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　盛宣怀夺权

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

——黄遵宪：《到香港》，1885年

1882年前后，以轮船招商局的兴盛为标志，洋务运动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连郑观应这样的大买办都转而投靠，不得不让人对洋务事业充满了信心，长久以来使帝国一蹶不振的忧伤似乎开始消散。

这种景象在上海的股票市场上呈现得非常清晰，前些年还无人问津的洋务企业股票，现在成了抢手货。这年9月27日的《申报》上刊载了一则新闻，列举了洋务企业的股票价格。其中，轮船招商局的票面额为100两的股票，市价为253两；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湖北长乐铜矿、热河平泉铜矿和湖北鹤峰铜矿的股票（票面额均为100两），市价分别为110两、216.3两、168两、256两和155两。郑观应很兴奋地给盛宣怀写信说：“现在上海公司股份无一不涨，平泉股本不过数万，其涨尤甚。”

从1882年到1887年，在《申报》上刊载过股票买卖价格的共有36家企业，它们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时人评论说：“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虽其中亦有成与不成之分，然其一变从前狭隘之规则。”从这些股份制企业的行业分布可见，矿产投资是热点，对能源的争夺一直是中国公司利益格局重组的一个主题。

盛宣怀是最早看到这一商机的人之一。在被任命为招商局会办后，因为有唐廷枢和徐润两人的存在，他在局务上几乎没有插手的空间，所以在10年时间里，他一直被李鸿章派到其他一些开创性的实务中历练。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说：“各省现设船、炮局，需煤日多，与其购英美各国及日本之煤，利自外流，不若采中土自产之煤，利自我兴。”李鸿章深以为然，认为“中土仿用洋法开采煤铁，实为近今急务”。他当即委派盛宣怀去湖北负责开采煤铁矿务，盛宣怀带人日行二三十里，在荆州、宜昌一带探煤勘铁，颇为辛劳。之后几年，他奔波各地勘矿，相继勘探了湖北大冶煤矿、山东登州铅矿、辽宁金州铁矿、锦州煤矿等，完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矿务勘探活动，堪称是矿务开采事业的筚路蓝缕之举。在他的示范下，唐廷枢创办了开平矿务局，朱翼甫开采了平泉铜矿，近代第一批工业化开采的矿产企业集群式地诞生了。

除了矿业上的开创性成就外，前些年一直被妖魔化的电报电话业也实现了突破。1880年秋，盛宣怀创建中国电报总局，自任为总办，筹划架设从天津到上海的电线。为了办电报，盛宣怀可说是煞费了苦心。他一方面要跟各地的官吏打“太极拳”，说服并诱使他们同意架设电线，另一方面又要解决经费短缺的难题。与创建招商局时一样，他再次提出了官督商办的理念，亲拟章程，筹措民资。与此同时，他还抵制外资的电报投资。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中国电报总局先后收回了英国大东、丹麦大北公司设在沿海岸上的陆线，中国的电报网络复归中资所有。一直到1908年前后，电报总局共修建电报线2万公里，连接大多数商业和战略中心城市，完成了全国性的电线干线建设工程。经矿务、电报两役，李鸿章对盛宣怀的才能大为赞赏，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彰说：“该员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在他看来，这位与他心意连通的忠诚弟子已经真正成熟了。很快，他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1884年，就当盛宣怀办电报总局初见成效之际，他突然得到机会入主轮船招商局。

在过去的几年里，招商局经营红火，年获利润已过百万两，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变得活络起来，官督商办的体制矛盾渐渐变得无可避免。

唐廷枢、徐润两人系买办出身，他们认为“官款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自1882年春，郑观应入局后，商办的思潮更加浓烈，郑观应对洋务官僚的警惕比唐、徐更为坚决，他尝言，“官之与民，声气不通”，工厂企业“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盈或亏，莫敢过问”。当三人的理念达成共识后，他们便联名给李鸿章打了一份报告，希望将官款“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

