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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政变”一周年之际，许多记者请求采访，于是8月17日我邀请他们参加记者会。今天，多年后，我可以说，这样的周年纪念已经有过多次了，每次都能找到臆测、污蔑、诽谤的借口。而那时这还刚开始。不久前还在悔过认错的政变分子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有关事件的新说法，目的只有一个——洗刷自己，玷污戈尔巴乔夫。那时他们冒险行动的后果越来越明显。在记者会上我首先说了这一点。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我说，是犯罪的冒险行动，莫斯科和国家的公民拒绝了它，结果却帮了反对联盟国家维持统一的人的忙。我也把俄罗斯当局归入破坏联盟的同谋者之列，因为在1991年12月它破坏了曾经加入过苏联的主权国家缔结新联盟条约的可能性。
我在回答新政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时说：“要走到这一步，必须成为白痴和疯子。”但是我警告说，日益增长的大规模的群众性不满会促使产生绝不会是民主的力量。
我接着说：“我认为，今天的政府输在戈尔巴乔夫当时输的地方：在关键的政治问题上落后了。”
我也说到了，我们今天把改革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各种机构，而它们大规模的出卖行为令人震惊。“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在美国出了一本指南，其中列出了我们新政权及其他机构领导人员的姓名，以及他们在决定问题上有多大作用。”
我的话是尖锐的，但是很遗憾，后来事实表明它们切中要害：“打着‘人民私有化’的幌子暗中想的是劫夺百姓：给大家一个月或半个月的工资，那些大肆盗窃、大肆抢劫的人从百姓手里收购有价证券，先是侵占经济上的，后来则是政治上的权力。”
必须说说报界不体面的作用。“我向人民发出的呼吁常常被压制，避而不提，如果刊登什么，也是压缩了的。所以报界也成了帮凶，它俯首听命也只是为了活下去。”
我声明，俄罗斯必须有一个紧急措施的纲领。“需要一个经济改革的新纲领，把所有民主爱国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在同心协力的基础上才可能作出大规模的、治本的决定，使社会稳定，防止分裂和局势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