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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国内形势的发展很复杂。改革越来越多地按“休克疗法”的方案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是为经济体制与俄罗斯不同的另一类型国家开的，但是我们的改革家却几乎把它当作灵丹妙药来接受。在有的地方它是发挥作用了，但是不无代价，在俄罗斯实施这个方案导致生产急剧萎缩和群众性的贫困。后果之一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不久前还无条件支持叶利钦）与总统团队（他们要“坚决”继续执行“休克疗法”的方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4月份，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些矛盾几乎达到爆发点。
叶利钦追随者及谋士中的激进派建议他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叶利钦没有走这一步，并在代表大会上做了相当心平气和的讲话。而在代表大会后，他声称结果是成功地保住了改革的方针。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会上，我发言说：“假如总统照建议去做解散代表大会，社会上将发生一场悲剧。”
这一次成功地避免了糟糕的事。但是政府坚定地执行的路线本身却越来越让我无法赞同。还是在那次记者会上，我说：“是的，时代需要强硬的措施，但是不能不顾死活地采取这种措施。已经把人赶进过集体化、工业化，现在又在赶进‘私有化’——过去和现在做这一切据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说，现在坚决的政治家的形象被过分颂扬，“但是我怕坚决的人们，他们能毁掉最近七年所做的一切。必须从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可能性出发”。
但是越往后越明显地看出，总统和他的团队决心不顾一切地走下去。经济对他们的“坚决行为”的反应是加速崩溃，人民的生活越发艰难。看来，就是那时产生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转向市场”上引开的想法，于是就想出了“苏共案”。
导火线是一群代表——党的工作者向宪法法庭提出，请求审查叶利钦解散苏共和俄共的命令的合法性。作为回应，宪法委员会秘书奥列格·鲁缅采夫递交了一份针锋相对的请求书，要求审查苏共本身的合法性。法庭决定一起审理两份请求书。这样，“苏共案”的故事就开始了——从一开始就是有害的想法，它致力于分裂俄罗斯社会。
5月底，叶利钦会见宪法法庭会议上他的代表——国务秘书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最高苏维埃成员谢尔盖·沙赫赖、智力财产通讯社社长米哈伊尔·费多托夫。他提出了把“苏共案”变为“新慕尼黑”的想法。同一天，谢尔盖·沙赫赖在记者会上肯定了这一意图。而在宪法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组织者的意图更明确了，实质上是要把“苏共案”变为“审判戈尔巴乔夫”。
毫无疑问，这是企图利用俄罗斯的司法制度作为政治斗争中施加压力和挟嫌报复的工具。我已经不用说对苏联历史和“苏共”“给予法律评价”的荒谬用意了。
我的决定只有一个，并且坚决不变：我不会参加这种荒谬的游戏。那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我。甚至我的某些战友也说：应该尊重法庭，找到参加“诉讼”的可能性和形式。但是这意味着一下子要应付“两个队”，这“两个队”都想把所有的不幸归罪到戈尔巴乔夫身上，以此洗刷自己。我指的是前苏联的反动派和叶利钦的极端激进分子。听命于他们就意味着加重社会紧张程度，使它分离成对立的“阵营”，把它的注意力从似雪球般越滚越大的严峻问题上引开。
不用怀疑那些日子叶利钦发出的信号，他的意图是贬低我，至少是迫使我沉默。6月2日，总统的新闻秘书В.科斯季科夫声称：“前苏联总统最近的言论对政府和总统越来越具有教训的意味，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声明不能看作有别的意图，它正是试图加剧政治紧张，实质上是破坏国内的社会——政治稳定。”总统新闻秘书的声明接下来说，鲍里斯·叶利钦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类似言论的危险性和偏执性，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合法措施不让改革的方针遭受损害”。瞧，俄罗斯改革的威胁原来来自这里！
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新闻服务部的声明中，我表达了对这种“警告性攻击”的反应：
戈尔巴乔夫在最近几星期不止一次地要求与自己谈话者，包括外国谈话者，把注意力放到俄罗斯稳定和改革成就的极端重要性上。他强调，面对严重的困难应该保持承受力。与此同时，他指出：“有些人十分感兴趣的是让开始的一切都成真，叶利钦和政府会有成就。他的提议与这种人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戈尔巴乔夫认为，俄联邦总统新闻秘书声明的调子是不能接受的。他表达了对俄罗斯必须进一步团结和加强改革派力量的信念。
叶利钦团队那时积极准备着宪法法庭的诉讼。总统利益的代表团被委托给了接近叶利钦的官员们，为首的是国务秘书布尔布利斯。诉讼前夜他公开表示相信法庭作出的决定将“有助于继续叶利钦团队的改革”，他肯定宪法会禁止苏共，这“将是俄联邦通向正常国家体制的道路”。
从一开始，宪法法庭的“苏共案”的宗旨和内容就是有争议的和政治性的。随着诉讼的开始，我再次处于仿佛是“交火双方中间地带”的境地。确切些说，是处于“左派”和“右派”激进分子同步进行的密集的政治和宣传攻击之下。
《日子报》是形形色色反对改革的势力的喉舌，它要求把戈尔巴乔夫放到被告席上，认为他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的倡导者，同时要求释放政变的所有参加者。
叶利钦方面用“采取措施”、损害名誉进行威胁，还编织阴谋，目的是迫使我离开本国。各方面的人都想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捞取资本，使社会不去注意自己严重的失败和自己政策造成的后果。
7月29日，就是我根据原则性的理由宣布决定不参加宪法法庭包含政治动机的诉讼的第二天，俄罗斯联邦财政部作为监督检察机关，建立了专门委员会以监察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财务管理活动。
委员会由俄联邦财政部总监察员领导下的十名有经验的监察员组成。它开始全面检查基金会的财务文件。在正式开始工作后五个月和做年度预算总结前大约半年，他们做了这一切。很显然，没有“最上面”的示意，不可能采取这样离奇和异常的行动。这一事实的背景是巨大的经济和财政震荡，多国的金钱和财富被偷光、官僚胡作非为、国家经济和国家机关的所有领域腐败盛行，这些雄辩地说明了当时俄罗斯政权的性质、道德和精神状态。
遗憾的是，即使现在类似的现象也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