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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是清初著名书画家朱耷(1626～1705年)的别号。朱耷极擅诗歌创作、书法与绘画，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朱耷的诗格调古怪而幽涩，充满了神秘性和讽刺性；其书法源于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王宠、董其昌等人，以秃笔传达出傲岸不驯的情态和流畅秀健的神采，别具一格；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破家亡的心情；朱耷擅长花鸟、山水，其阔笔写意花鸟画，以象征寓意的手法、夸张奇特的形象、简朴豪放的笔墨、孤傲雄奇的格调，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风貌，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他的花鸟画，大多缘物抒情，或表现自我，将物象人格化，以寄寓讽喻之意。如六十五岁所作的《牡丹孑L雀图》，站立不稳的尖石上蹲着两只孔雀，尾巴三根花翎，似乎是影射着清王朝贵族大臣的奴才相。晚年所作的鱼、鸟多描绘成“白眼向人”的样子，鲜明地传达出画家傲兀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他的花鸟画，对象特征经过极度夸张，呈现出奇特的表情，加以险怪的构图、雄健酣畅的笔墨，形成一种光怪陆离、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这种率意而为，自由奔放的画法，进一步发展了明末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达到了笔简意赅、形神毕具的至境。所作题材比较广泛，有花卉、蔬果、虫鱼、禽鸟及畜兽等，以册页最为精微。
朱耷的山水画，以水墨山水为主，也有设色之作，笔法多取自董其昌，却能变温静平和为荒凉寂寞，易矫饰秀雅为质朴雄健；而布局多承倪瓒，能用他人之法来抒自身真情。他与清初四王同受董其昌影响，却走着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显示出鲜明的独创性。存世山水画作品不及花鸟画多，代表作有《兰亭诗画册》、《山水》(现藏上海博物馆)等。
朱耷一生经历十分坎坷，他本是江西南昌人，明朝宗室的后裔，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少年时应试得中诸生，十九岁时惨遭国破家亡之痛，遂装哑不语。清顺治五年(1648年)落发为僧，与母亲同住江西新建县西洪崖多年，朱耷是清初四高僧之一(即弘仁[江韬]、髯残[刘介丘]、八大山人[朱耷]、石涛[朱若极]。皆明末遗民，八大山人和石涛，均深通禅学，寄情书画，各有独特造诣)。三十六岁时回家乡南昌，据《青云谱·净明忠孝宗谱》记载，他曾弃僧人道，经营青云谱道院，任道院住持，六十二岁离开青云谱。他的性格倔强，行为狂怪，常借诗文书画，发泄内心积郁。终其一生，都誓不与清王朝合作，而寄身于山林之间。一生都沉浸在悲恸情怀之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八大山人”，这个别号一直用到他去世，而且以前字号皆弃而不用，足见其重视程度。“八大山人”具有很深的寓意，听上去像是隐居世外、不问世情的方外之人，但仔细观察朱耷的题款，人们发现原来纵向书写的“八大山人”四个字的草书，原来竟是“哭之”、“笑之”的字样。再看他笔下所刻画的一花一鸟、一木一石以及山水人物，一切形象几乎都是变态、畸形的，原来他是以此发泄内心的愤懑之情，嘻笑怒骂皆成图画。这在当时国破家亡、清政府高压政策的特殊情形之下其实是相当难得的，尤其是这样一个相当独特的题款和那些饱含深情的书画作品结合在一起，更加深刻表现了他的悲恸情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朱耷由于身处明代宗室这个特殊位置上，不满于清代的统治，以至于对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歪曲，虽然显得有些过火；但是，他那“八大山人”所独有的、富含强烈讽刺意味的绘画艺术，却具有创新的意义。这一点同他的全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一样，是不可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