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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又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隐逸诗人之宗”。他从小“好读书，不求甚解”；他有济苍生、复故土的豪情壮志，却又因不肯为“乡里小儿”折腰而“归去来”，过起了隐居田园的生活；他生性疏懒、嗜酒成癖，但又常常无钱买酒，于是便有了“我醉欲眠”、“渊明漉酒”、“白衣送酒”等佳话；他的诗文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但在唐宋之后，却受到文人墨客的极力推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也做过安城太守，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之女，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的影响很大。
陶渊明八岁丧父，家道更为衰落，与母亲和五岁的妹妹相依为命。虽然生活很贫苦，但因家教优良，他从小就在母亲的指导下读了许多书，包括《老子》、《庄子》、“六经”，以及文、史、神话、小说等等。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曾把自己描绘为“闲静少言，不慕名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从读书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是他读书并不是非字斟句酌，而是“不求甚解”，以期与古人心灵冥合。
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曾有过远大的志向，他曾回忆道：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选四海，骞翮思远翥。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在《拟古》诗其二中，诗人又特别赞扬田畴：“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田畴的主要功绩是协助曹操平定乌丸，陶渊明对他深怀敬佩之情。
陶渊明早年没有做官，二十九岁时，因为家道贫困的缘故，他出仕做祭酒，由于不能忍受官场的腐败和黑暗，没过几天便辞职不干了。州里又召他做主薄，他也是“辞不就”，在柴桑过起了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七年之后，陶渊明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母亲去世后，他辞官奔丧，守制两年。
有一次，他对亲戚朋友说：“我想过恬淡的生活，现在我出去做官，为隐居积攒一些衣食之资，不知可以吗？”当权者听说后，马上派他去做彭泽县令。县里拨给他几亩公田，他全部用来种植酿酒用的秫谷，说：“能让我每天有酒喝就够了！”妻子不同意他这么做，于是他便拿出一半的土地种植稻米，另一半仍种植秫谷。
陶渊明当上彭泽县令没多长时间，有一天，浔阳郡郡守派一个督邮到县里视察，县吏告诉他：“你应该穿好衣服，束好衣带前去拜见。”陶渊明听到，叹了口气说：“我岂能为了五斗米，就向那些乡里小儿卑躬屈膝？”当天便辞了彭泽县令这个职务，回归故乡。
陶渊明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县令，从此就没有再做官，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陶渊明四次辞官，最终选择归隐，这一方面是他爱好自然的天性所驱使，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陶渊明从小就喜爱自然，向往美好的田园生活。他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等诗句，可见，陶渊明在正式辞官归隐之前，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强烈的呼唤他“归去来”。当他由于公事奔波忙碌时，这个声音在呼唤；当他沉思冥想之际，这个声音也在呼唤。最后，他终于实现了归隐田园的夙愿。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归隐的主要原因，而客观原因则在于，他对当时动乱污浊的社会很不满。他所处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诗人在《感士不遇赋》的序言中说：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闻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开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屡伸而不能已者也。”
诗人在这里指出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朝堂之上“雷同共誉毁，咄咄俗中愚”，正直的人是没有出路的。而且长期的政治动乱，迫害无辜，魏晋以来“名士少有全者”，真是“密网载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当权者是靠不住的，“觉悟当念还，鸟尽良弓废”。要保持高洁的品性，延命于乱世，便只有隐居这一条路了。
陶渊明心中有自己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他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
按照文章所描绘的，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桃花源是一片桃花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环境十分优美，引人人胜。“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从小山口进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那里土地平坦广阔，房屋排列整齐，田地肥沃，池塘清澈，桑竹茂盛。田间道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村舍中鸡鸣犬吠不绝于耳；男男女女正在田间辛勤地劳作，老人小孩在一边怡然自乐。整个桃花源呈现出一派繁荣祥和、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生活上，桃花源也是自给自足。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互相勉励，努力耕种。桑竹繁茂，都可以蔽日遮阴了，五谷能够及时种植，不违农时。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也能够“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所有的收获都归自己所有，而不必交那些繁重的苛捐杂税。此外，这里没有兵丁、官吏，不见商业、学校，完全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的“小国寡民”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平等、共同劳作、酷爱自由、崇尚人性；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尔虞我诈，这就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但是，这样一个淳朴、安乐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当时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诗人知道在一个充满着阴谋、屠杀、战争的社会中，他的“世外桃源”只是一种奢望，于是便隐居起来，希望在他隐居的狭小的生活内，能找到心灵的安宁。
