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开始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欧和北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一系列新成就，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愈来愈占据主导地位，“钢铁时代”取代了“棉纺织时代”。与此同时，激烈的竞争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列强之间为扩大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争斗不已。生产和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也因激烈的竞争而加速进行，各种垄断组织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经济危机更加普遍和深刻。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上加剧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和对殖民地的掠夺，而且在政治上强化反动的国家机器，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社会主义者的迫害。在思想领域，垄断资产阶级极端害怕和仇视革命真理，千方百计地攻击、诋毁马克思主义，并宣扬各种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反民主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为垄断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等。针对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指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与组织，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捍卫、发展革命理论，积极开展反对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的斗争，大力推动工人运动向横宽和纵深发展。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回击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新挑战，总结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新成就，更好地指导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把工作重点放在进行巨大的理论创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各项基本原理做了系统的阐发。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以来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等，都具有进一步总结和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这正是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70—90年代的发展时，应当着重把握的重要的历史特点。

本章着重研究和阐述在资本主义转向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批判巴枯宁主义、米尔柏格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拉萨尔主义和“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和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中的发展

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逐步成为工人运动中的突出问题。斗争是围绕国家问题展开的。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否定一切政治斗争，并试图占据第一国际的领导地位，分裂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宁集团及其无政府主义理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一、巴枯宁的国家观及其哲学基础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年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年轻时，巴枯宁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奥格辽夫、别林斯基等交往甚密。巴枯宁自夸一贯具有非同寻常的抽象思维，1836年参加了以青年哲学家尼·弗·斯坦凯维奇为首的哲学小组，成为费希特和黑格尔哲学的信徒。1840年，巴枯宁去德国，结识了魏特林、蒲鲁东和卢格等人，1844年经卢格介绍在巴黎会见了马克思。1848—1849年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巴枯宁非常活跃。1849年5月，巴枯宁参加德累斯顿起义时被捕，两次被判处死刑，后由奥地利政府引渡给沙皇俄国。在监禁期间，巴枯宁先后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尼古拉二世写过“忏悔书”，因此被免除死罪，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亡英国，成为红极一时的传奇人物。此后，巴枯宁开始在理论上、组织上反对马克思恩格斯。1865年，巴枯宁在意大利组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同盟——“国际兄弟会”（“国际革命协会”）。1867年在日内瓦加入资产阶级性质的“和平与自由同盟”。次年，他组织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加入了第一国际。1872年，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因搞阴谋分裂活动被开除出第一国际。接着，他指使一些人成立了所谓“无政府主义国际”，公开同第一国际相对抗。1874年，巴枯宁表示永远退出政治舞台。1876年，巴枯宁病逝。

巴枯宁生活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时代，他的思想同蒲鲁东和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反映了破产小资产阶级在社会急剧变化时代的疯狂性和破坏性。巴枯宁主义在当时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等地很有市场。后来，巴枯宁的思想对19世纪60—70年代俄国的民粹派、涅恰也夫的阴谋组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工团主义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无政府主义国家观是巴枯宁主义的核心。这与巴枯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相关。巴枯宁责难历史唯物主义忽视了国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将消灭国家作为进行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国家，国家规定并保障了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使一个阶级的财产越积越多，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成为可能。因此，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消灭资本主义主要是指消灭资本主义国家。

有感于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事实，巴枯宁将对国家的仇视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他认为，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国家。从国家的对外关系上看，其本质必定是军事的国家。而军事国家不可避免要成为侵略国家；如果它不侵略别国，也将被别国侵略。因此，国家只能破坏整个地球上人类的团结。从对内关系上看，不管是君主制的、立宪的或共和制的国家，也不管是哪个王朝的、哪个阶级的或哪个民族的国家，都只是意味着统治、剥削和压迫。因此，国家是群众的敌人，国家同社会主义原则水火不容，社会主义者谈论国家就是妥协和投降。

巴枯宁从抽象的自由、平等原则出发，认为国家同人类的自由本性相矛盾，国家和神学一样，建立在对人类的不信任基础上，把人类看成本质上是坏的、邪恶的，认为人类不存在自由、正义和道德，需要国家出来管理人类。因此，巴枯宁说国家是对人类的“最恶毒、最冷酷和最彻底的否定”，是人类的奇耻大辱；国家是地上的教会，是对它的所有成员的个人自由的否定的总和，哪里开始有国家，哪里的个人自由就要结束。

