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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与西方医学大异其趣的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解剖研究始终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从而使人感到中医理论是独立于解剖基础之外的，但是中医的具体解剖活动却史不绝书，就文献记载，在古希腊和我国商周时代就进行过形态解剖活动，比如《汉书》：“莽诛翟义之徒，使太医尚方与巧徒其刳剥之，度量五脏，以竹莛导其脉，知其所终始，云可以治病。”在宋代则出现了比较详细的《欧希范五脏图》等解剖著作。清代医家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强调：“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中医解剖活动源远流长，且对解剖于医学诊疗的实用意义，也不乏明确认识，可是上下几千年的中医史上却没有出现西式解剖学家，也终于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解剖学术体系。
由于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西医家在对待形态解剖的价值认识上，始终有不同的取向。与西方那种倾向于从多元化多层次去认识自然，对自然奥秘充满兴趣，热衷于向自然开拓，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密的解剖和分析的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重点不是自然，尤其不是自然物的形态，中国古代的学者们不是面向自然，而是向内心探求，倾向于以一体化的眼光看世界，将人与自然融合一体，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重人，强调天地之间人为贵，但忽视人的自然属性，重视人的社会伦理属性，人为贵不是贵其自然形态，而是贵其有知有义，中国古代学者研究的永恒主题是世道人心，即或研究自然，也仅是因为天人合一，自然可以启迪人心，而不是自然本身的奥秘如何，孔子曾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并提倡“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易传》为“道”与“器”作了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学术研究要求“文以载道”(《通书．文辞》)。《灵枢》以及宋以后的医学著作，虽然对形态解剖有较多的论述，但重点在于测量器官大小重量，并未达到西方解剖学那种系统周密的程度，侯宝璋《中国解剖史》说中国解剖状况是“有人倡导，无人继承，虽有创建，不能发展”。造成这种结果除物质原因之外，重要的文化原因就是重道轻器的观念。
以上所述从儒学束缚中寻找解剖学在中医不发达的原因，是目前流行的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然而，人们在探寻中国解剖学没有跟上西方医学发展之谜的同时，忽略了一个问题：人体解剖学之于中医真的有相对于西医那么重要吗？何足道先生在《中医存亡论》一书中认为：解剖学在中国没有发达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先贤们在充分认识到其局限性和不适应性的前提下的主动放弃。”此言大有振聋发聩之势，何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在解剖分析问题上的‘落后’，几乎成为中国医学在哲学方法论上遥遥领先的必要前提。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对解剖分析方法的扬弃，就不可能有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医学。不是中国不具备产生和发展‘解剖学’的种子和土壤，也不是中国缺乏创立解剖学的人才和英雄，而是中国医学的发展缺乏对解剖学的需要。中医学需要活生生的人和天然药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诊疗工具。”在现代中西医结合的大潮中，这一观点还属于“异类”，究竟中医学术是否需要通过解剖学的发达来发展，还需要更多有心人的认真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