此议等于要把招商局民营化，这显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可以说是脑后生出了反骨。

事实上，在最初创办的那些官商合营企业中，因官本羸弱，启动资金大多来自民间，经营也基本仰赖买办，所以，强调商办原则是一个潮流。从这些企业的章程中，都可以看到经营者在这方面的重视。唐、徐在他们主持制定的《轮船招商局章程》中，即强调轮船招商局“归商办理”，鉴于此前并无这种先例，为减少可能由此带来的麻烦，他们接着表白称：“查商人践土食毛，为国赤子，本不敢于官商二字，稍存区别。惟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卖常规，庶易遵守。”开平矿务局的章程同样明确表示：“查此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所有各厂司事，必须於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益事。”徐州利国矿务局的章程也明白无误地表明：“矿务以减少成本为首要。一应事宜概照商人买卖常规，撙节核实办理，不得稍涉糜费，以重商本……一切工作事宜，均以中国商民为之。”为商应当去除官场习气，这似乎是当时的一个共识。上海机器织布局便在章程中声明：“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

这些道理，对于一向开明的李鸿章来说并非不可接受。这些章程，写在纸面上也无大碍，可是要据此将企业彻底民营化，却是李中堂大人所决然不允的。他的心思也很容易看透：洋务派大吏办企业，一是为了“强兵”——军事上的需要；二是为了“富国”——增加财政收入，企业一旦民营，便无法直接掌控。从文化心理来分析，千百年间，商人从来“富而不贵”，为九流之末，跟他们一起合资办企业已是迫不得已之计，现在要闹“独立”，在官僚们看来自然是万万不行的。

此外，还有一个让李鸿章不放心的就是，买办们在经营官督商办企业的时候，也按“惯例”经营着自己的私人企业。这中间无疑存在着严重的利益输送的混乱现象。以唐、徐两人为例，他们来招商局后，相继创办了长源泰、长发堆栈等流通企业，此外还办起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仁济和保险公司。这些公司与招商局有大量的关联交易，难免给人上下其手的观感。

于是，唐廷枢等人的那份联名信成了官商决裂的导火线。

盛宣怀当然看到了这种离心景象，他久窥宝座，自然不会放过此等离间时刻。他密信呈报李鸿章，诋毁唐、徐办事无能，“细审任事诸人，并不加意勤勉，反觉遇事疏忽”。他特别告状具体主事的徐润，说“局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具体而言，他认为唐、徐治局有两大罪状：一是任用洋人管事，不合大清体统，所以“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后悔”；二是任用私人，局中同事多是亲戚，“始而滥竽，继而舞弊”。他所陈述现象，都是当时买办人物及民间公司的常见之事，不过从国营体制而言，就成不可饶恕之罪了。他还联合朱其昂的胞弟、当时也在招商局任职的朱粹甫，处处为难唐、徐两人。朱粹甫是官派人员，掌管关防印章，他每每不到局里办公，或手握印章“屡请不到”，弄得唐、徐苦不堪言。

到1884年，盛宣怀的机会终于降临。这一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徐润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财务之便，私自挪用16万两巨款炒作房地产，这时丑闻东窗事发。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查处这一事件，盛宣怀奏报朝廷，说徐润“假公济私，驯至亏欠局款，实属瞻玩”，所以应该革职处分，并令其照数抵赔。徐润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仅领薪水2.5万两，局中存有各项余款70万两，作为出资股东，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两成分红，可不可以用这笔分红抵销所欠局款。盛宣怀断然拒绝。徐润“净身出局”。他的职权被夺，股权尽失，不得不变卖所有的地产，以致“家业荡然，生机尽矣”。徐润成为第一个因体制冲突而“牺牲”的国营企业经理人。百年以降，他的名字后面将悲者如云，蜿蜒百里，迄今尚不见尽头。