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崇尚自然的本性，使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归隐之路。在辞官归田时，诗人作《归去来兮辞》，表明自己要从官场之中退出的决心和志向。
文章的前二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无疑是诗人给自己的当头棒喝：归去啊！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归去？表现了人生之大彻大悟。在陶渊明的潜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是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快要荒芜了，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这个召唤的声音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震憾人心，使得诗人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乘上小船、迎着轻风，日夜兼程地往家里赶，恼恨晨光熹微，不见归路。
熬过了漫漫长夜，终于看到了自家简陋的房子，诗人高兴得竟然跑着回家。僮仆前来相迎，年幼的儿女也在门口等候。庭院中的小路已渐荒芜，只有自己所种的松菊依然傲立于荒园之中，使诗人感到欣慰。抱着最小的孩子走进屋里，看见瓶里已经倒满了酒，这分明是妻子的一片柔情。诗人取酒自斟自饮，看着家中的一切，心里感到踏实、安宁。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每天都做些什么呢？从他归隐之后所作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知道，此时的诗人忙于耕种、郊游、饮酒，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
归隐之初，诗人“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归园田居·其一》）。然后诗人又利用“方宅十余亩”，盖起了“草屋八九间”，还在房后种植柳树、榆树，房前栽桃树、李树。诗人这只长久被关在笼中的鸟儿，终于随心随性，复归自然了。
从此之后，诗人便开始了耕种生活，在《归园田居·其三》中，诗人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人在南山下种豆，但因杂草旺盛，豆苗稀少，他便一早起来就去铲除荒草，到了晚上才荷锄归来。艰苦的农耕生活并没有使诗人灰心丧气，诗人反而因这种生活没违背归隐的初衷而心情坦然。
为了更好地进行农耕，诗人还和村中的农民交往、聊天、请教经验。《归园田居·其二》写道：“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如草莽。”除了与邻居们讨论农耕，诗人还愿意“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农务知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的生活，让诗人深深地陶醉其中了！
饮酒是陶渊明最大嗜好。他不仅一天都离不开酒，而且他的诗文中，几乎篇篇都有酒，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二十首《饮酒》诗。如“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十二首·其二》）等等。
陶渊明嗜酒成癖，世人皆知。江州刺史王弘久慕其名，千方百计地想要结识，却总也请不到他。有一次陶渊明去庐山游玩，王弘知道后，便请陶渊明的老朋友庞通之在半道里备下酒宴邀请他。陶渊明当时正患脚病，王弘便让他的下属和两个儿子用肩舆抬着他。他们正在路上走时，遇见了庞通之，陶渊明欣然下舆，和老朋友推杯换盏。一会儿王弘来了，陶渊明很欢迎他，两个相处得很好，后来成了好友。
还有一个叫颜延之的人，在浔阳时，与陶渊明有很深的交情。后来，颜延之做了始安郡，他每次过浔阳时，都要到陶渊明家中去喝酒，而且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常常耽误公事。有一次，颜延之在临走的时候，给陶渊明留下两万钱，陶渊明把这些钱全都拿到酒馆里去，以便可以随时取酒。
有一年重阳佳节，陶渊明已九天九夜滴酒未沾了，于是就到屋外的菊花丛中呆坐着，摘菊盈把，品其芬芳，以此来消解无酒可饮的痛苦。陶渊明偶一抬头，遥望远处，看见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小吏走过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来给他送酒，不禁心花怒放，欢喜异常。陶渊明取过酒来，一口气把酒喝完，大醉而归。
陶渊明性格宽厚，只要家里有酒，拜访他的人无论贵贱，他都会拿出酒与客人开怀畅饮。如果他先喝醉了，他就会告诉客人：“我醉了，想睡觉了，你可以离开了！”由此可见陶渊明的率直和自然。有时，在酒酿熟时，陶渊明会解下头上的葛布漉酒，即给酒过滤。过滤过毕后，他就重新把葛布戴回头上去，后来人们就用“渊明漉酒”、“漉酒葛巾”来形容嗜酒之深或超脱率真的气度。此外，陶渊明虽然对音律一窍不通，但却有一张无弦琴，每当喝到兴头上时，便做出抚琴的样子，而且还边“抚”边歌，以表达自己的心迹，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后人遂以“无弦琴”、“陶琴”表示意趣高雅。
如果这种有酒有朋友、衣食无忧的生活一直持续下去，那陶渊明可以说是“快乐似神仙”了。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战乱频繁，加之自然灾害严重，农业歉收，陶渊明的生活极为贫困。在他四十四岁那年，居所失火，诗人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连生计都发生了问题，但他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据说，他晚年因饥饿而致病，江州刺史檀道济馈以梁肉，劝他出仕，而他却挥而去之，即使饿死也不妥协。他曾应释慧远之约，赴庐山白莲社，又“忽攒眉而去”。他应刺史檀韶之邀，在靠近马队的公廨中讲礼、校书。他对殷景仁的任命并不欣赏，写下了“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乘分”这样颇有不满的话。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他不肯苟合、坚守田园的真性情。正如他在《自祭文》中所说：“宠非己荣，涅岂吾缁？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享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