巴枯宁还认为，国家和平等原则相矛盾。国家规定和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而继承权使每个人获得了不平等的发展条件，促使土地和其他社会财富发生有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的异化，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因此，必须废除国家，实现各阶级和个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平等，实现公平的竞争。

巴枯宁激烈反对马克思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论。他责问马克思：“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 。他认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社会主义原则自相矛盾。他攻击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仍然是自上而下统治人民，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必然导致把财产集中在自己手里，并在给人德性和使之文明的借口下，对人进行奴役、迫害、剥削和腐蚀。他胡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将用武力把群众像动物似的赶到一起，专门追求物质的目的，对精神生活一无所知。

巴枯宁还认为，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里，农民文化程度最低，被排除在管理过程之外，成为国家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工人则是管理国家的特权阶层。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能消除民族奴役的压迫形式。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对农民和少数民族的专政。

为了反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理论，巴枯宁提出了他的“自由联邦”“世界联邦”的构想。他认为，未来社会将取消一切与国家相关联的形式，如废除国家法庭，取消银行和其他一切国家信贷机构，取消一切中央管理机关、官僚机关、常备军和国家警察，实行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使国家在政治、司法、官僚机构和财政方面彻底破产。那时，人们根据自愿原则组成公社，由公社自由联合成省，省联合成民族，民族联合成欧洲联邦，并进一步建立世界联邦。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是“自治”。在世界联邦中，每个公社是“自治的”，在公社中，每个人又是彻底地“自治的”，一旦社会组织侵犯了个人和公社的自治，个人就可以自由地退出公社，公社就可以自由地退出联邦。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本能、需要和意志实行最充分的自治，在各民族之间实行充分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彼此间建立紧密的兄弟同盟，从而建立一个伟大的自由的机体。

巴枯宁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但他的哲学实际上是折中主义的大杂烩。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三种要素，或三个基本原则：（1）人的动物性；（2）思想；（3）反叛。和第一个要素相对应的是社会经济和私人经济；和第二个要素相对应的是科学；和第三个要素相对应的是自由。他认为，同动物相比，人类具有两种更高级的能力即思想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巴枯宁极力强调反叛的欲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破坏的热情就是创造的热情，没有广泛和热烈的破坏，就不会有革命。社会主义者要培养“邪恶的激情”，要放纵一切恶欲，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他认为，反叛的欲望是追求自由的表现。他极力推崇黑格尔关于人类历史是自由精神的自由的必然的发展结果的思想。不过，他的自由观既不同于马克思的辩证自由观，也不同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合理利己主义的自由观，而是极端个人主义和一意孤行的本能发泄。巴枯宁认为，自由没有限度，不为全体人类的利益所限制，“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须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他们只听从他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 。他认为，人性中存在能够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要解放出来，就能够推动历史前进。在现代世界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文明的污染，他们是人性的代表，愤怒的农民和工人的自发暴动将会拯救这个世界。他把走向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欧洲最落后的俄国农民身上。

巴枯宁用这套唯心主义哲学来说明整个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的人性对人的动物性的不断否定。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尚未摆脱动物特性的原始的奴役状态，这是人类文明的初期；第二阶段是受宗教和国家统治的神性的奴役状态，这是指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社会；第三阶段是摆脱了所有权力的无组织的自由社会。人类历史正在走向第三阶段，在这个时期的革命纲领应该是立即爆炸一切国家，反对一切权威，实现绝对自由和普遍平等的原则。巴枯宁极端仇视“宗教”和“国家”这两个名词。他用宗教来说明国家的起源。他认为，上帝和国家都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的，都同人的自由截然对立。国家则是教会的直接结果，是通过神的万能威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建立起来的。它没有任何历史必然性，纯粹是人为制造的。

可见，无论是在国家起源问题上，还是在国家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对待无产阶级国家的态度问题上，巴枯宁主义都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主义，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

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过程

巴枯宁主义是第一国际后期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直接威胁到第一国际的生存。因此，从1869年到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斗争。

起初，马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的某些方面还是抱有一些好感的。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恩格斯说，在1849年5月的德累斯顿起义中，起义群众“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监牢里” 。马克思后来也说，“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题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中，我也尽我所知，在德国著作家中第一个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特别是参加德勒斯顿起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在第一国际成立之初，马克思在信中对恩格斯说：“我于十六年之后，昨天第一次见到他。应当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巴枯宁是当年德累斯顿起义的参加者和俄国革命斗争的代表者。必须同时指出，无论是在1848年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上，还是在对俄国问题的认识上，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宁都是始终存在分歧的。