徐润被拔除后，第二年春夏间，唐廷枢也被调离招商局。盛宣怀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督办之职。上任之后，他当即宣布朝廷“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唐、徐时期，官派人员很少插手具体的经营事务，而自此之后，盛氏身兼督办、总办双职，终于弄得官商不分。他还暗用政府权势，逼迫其他的私人股东一一撤股，使股权结构全面变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办的企业。在之后的数十年间，这个“中国首家现代企业”还将几次上演产权争夺的大戏，可谓产权演变的“缩影”。

盛宣怀的这些行径，既跟唐、徐的民营治理观念全然不同，也跟当初李鸿章“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的思路有大大的出入。为了权力的掌控，他背叛了13年前的那种理念。盛氏风格日后被一路传承，祸害百年。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股与商股完全没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一个叫吴佐清的商人就曾经颇有牢骚地描述过这种所有制上的产权歧视：“若云官办，则实招商股，若云商办，则有总办、帮办、提调名目。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红，亦无非仰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商股与总办分隔云泥。”

1884年，也就是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同一年，在日本则发生了一件互可参照的公司新闻。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仅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三菱株式会社。

19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与日本都开始工业化变革，两国均诞生了很多近代工厂，其现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1870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设立工部省，负责“监督和管理一切矿山，建设和保养一切铁路、电报线和灯塔，制炼和铸造各项企业使用的铜、铁及铅矿，并从事机器制造”。其后10余年，日本相继建立了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长崎制铁所、关口大炮制作所、石川岛造船所等诸多国营企业，其景象可以与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相互辉映。

可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两国突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就在盛宣怀将招商局拉回官僚管制的同时，在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日本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明治维新启蒙者福泽谕吉疾呼：“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曾出任日本政府首相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则阐述说，日本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日本政府相继把众多国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有的甚至类似长崎造船所这样“白送”。日本的这次国企私营化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大野健一在《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记录说：“除军需工厂之外的国营企业均被私营化。此时，对于国有资产被贱卖给一些有势力的商人一事，国内舆论哗然，骂声四起，到1881年竟发展为政治丑闻。但事实是，私营化后的很多企业均通过裁员和追加投资等措施扭亏为盈。” 私营化运动使日本经济快速成长，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2392家、1亿日元增加到5444家、2.8亿日元，职工人数从12.3万增加到42万，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财阀型私人企业。与不同的工业化思路相关联的是，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演变也南辕北辙。1889年，日本设立国会，颁布宪法，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预断：洋务运动将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这一结局是在1884年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的。

在遥远的1884年，盛宣怀夺权招商局在当时都算不上是一则新闻，其“官进商退”的历史意义需在相当长的时间后才无比狰狞地呈现出来。在当年中国，最轰动的经济事件是发生在上海的一场大商战，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大清首富、有“红顶商人” 之称的胡雪岩（1823—1885）的破产。

胡雪岩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他是安徽绩溪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徒步百里到杭州，进了一家钱肆当学徒。他头脑活络，善于经营，很得于姓主人的信赖，主人竟在临终前将钱肆都赠给了胡雪岩。不过，胡雪岩真正发迹却是从结识了左宗棠才开始的。左宗棠与李鸿章、张之洞同为洋务派名臣，他精通兵法，是东南海防和收复新疆的第一重臣。1862年，胡雪岩因机缘攀上时任浙江巡抚、正在跟太平军作战的左宗棠，此后20年里一直当他的采运官，为之筹措钱粮、军饷，成了后者的“钱袋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胡雪岩的财富惊人地暴增。他依仗左帅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成为信用最好、实力最强的徽商钱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拥有土地万亩，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他商业直觉超众，注重诚信，为人圆滑，处世周全，在狠狠赚钱的同时还深得朝廷信赖，被授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从二品顶戴，还是清朝300年唯一一个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胡雪岩从容游走于商场、官场之间，挟官势而谋私利，是一个典型的官商，被认为是一个不世出的商业奇才，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有“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说法。

