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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情况一天天地明朗起来。朱利叶托·基耶萨是对的，他推测新的俄罗斯政权可能需要“避雷针”，确切些说是“替罪羊”。似乎意想不到的方面“帮助”了他们。共产主义反对派的领导人，犹如不久前激进的自由派做的那样，把“俄罗斯及其人民所有不幸的主要和根本罪人”的名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声嘶力竭地在广场上喊叫出来。
在莫斯科，根据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党人联盟、“劳动俄罗斯”的倡议，人们在练马场广场反对“野蛮的”市场、“野蛮的”私有化，以及国家和军队的崩溃。但是最响亮的号召是“审判戈尔巴乔夫”。以改革的老反对者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为首的《日子报》在专刊中是这样写的：
广场上的人要求审判这个可怕的、背叛了所有人的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会议自愿选出一些人，他们开始审理戈尔巴乔夫的案件。维克托·伊柳欣领导委员会，着手弄清前总统、前总书记在不寻常的案件——为别的强国的利益自觉地损害本国、盟友和伙伴的对外政策，把失去理智的公民推向国内战争的对内政策——中的作用……
这里不能不说，类似奇谈怪论的发表者今天也没有从国家电视频道消失，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他们以当今俄罗斯政权的积极追随者，近乎思想家，以及新的“国家思想”的设计者的面貌发表讲话。统一俄罗斯党的许多活动家是其热心的“学生”，不仅附和反戈尔巴乔夫的言辞，而且还对我进行威胁。
最初的威胁是在1992年初。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莫斯科组织部向最高苏维埃和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公开和合法审理检察长В.伊柳欣和社会各界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控告之前，也在完全结束审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前，“不允许他离开俄罗斯联邦的疆界。任何人、国家或社会组织以任何形式帮助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前苏联总统、前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逃往境外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人民的敌对和犯罪行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的被告律师附和共产党人，他们要求审问戈尔巴乔夫，禁止他去境外。接踵而至的是俄罗斯当局的威胁。俄罗斯副总检察长Е.利索夫在接受华盛顿《每日新闻报》的采访时表示，他把戈尔巴乔夫视为苏共给外国共产党拨款案的“嫌疑人”。
后来在“苏共案”的听证会上，Е.利索夫说，虽然没有戈尔巴乔夫涉及该案的直接证据，但他负有“集体责任”，因为在讨论这类问题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从未投反对票”。
总之，从各个方面对我施加压力。我对此的反应是一个具有纯洁良心和坚强神经的人应有的反应。我没有“逃往”任何地方的打算。这些人无法吓倒我。使我不安的是，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家人、亲近的人对发生的事非常不安。
这些日子常常有人问我：如何评价俄罗斯发生的事，如何反应？我们的西方伙伴对此也感兴趣。1月我会见英国大使罗德里克·布雷特韦特时说，俄罗斯和其他缺少经费、条件困难的独联体国家需要的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实际的帮助。我提及了在主要工业国的七国伦敦峰会（1991年7月）上达成的协议，再次呼吁全力支持俄罗斯的根本经济改革，因为它的失败将意味着整个民主力量的崩溃。至于未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最重要的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帮助它成为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