们工作的地方，以便收拾自己的业务材料和个人物品。
所有这一切是在报界代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这时当局的代表开始请求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使报界平静”，把已经传遍全世界的丑闻平息下来。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工作人员都尽自己所能安抚了报界代表，告诉他们，基金会打算只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抗议当局的横行霸道。
鉴于俄罗斯当局的行动，基金会发表了声明：
由于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没收基金会正是根据这位总统的指示占用的场所，我们表示坚决抗议。这一切是以非常方式进行的，没有事先通知，更不用说讨论，就用警力包围基金会大楼。在损害劳动权、公民权的情况下，不准基金会工作人员到自己的工作地点工作。这显然说明了，这剥夺了基金会正常进行自己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和俄罗斯利益的活动的权利。
以解决财产问题为掩饰，实施的是目的明确的政治行动。我们明白，基金会的问题与俄罗斯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这一反民主的行动不能看作别的，而正是当局活动中日益明显的专横倾向的表现。明天这样的恣意妄为可能会发生在执政圈不喜欢的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身上。
我们声明，基金会将继续开展符合自己章程和符合与俄罗斯及外国的科学和政治机构缔结的协议的活动。
我们向所有俄罗斯的和外国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我们把它看作是反对践踏民主原则、建立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斗争中的重要部分。
禁止我出境的馊主意变成想出它的那些人的耻辱。
10月9日，法国大使皮耶尔·莫列利访问了我们的基金会。受弗朗索瓦·密特朗委托，大使向我表达了同情和支持。大使转达了法国总统对基金会工作顺利的祝愿和对我在合适的时间访问法国的邀请。
从报刊的报道中知道，在伦敦，俄罗斯外交部部长А.科济列夫与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和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会见时触及了“戈尔巴乔夫话题”。科济列夫称同时“临时性禁止”前苏联总统出境和对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采取措施是“不成功的巧合”。
后来发生了下面的事。由于前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去世，他的朋友，还有德国当局向我转达了参加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葬礼的邀请。多年相识和积极合作把我与他联系在一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向俄罗斯当局请求，让我去德国出席维利·勃兰特的葬礼。
这时《电话法》发挥了作用——同时我也明白了，站在禁令后面的是谁。
宪法法庭庭长告诉报界，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找他，请求同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去德国参加前总理维利·勃兰特的葬礼。佐尔金说，宪法法庭认为戈尔巴乔夫去国外与“人道性质的情况相关”，在此之前或之后都可以听取他作为证人的证词。“但是宪法法庭仍不放弃自己的决定，要传唤戈尔巴乔夫到庭提供证词。”佐尔金补充说。
那时，一份份损害戈尔巴乔夫名誉的黑材料接连不断地投向了报纸。一切都用上了。又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远东击落韩国客机的悲剧，又是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又是“八月政变”，最后是“最近轰动一时的事件——向波兰人和世界隐瞒卡廷悲剧
的真正罪人”。
可正是我在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莫斯科时向他转交了苏联历史学家找到的档案文献，这些文献证明了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在卡廷森林里的暴行。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报道了这件事，苏联方面对斯大林主义严重罪行之一的卡廷悲剧表示深深的歉意。
在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前的几天，我向叶利钦转交了苏共中央的秘密档案，其中有三千只“特别的文件夹”，我也转交给他保存在那里的政治局文件，那上面有斯大林及最接近他的人在1940年3月贝利亚的呈文上的批示，呈文带有枪决几千名波兰战俘的附件。当时，1991年12月，我们议定，叶利钦将把这些文件转交给波兰方面。只是不得不猜想，为什么叶利钦在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1992年夏访问莫斯科时没有这样做。也许，他保存它们正是为了上纽伦堡法庭反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
尽管对我施加压力，但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我表示准备与宪法法庭庭长见面，但是这不在“诉讼程序”的范围内。我这样做并非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名声和性命受损。没有了总统的保障，我对一切都做好了准备。我遵循最高程度的原则性观念，认为把司法制度和宪法监督用于政治目的是违法的、不道德的。我认为，这等于视专横为政治，破坏了现代国家体制和文明的坚实基础。
显然，瓦列里·佐尔金明白他的行为把他自己赶进了死胡同，于是他在电视上发表了于法官不容许、于我是侮辱的讲话：“我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用自己的缺席出庭给自己签了判决……也许，我公开了自己的，这么说吧，想法是违法的，但是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戈尔巴乔夫以他现在的资格实际上已成为俄罗斯不需要的人。”
我抗议宪法法庭庭长的讲话，根据有关法律，我要求有机会回应这些指责并以同样的形式，有同样的记者群出席，通过电视直播来阐明我的立场。
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董事长奥列格·波普佐夫借口俄罗斯电视频道播放的瓦列里·佐尔金的记者会“并非由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发起”和组织，拒绝向我提供电视直播。他声称，原则上不排除“在通情达理的范围内”，用录像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播放戈尔巴乔夫的回答，但是最近不可能，主要出于“技术原因”。
这就是自己行为不自由，也不准备采取原则立场的人身上发生的事。他们的技术不知为什么出毛病，他们公司以及他们自身失去了相当重要的东西……
围绕着“苏共案”的辩论，犹如国内的整个社会——政治气氛，越来越不容异见，专横霸道。互相敌视、渴望惩治持异见者和政治上的对手成为进行斗争的党派、集团的主要武器。后苏联时期第一年的整个进程真是一天天地使我得出一个结论：事情趋向于新的转折，从改革开始的民主进程将倒退，也许，甚至转向完全失败。
我决定一有公开讲话的机会就要讲这一点。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机场，记者们在那里等我参加完维利·勃兰特的葬礼回来。“政敌的复仇，报复，”我说，“这不仅仅是损害戈尔巴乔夫的名誉。这是精心设计的布局，其目的是掩饰缺少经过深思熟虑的、长远的政策。我认为，叶利钦总统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对国内生活的迫切问题没有作出建设性的答复。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中断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这对于我国、独联体、欧洲，对于大家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总统还是政府，他们自称是民主派，却不愿意听取任何人的意见，不理会大家的想法。然而时代要求所有爱国的、改革的力量团结起来。我不希望叶利钦失败，而是希望他能找到与所有对继续顺利地进行改革有兴趣的人合作的模式。无视这样的合作，总统会遭遇失败。”这话我是在坦克向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大楼射击前不到一年的时候说的。
而“苏共案”以“一场空”告终。我深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我采取的立场造成的。关键的原因不是个人性格，而是最终宪法法庭不得不同意原则性意见。
法庭得出唯一可能的合法结论：必须停止审查苏共，因为1991年8月到9月“苏共实际上已解体”并失去了全苏联范围的组织的地位。但是，难道不能一下子作出如此显而易见的决定，不搞喧嚣的政治运动吗？
“苏共案”组织者的挑衅意图被制止了，但是，在关注发生的事件的同时，我难以摆脱一种感觉：这一切不会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