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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整个1月份，我都在写《1991年12月。我的立场》。这本纪实性的书叙述了“八月政变”后我为拯救苏联所做的努力。在书的简介中，出版社指出：“戈尔巴乔夫把读者带入1991年12月——对国家和前苏联总统个人的命运有着重大意义的月份——的氛围。作者的解说和思考把谈话片断、访问、电话记录、声明和其他文件结合成一体。”
写这本书，我付出了很大精力，首先是情志。要知道一切还历历在目，还翻腾着，让人心忧着。但是我有极大的愿望——要讲出那个时期的真相，对一切作清醒的分析。
在《致读者》中，我写道：
最近几个星期我读了许多有关各种事情的文章——通情达理的和批评指责的，有理有据的和无根无据的，平和冷静的和怒气冲冲的。其中有许多讲的事是真实的，但是更多的是凭空臆造或杜撰的……
我想让人们知道我在12月的事件进程中的立场，因为对大部分公民来说它是未知的。我的论据不合许多人的心意，因此他们违背公开性的原则，对我的讲话或者避而不提，或者删减压缩得不成样子。
这些事件的根延伸到我国久远的时期和改革年代。但是今天已经可以讲出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社会的解体，它在“八月政变”后集结了一切破坏力量。即使现在还可以听到有人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为了防止国家解体，保住国家的完整。而有人企图把叛乱说成是意欲保护民主改革成就的行为。这一切是臆测。阴谋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不惜采取最极端的措施保留和恢复旧秩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分子的行动打断了联盟协议的签订，破坏了反危机纲领的实施，阻挠了苏共改革的进程。
在书出版前的最后一刻，我决定对它作一补充——就当是第二篇前言。在主题上最合适的，我觉得是1991年3月8日我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在慕尼黑的演讲。下面是最重要的部分：
在改革期间，当然犯了一些错误，包括策略上的失算。这是始终存在的。但是我想指出一个原则性的因素，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正确理解它就能解释许多事情。我说的是政治和道德的相互关系。
还是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当时刚有一个改革的概念，刚有一个初稿，改革构思的轮廓本质上是对整个社会深刻的革命性改造，我对自己起誓并公开声明：我要尽一切努力，使我们国家的首次社会变革和平地、没有流血地、不分裂成“红”与“白”、“黑”与“蓝”地进行。不使一方靠消灭自己的对手、消灭所有不同意自己的力量而取得胜利。要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社会的政治文化正是这样的。但是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不可能建成、革新我们的社会，达到改革框架内提出的那些目标。
“新思维”作为改革的哲学建立在全人类价值之上，而不是始终导致对抗、分裂、斗争的阶级的立场之上。我现在也坚信，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在整个改革期间，我所持的正是这个立场。我认为，这不是软弱的表现，相反是力量和决心的表现。
有人责备总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但是问题不在于权力，不在于利用这权力。问题在于他的道德立场。既然我们承认在经济、政治、整个社会生活中多元论的合法性，那就必须结束用行政手段，用强力解决摆在社会面前的问题的立场。这也是一门学问，我们还没有彻底了解它。应该边干边掌握它，而这并不那么容易。
对于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我们需要蕴积起巨大的信心和毅力，有了它们就不会放弃初始的选择。
我回想起我们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有趣的例子。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刚开始执政时，谁在他身边？斯佩兰斯基，俄国的改革者。而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末年，是谁掌控着政权？阿拉克切耶夫。阿拉克切耶夫推行军警暴虐统治，阿拉克切耶夫制度。这就是在环境的压力下改革者起了变化！与他们开始想做的、追求的背道而驰。
将自己的道德立场坚持到底是最困难的。但是我决心不放弃我作出的这一最主要的政治选择。道德选择。说到底，我认为，总统的这种“踌躇”、他的“迟缓”（我都用了引号），也就是我的策略、我的方法，使在社会中积聚力量有了可能，正如现在说的，这种力量为保留和推进民主改革建立了基础。