在1882年，早已名满天下的胡雪岩面临着事业上的一次重大抉择。他手握1000万两以上的巨额现银，是去办洋务，还是倒卖生丝，竟一时踌躇。

胡雪岩对洋务并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的时候，所有购买外商机器、军火事务便都是由胡雪岩一手操办的。后人在马尾遗址修建“中国船政博物馆”，开门可见三尊铜像，分别就是左宗棠、沈葆桢和胡雪岩。他显然看到了洋务事业的巨大“钱途”。1882年1月，他给恩公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独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设施。他说自己为此可动用的资金在1000万两以上。这笔钱之巨大，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计算过了，慈禧太后修颐和园以及左宗棠率领千军万马进军西北也不过花了这个数目，它在当时几乎可以买下李鸿章过去10年辛苦所办的全部洋务企业。可是，最让胡雪岩费思量的是官场上微妙的人事格局。左宗棠与李鸿章都是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时带出来的名将，而且思想开明，同为洋务派重臣。可是，左宗棠是湘军系统，李鸿章则自成淮军一脉，两人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大人，这让深谙官场门道的胡雪岩十分迟疑。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与盛宣怀的关系就十分微妙，盛宣怀在创办招商局时曾亲笔写信恳请胡雪岩入股，胡雪岩爽快答应，然而，几万两股份却始终没有到位，这让盛宣怀怀恨终生。

办洋务，商业前途大好却官场头绪难解。第二条路就是倒卖生丝。自晚明以来，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所谓“日出千绸，衣被天下”，在历史教科书上被认定是“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之地”。几百年来，靠丝业致富的巨商大贾比比皆是，江浙终成近代中国最为富庶的地方，仅在湖州一个叫南浔的小镇上，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称“象”者，家产需在100万两白银以上。有学者计算，湖州商人的财产总额达到6000万～8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江浙商人俨然与晋商、徽商并称为当时的“三大商帮”。胡雪岩为左宗棠采购军需，自然少不了与丝商打交道。他与“四象”之一的庞芸皋是十多年的商业伙伴，他们合伙做蚕丝生意，还一起倒卖军火。他在杭州开了一家胡庆余堂国药店，庞芸皋就依葫芦画瓢在南浔办了庞滋德国药店。

19世纪60年代之后，江南丝商面临重大危机。当时，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创设机械缫丝厂。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所以，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根本无法与机械缫丝竞争。洋商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白银517两，到1875年，每担价格已下跌至285两，再过8年，更暴跌至200两。兴旺百年的江南纺织业迅速没落，昔日富可敌国的丝商们顿时都成了“病象瘦牛丧家狗”。

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作为原材料的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因此，他决定靠自己的财力，与之一搏。另外，还有消息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里，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减产。

正是基于这些判断，首富胡雪岩出手，高调坐庄。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爆发了。

1882年5月，他大量购进生丝8000包，到10月达1.4万包，见丝就收，近乎疯狂。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晚清学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景象：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1000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1200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必能获厚利。

在一开始，胡氏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到1883年8月，大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已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继续坚壁清野，囤货坚挺，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缓解，消息传回中国，商心开始动摇。

更大的变数是，中法因越南问题交恶，爆发战争。1883年10月，法国军舰驶抵上海吴淞口，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局势紧张，市民提款迁避，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纷纷收回短期贷款，个人储户也紧急提现。当时报刊如此描述此景象：“钱庄逼账急如星火，沪上商局大震，凡往来庄款者皆岌岌可危；虽有物可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逼，一如倒账。”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50%，所有房地产都难脱手，贸易全面停顿。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无力回天。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泄，损失以千万两计。生丝对搏失利，很快影响到“坚如磐石”的钱庄生意。民众排队提款，一些与胡雪岩不和的官员乘机逼催官饷，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个字号，到12月5日，阜康钱庄宣告破产。

中法战争中的中方主帅正是胡雪岩的恩公左宗棠。1884年8月22日，法国海军与清帝国唯一的现代化海军福建水师在福建马尾决战。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用十分精简的文字描述了这场战争：“中国与发达的工业力量之间的差别再次昭然于世。中国舰队的旗舰在开战的第一分钟就被鱼雷击沉。在7分钟内，大多数中国舰只被击中。1小时内，所有的中国舰只都被击沉或起火燃烧，兵工厂和码头被毁。法国战死5人，中国则有521人阵亡，51人失踪。”由左宗棠首倡、胡雪岩筹款创建的福建水师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11月，朝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从，在圣旨到来之前，就非常“及时”地郁郁而死了。他的棺木被一老仆埋于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00年后，才被人偶然发现。

