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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总统后时代生活逐渐走上轨道，工作计划表排得满满当当。有许多来自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的国外演讲邀请。许多时间花在准备出行上。我与学者们、顾问们商量，准备在德国议会和美国国会发表重要的演讲。同时，有人继续用各种“控告”——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啦，花“苏共的钱”啦等等，企图使我心灰意懒。有人很需要这样做！对早就被遗忘的代表别洛泽尔采夫这类人传播谤言，可以不予理会。但是这样的造谣中伤出自俄罗斯总统之口，我就向俄罗斯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要求进行实质性调查。
3月15日，在莫斯科的媒体代表会上，总检察长斯捷潘科夫在回答国际文传的总统通报的撰写记者安德烈·佩尔申时说，根据我的要求，检察长进行了调查。无论是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的材料中，还是别洛泽尔采夫本人，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说到这里，总检察长宣布，发给戈尔巴乔夫相应的文件。
我与总检察长也谈了“苏共案”。我没什么要隐瞒，一开始就很明白，这个案子有许多凭空捏造的东西。我看出来，有人企图利用司法机关和法院反对我，但是我仍然认为表现出对它们的尊重很重要。谈话是有礼貌的，没有说起任何类似禁止出境这样的“限制措施”。我们约好第二次见面的时间。
第二次见面是在4月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以下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称，他准备与检察院合作以弄清“苏共案”的所有事实。据戈尔巴乔夫所言，他想以到检察院之举表示，尊重法律应该成为我国“所有人的准则”。
戈尔巴乔夫说，检察长在谈话过程中没有对他提出任何具体的指控。他怀疑调查能否查明隐瞒苏共财产或把苏共财产非法转移到别国银行的事实。
关于“苏共案”，我也回答了《消息报》记者В.别雷赫和В.鲁德涅夫的问题：
《消息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关于党的财务问题已经说得很多、写得很多了……但大家都在等您的话。
戈尔巴乔夫：坦率地说，报纸和谈话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渲染、太多的臆测。在这里，我支持调查组的努力：最终应该弄清一切，画上句号。但是不应该由此制造出轰动一时的消息。一定要把调查的结果传达给人们。在党的财务问题上不应有任何秘密。
而且最近也没有秘密。当然，过去苏共的预算是不公开说明的，甚至不是所有的党员都了解我们的收入和支出。但是在党的二十八大上，我们向共产党员公开了党的全部预算。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怎么对待这些钱的。起先党的资金似一堆死物躺在银行里。后来我们减少了党员的党费，自然也就失去了部分收入。是相当重要的部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填补亏空？我们开始学习生意经：精简中央和州委机关，把党的钱用于实业，流通起来，让它们为党带来收益……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做这事的内行吗？
《消息报》：但是关于“苏共案”，据说有营私舞弊……
戈尔巴乔夫：恰恰就是这个“据说”。围绕着我的名字已经有那么多传闻了，对不起，简直是诽谤。请随便用什么手段查吧：调查，采取行动，媒体。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还有人企图利用公开苏共的档案来反对我。新政权的宣传家们断言：“一旦公开苏共中央的档案，就会找到有碍戈尔巴乔夫名声的文件，全世界都会震动。”
就在3月份，档案公开了，莫斯科现代文献中心举行了发布会，该中心是在苏共中央档案室的基础上建立的。会上宣布，苏共档案“反映了1991年8月前，苏联政权机构的情况”，其中1.6亿多份文献将对实际上想了解它们的任何人开放。
媒体报道：
在发布机构组织的标有“绝密”字样的展览会上，展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其中包括1990年的记录，党的领导人、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军事首长的人事档案（如Э.谢瓦尔德纳泽、Г.朱可夫、К.罗科索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列宁、约瑟夫·斯大林、尼基塔·赫鲁晓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党证原件、登记卡片，还有其他文件。
今天——过了二十多年，对这个报道可以补充什么？许多重要的文献“漂到了”外国档案中。这样至今也没有找到有碍戈尔巴乔夫名声的文件。也确实是这样：在黑暗的房间里很难找到黑猫，何况那里根本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