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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宣布成立前，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就开展了积极的工作——我们吸引一些权威的分析家分析俄罗斯的形势，参加工作的有我的同事和改革的战友。1月底，他们聚集在一起，试图评价发生的事情，找出原因，提出能克服消极倾向的措施。当时作出的一些评价是很准确的。遗憾的是，我没有听他们的。
使分析家们激动的问题是，解体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否可能实现新的一体化。历史学家格里戈里·沃多拉佐夫提出形成独联体即“多种结构的共同体”的思想：“目前建立独联体即各共和国联系的统一形式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我建议在独联体的框架内建立较紧密（有的地方有此可能）和不大紧密两种联系形式。”
这些问题——长久的、前瞻性的——当然令我烦忧。使我不安的还有经济改革的进程，实质上它变成了价格自由化、崩塌式的私有化、开放进口市场和寄希望于外来的帮助。我越来越怀有批判情绪。在接受意大利《全景周报》和《文学报》采访时，我提到1991年12月与叶利钦的最后一次谈话，我曾对他说，我并不打算开展反对派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批评缺点和错误。而仅仅一个月，他已经犯下了许多错误。我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放开价格之前应该有刺激生产的措施、税收和信贷政策。日益加剧的社会不稳定令人担忧。如果它发展到人们走上街头那样严峻的地步，那么就将产生如何引导、控制事态的问题。这就是现在就应该积极地行动，不让局势发展到那样严峻的地步的原因。由此我又提出了“必须和谐”的口号。不能容许各政治派别的代表成群走上对垒相斗的道路。
我依然认为，最大的战略错误是停止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发挥职能，这一错误破坏文化、摧毁经济和国防、撕裂人之间的关系。
而在《共青团真理报》的访谈中，我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对税收政策不作修正，不去刺激生产，不建立能影响独联体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有积极作用的研究所，事态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