在1884年，盛宣怀的夺权与胡雪岩的死亡，是两件很有象征性且内在关联的事件。

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发起以来，因官库拮据而不得不借重民间资本。经营人才的匮乏也使得职业经理人制度得以尝试，特别是买办阶层的积极参与，让洋务企业呈现出兴盛景象。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保险业等，出现了众多“中国第一”的新兴企业，铁路、电报等基础工业设施也得到了启动。可是，在气象初显之后，政治家与企业家阶层发生了制度和理念上的冲突，最终，以盛宣怀掌权招商局为标志，坚持国营体制的官僚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美国华裔学者郝延平将此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他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评论说：“1884年以后，不幸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僚紧紧掌握了官督商办企业（它们是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先锋），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官僚主义开始比企业家精神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洋务派在实业创办上不遗余力，而在制度设计上却毫无作为，这与邻国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中国学者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将几乎同时发生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进行了一个精辟的对比：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和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

自唐廷枢、徐润被无情赶出招商局之后，洋务派官僚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在以后10余年中，洋务官僚为工业企业筹集资金变得更加困难。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来源十分有限，全部税收仅占国民纯收入的2.4%。民间资本的失望，使得洋务派的投资手笔越来越小。

而胡雪岩破产事件以及同时发生的上海金融危机，则无疑是雪上加霜。

“红顶商人”以一种无比莽撞和壮烈的方式挑战英美纺织公司，这应该是传统商业力量在技术和工业模式都处绝对劣势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次绝地反击。他的破产，宣告了传统商人阶层的集体陨落，“三大商帮”中的两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萌芽于晚明的纺织业彻底崩盘，江南丝商纷纷转向其他生意。与胡雪岩结盟的南浔富豪庞芸皋甚至在死前留下“遗训”，警告后人绝不可再碰“白老虎”。“白老虎”者，白丝与白人也。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汪康年《庄谐选录》卷十二云：“江浙诸省，于胡败后，商务大为减色，论者谓不下于庚申之劫。”晚清小说家大桥式羽在《胡雪岩外传》的序中更认为：“自君一败，而中国商业社会上响绝音沉者几二十年，正不知受亏几何。”

因中法战争而诱发的上海金融危机，不仅是胡雪岩失利的直接原因，更是脆弱的中国新兴经济体系的一次灾难。

在过去的10年里，上海已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中心，工业繁荣，各种商品交易活跃，地产暴涨。李鸿章创办的最重要的四大洋务实业，除了开平矿务局之外，其余的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聚集在此。战事突至，棋局顿乱。到1883年年底，上海58家较为重要的钱庄中，有48家破产，上海存银减少了90%，仅为38万两。香港怡和洋行经理F·B·约翰逊在10月29日的信中称，外国银行已从上海转走200万两以上的款项，“中国人说，害怕同法国开战造成商业停滞……这足以说明企业崩溃的原因”。前两年还如日中天的洋务派企业股票如水泄般崩盘，到1884年年初，开平煤矿的股票已从每股200两以上跌到每股29两，招商局股票则跌到每股34两，与一年半前相比，平均缩水87%，投资者损失惨重，10年之内不敢重燃信心。

此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企业史上的第一个泡沫经济的破灭。上海的元气许久没有恢复。1885年12月的《北华捷报》上描述了当时的景象：“人们仍然可以看到黄浦江沿岸空关的、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和到处星散的夭折企业的界石，它们是工厂无声的幽灵——才呱呱落地就窒息而毙的企业的坟墓。”1887年，一个叫李庆云的矿业投资商在信函中仍心有余悸地写道：“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者数十家，鲜克有终。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公司二字，久为人所厌闻。”

