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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咏之兴，其自生民始乎！虽钧天九奏，葛天八阕，徒存其目，莫究其文。然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性，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见《宋书·谢灵运传论》，理之至也。《虞书》所谓“诗言志，歌永言”，盖诗歌之始基；“声依永，律和声”，乃声律之初效也。载籍所传，从可信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瞽师调器；君子正文。见《文心雕龙·乐府篇》。诗乐本一贯也。自《虞书》有喜起明良之赓载，《尚书大传》有《卿云》《八伯》之和歌，始于君臣相乐，遂以教胄子和神人；《孟子》所称《徵招》《角招》，《春秋左传》所称《祈招》，皆其类也。成周之际，诗有《风》《雅》《颂》，悉属乐章。《仪礼·燕礼》云：“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人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至若《周颂》三十一篇，大率皆郊祀天地，社稷，明堂，后稷，先王，先公之乐歌；
《商颂》五篇，则祀祖及大禘之乐歌也。详见《毛诗序》后世声乐既亡，徒存辞句五言之属，遂为徒诗；而别以协音律被丝管者为乐府。流衍蕃变，则所谓乐府者，亦但拟文辞，无烦丝管，而与徒诗无别。于是诗乐判然。不特乐亡，而诗亦亡矣。
虽然，古乐亡而乐不尽亡也，盖随时而废兴焉。周衰凋缺，乱于郑卫。延陵季子闻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风焉。”魏文侯聆古乐而恐卧；晋平公听新声而忘食。由是列国所传，各依方俗。沅湘好祀，屈原乃为《九歌》；汉高与沛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乃作《风起》之诗，令沛中童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曰《三侯之章》。应心而作，初不必师古也。汉兴，以《乐经》亡于秦火，遗法无存；惟制氏世在乐官，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周存六代之乐，至秦惟余《韶》《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改《韶》曰《文始》，《武》曰《武德》，奏于高祖之庙。周又有《房中》之乐，秦改曰《寿人》，其声，楚声也，高祖好之；令唐山夫人作《房中乐歌》十七章，孝惠改曰《安世》；又依《武德》而作《昭容》之乐，依《文始》《五行》而作《礼容》之乐；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嘉至》《永至》《登歌》《休成》《永安》等；文造《四时舞》；景作《昭德舞》《宋书·乐志》参《晋书·乐志》：皆代古乐而兴者也。孝文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周官·大司乐》章。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以著于录，然竟不用也《汉书·艺文志》参《宋书·乐志》。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然施之郊祀，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汲黯所谓“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者，盖讥其不合经典也。《汉书·礼乐志》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厥后哀帝性不好音，诏罢乐府之官，而声乐中废。及东汉明帝，修复坠典，制作备明，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用之郊庙上陵。二曰雅颂乐，用之辟雍乡射。三曰黄门鼓吹乐，用之宴群臣。四曰短箫铙歌乐，用之军中。东京之乱，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得刘表乐工杜夔传四曲——《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其声辞皆周京之旧。遂使夔规复古乐，所就盖彬彬焉。晋因魏制，傅玄，张华，荀勖，成公绥等，沿用声律，各有改作。永嘉之乱，伶官乐器，没于刘石，旧典不存。江左补苴，历宋、齐、梁，难云备物。下至陈隋，淫哇鄙亵，举无足观已。
声歌之道移世而失传，吾人纵欲究之，充量亦仅能言其义耳，无以识其铿锵鼓舞之节也。《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著录汉君臣，及吴楚汝南各郡国，《未央材人》《黄门倡》等诗歌，皆乐章也，而无声曲折。惟《河南周歌诗》《周谣歌诗》，各有声曲折之著录，后亦失其传声曲折者，即铿锵鼓舞之节，如后世之曲谱板眼是也。此而不存，则后世所可言者文辞而已。郑樵《通志·乐府序》云：“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奈义理之说胜，而声音之学日微。继三代而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但其声散佚，无所纪系，所以不得嗣续《风》《雅》而为流通也。”《碧鸡漫志》云：“古诗或名乐府，谓诗之可歌者也；后世声歌之道既失，而所谓古乐府者，遂为诗之一体矣。”此所论皆惜声乐之亡也。然朱子则云：“诗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也。诗者其本；而乐者其末也。”马端临亦云：“诗者有义理之歌曲也；后世狭邪之乐，则无义理之歌曲也。”又云：“始则其数可陈，其义难知；久则义之难明者，简编可以纪述，论说可以传授；而数者，一日不肄习则亡之矣。数既亡则义孤行，于是疑儒者之道有体而无用，而以为义理之说太胜。夫义理之胜，岂足以害事哉？”此其所论，似又偏重文辞，而不规规于声乐矣。
今溯词曲之源，《雅》《颂》而外，不得不首援乐府。顾乐府之范围广矣：若两汉，若魏晋，若南北朝，若隋唐，其历时远而为体众也；若述原，若别类，若解题，其为事繁而取材广也。兹既非专研乐府，则皆可置不细论；而吾人所务者，盖在词曲之所以形成，与其迁流衔接之迹耳。则乐府之结体，实为本篇研究之中心。
所谓乐府之结体者，不外辞句之组合而已。句由字所组，字各一声，又谓之言。晋挚虞《文章流别》云“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今案：《缁衣》之“敝”，“还”，一字成句也。《九罭》之“鳟鲂”，《鱼丽》之“鲿鲨”，“鲂鳢”，“鰋鲤”，二字成句也。《十月之交》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字成句也。《维天之命》之“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十字成句也。此即长短句之所肇也。然自汉以后，五言大行，七言继起。诗及乐府，又率以五七言为体，而时一句二句杂于其间。故汉魏六朝之歌行作焉。自是而还，遂分二派：纯乎五七言者为正；而杂言者为变。其正者顺传而为诗之本宗；其变者侧出而为乐之别祖。郑樵论歌行云：“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近古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文也，不为声也。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诗者乐章也，或形之歌咏，或散之律吕，各随所主而命。主于人之声者，则有行，有曲。散歌谓之行；入乐谓之曲。今案：入乐者亦有行，其言不尽然。主于丝竹之音者，则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调以主之。摄其音谓之调；总其调亦谓之曲。”其论诗乐之关系晰矣。兹进而征汉以后之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