有时候我得以脱身去剧院。受奥列格·叶夫列莫夫之邀，1月27日我与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出席了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的晚会。1月29日，我们参加了在电影之家举办的《独立报》的庆祝活动。这是我离开总统岗位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与许多人见面。我与一些人握手，与另一些人谈天、回忆往事、讨论问题。在改革年代，知识分子代表的行为举止是各不相同的。后来我与那天在电影之家的许多人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晚会是公开和自由的。俄罗斯的历史道路充满曲折，应该珍惜和保卫改革的这个成果。在聚会者面前我谈到了这一点。
2月28日，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我会见了来自民主党派的年轻人，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社会知识中心的听众。大部分参与者来自民主和人民的政党“自由俄罗斯”。
青年政治家们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主要的是，使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后来流行起来并常常变为各种政治阴谋的所谓“政治手腕”，而是国家的现实问题，它的改革道路。我支持这样的观点：
内行的民主政治家不会采用“暴民政治”，而蛊惑家恰恰挑唆“暴民政治”。在这一点上，今天我们的极“左”和极“右”分子走到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执政的或在政权左右的我们的民主派的态度非常奇怪。
我还说了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你们知道，我赞成叶利钦政府在继续进行民主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反之——等待我们大家、俄罗斯的将是不幸。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继续坚持新的政治思维，继续执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方针，而不是重新发明一切，如布尔布利斯声称的那样，仿佛历史是从1991年12月才开始的。不能重复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情势，当时民主派争论不休，互相斗争，而同时希特勒却攫取了政权。
向我提的众多问题之一是土地所有制。在与土地有关的事情上轻率决定造成的过失是很严重的。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说：“我主张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共存，集体的、农场主的——只要实践证明可行。顺便说一下，在西方传统的农业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个体农民经济是被引入合作联系网中的。”
在《共青团真理报》的采访中，我谈了1992年最初几个月国内形势的发展。2月份，政府对政策做了某些修正。到月底，这就在形势上反映出来了——它已不那么严峻了。我肯定这一点，因为我从来也不持有“越糟越好”的观点：“我很高兴，一个月前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我对政治危机的预测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依我看，俄罗斯的领导人，总统抓住了现实生活的脉搏。”
但是在发行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我应该放开喉咙对全国讲讲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人及支持他们的人围绕着我的名字开展的诽谤活动。我处于一种荒谬的境地：报复主义者要求揭露民主派戈尔巴乔夫，而激进分子则要求揭露党阀戈尔巴乔夫。没有一份报纸，没有哪一天是不损害戈尔巴乔夫名誉的。
我回答两方面的人说：
遭遇失败的反动派妄图使社会回到改革前的时代并开始败坏所有改革设计者的名誉。这与人们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正好凑在一起。他们利用紧张的局势，在我身上寻找一切灾难的原因。
通过你们的报纸，我向世界上所有的银行家宣布：我允许你们公布有关我国外存款的数额和日期的信息。公布吧！
关于戈尔巴乔夫想去境外，留在那里并靠存款生活的流言已经超过了我能容忍的限度……让他们别指望吧。我不会逃到那里去。我过去在这里生活，将来也还在这里生活。虽然许多人希望我别回来。那永远也不会发生。
12月，人们对苏联总统的立场缄默不言，现在则想歪曲我的立场。在一封信中，有人劝我自尽；但在几百封信中，人们支持我。在我觉得我能对国家有用的时候，我不会沉默。1974年，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开始撤销受贿分子的警察职务，当时舍洛科夫就试图压住我。那时我已是政治局委员，他们硬搞出对我的指控——这是一位内务部副部长临死前对我说的。这些人哪儿也跑不了！他们想把人民卷入这种迫害吗？
我认为必须在推进新的政治思维的框架中继续我的社会——政治活动。当然是促进改革，促进国内的民主改革。对鲍里斯·叶利钦我也说过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