自1884年之后的10年间，洋务派再无大的建树。盛宣怀接手招商局后，虽然全力运作，却再没有超越唐、徐年代的辉煌。据刘广京在《中英轮船航运竞争1872—1885》中的统计，到1894年，招商局的船只数与10年前相近，为26艘（净吨位2.32万），怡和与太古的船数则增加到22艘（净吨位2.39万）和29艘（净吨位3.45万），“中国水域轮船航运业的统治地位很快消失了”。

在这段时间里，洋务派最大的手笔，是张之洞创建了汉阳铁厂，其经过则很有讽刺性。

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钢铁产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性指标。1888年，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后，上奏《筹设炼铁厂折》，提出“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始足杜外铁之来”。张氏是洋务派名臣，著名的“中体西用”就是他提出的。《清史稿》评论此人曰：“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 最后八字，既是赞叹其气魄宏大，却又嘲讽他不懂投入产出，是典型的国营大佬心态。办厂之初，有人提议官督民办，他则主张官本官办，而且一办就要办东亚最大的钢铁厂。

“政治正确”的张香帅（张之洞号香涛，人尊称香帅），官本官办搞铁厂，结果是步步臭棋。

他把炼铁厂定址在汉阳，而湖北铁矿则在120公里外的大冶，每日产铁百吨，所需铁砂的运费就达60多两白银。而且，汉阳附近无炼铁所用的焦煤，只能用河北开平或国外进口的焦煤，加上运输费用，每吨焦煤要白银16～17两，而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才需30余两。把炼铁厂选在汉阳已经错了，张之洞又坚持将厂建在大别山麓。这里地势低洼而潮湿，必须先垫高地基才能建厂。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白银30余万两，相当于包括购买机器及运费在内的建厂经费300万两的1/10。建好了厂要买机器。炼铁炼钢用什么设备是有技术要求的，钢的含磷量超过0.2%质量就不高，容易断，因此，要根据所用的铁矿含磷量来决定采用哪种设备。张之洞心急着要开工，不顾专家建议，下令“什么炉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们中国什么矿都有”。结果从英国买来的炼铁大炉完全不适用，汉阳铁厂产的钢铁易脆裂折断，不能用于锻制或铸造。

光绪二十年（1895年），汉阳铁厂的钢铁上市。当时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汉阳厂的产品每吨23两白银都无人问津。汉阳铁厂开炉生产仅仅4年，已用去官银500多万两，亏损累累，毫无起色。

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10年，正是世界经济出现重大变局的时期。

日本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的诸多革新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经过10多年的“求智识于世界”，“殖兴产业”的国策推行顺利，丝、茶经西方工艺改良，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中国的劲敌，绿茶夺去一半美国市场，“每马士丝”超过中国湖州的“辑里丝”，是最受欢迎的亚洲细丝。

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开始崛起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对铁路的坚决投入，让它的土地和矿产资源优势得以发挥，企业家们开始展现自己的雄心。洛克菲勒的石油和铁路生意、J·P·摩根的金融帝国、卡内基的钢铁工厂都是在这段时间隆隆崛起的。纽约成了除伦敦以外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在曼哈顿岛上一条叫华尔街的狭窄街道上，金融家们开始学习着统治世界。1882年，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预言说，“欧洲结束的地方正是美国开始的地方” 。他后来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现代企业家精神进行了最著名的论述。

在欧洲，蒸汽机的发明已经超过100年，以此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早已结束。自1873年之后的20年中，整个欧洲大陆陷入大萧条。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思想家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去世于1883年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他的三卷《资本论》分别出版于1867年、1885年和1894年（后两卷由恩格斯整理），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理论即将开创一个新的人类纪元。

对于1884年的中国人来说，他们要听到马克思这个名字，还要等35年，而读到《资本论》则要等54年。 0jMBRpV2V1UDef96d2C11Hv/VixTnH7AmrPa6uKxlmLuBMf/JZePFLT3zQF2hx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