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以后，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时，巴枯宁认为推行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公开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直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巴枯宁对工人运动的威胁主要来自组织方面。马克思认为巴枯宁本人是“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 ，“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巴枯宁不停地建立一个又一个组织，将其作为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工具。每次国际代表大会前，巴枯宁都四处活动，拉帮结派，试图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同马克思恩格斯一争高低。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坚决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的指导地位和国际的内部团结。

1867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加入“和平与自由同盟”之后，建议同盟加入第一国际，试图通过“和平与自由同盟”控制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和平与自由同盟”没有理由单独存在。

1868年，巴枯宁又召集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69年9月，在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试图通过以下两个问题来鼓吹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第一，提出了关于废除财产继承权的决议；第二，要求国际总委员会放弃对爱尔兰问题的直接干涉，放弃对国际各个支部的领导权。但是，会议的结果使巴枯宁的计划完全落空。马克思于1868年12月22日起草了题为《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通知，发给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提出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1870年3月28日，马克思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撰写了机密通知，揭露了巴枯宁及其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阴谋活动。马克思指出，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完全是一个欺骗活动，巴枯宁是一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瓦解国际的工具。“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 。巴枯宁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应当退休。巴塞尔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也就是说，第一国际将完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变成他的私人工具。恩格斯认为，巴枯宁的这种欺骗行为，是想建立“国中之国”，建立两个总委员会，甚至两个代表大会。这就必然导致国际的分裂。恩格斯指出，对于这些钻进国际的家伙，最好是冷静而坚决地加以拒绝。

1870年的巴黎起义和里昂事件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标志着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里昂起义后，巴枯宁就匆忙宣布彻底废除国家机器。马克思恩格斯嘲笑说：“里昂事件表明，只用一纸废除国家的命令远远不足以实现这一切美妙的诺言。但是，只用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两个连，就足以粉碎这个美妙的幻想并且迫使巴枯宁收起他那创造奇迹的命令赶忙溜往日内瓦去了。” 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将责任推给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要求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斗争，诬蔑国际总委员会正在成为钩心斗角的策源地，要求国际总委员会仅仅成为一个“通信机关和统计中心”。1871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打击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阴谋和派别活动。1872年，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巴枯宁将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说马克思从脚跟到头顶都是个“权威主义者”“独裁者”“教皇”，爱好虚荣和嫉妒，搞自我中心主义等。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就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及国际总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展开了争论，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由于巴枯宁主义者常常以最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阴谋活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从组织上清除巴枯宁主义时，也在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1869年）、《政治冷淡主义》（1873年）、《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年）；恩格斯的《论权威》（1872—1873年）、《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1873年）和《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拉法格协助下完成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继承权这个私有制社会的最直接存在形式。马克思认为，继承权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的原因，恰恰相反，“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 。继承权是私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社会革命的最终结果应当是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上层建筑做斗争。废除继承权是在社会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改造旧经济基础时的一种过渡性措施。如果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引诱工人阶级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使命。

《政治冷淡主义》批判了政治冷淡主义和经济冷淡主义以抽象原则反对工人从事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在这里详细地阐述了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巴枯宁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就是承认了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或阻止降低工资，就是承认了雇佣劳动制度。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妥协和迁就，同自由、自治、无政府原则相矛盾。经济冷淡主义则认为，争取提高工资的要求同“工资数额决定商品价格”的永恒原则相矛盾；联合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相矛盾；阶级间的鄙视和仇恨同互助王国的原则相矛盾。马克思认为，这种“革命”的抽象原则只能导致工人阶级袖手旁观，以真正基督徒的苦行主义精神来忍受资本家的剥削，等待最终的社会清算。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一文在批判巴枯宁主义国家观的同时，集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马克思认为，巴枯宁国家观的思想基础是“逆序法”，即把后面的、以后的当作最初的、前面的，把实际的顺序颠倒过来，否认事物具体的、历史的发展过程，用幻想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分析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态度，得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结论，预测了未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性质、任务等具体内容。这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反对巴枯宁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在稍后反对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恩格斯则选择了另一个问题，他在《论权威》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恩格斯具体分析了权威产生的原因、权威的发展过程、权威的各种存在形式以及权威的作用。恩格斯认为，权威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它除了具有政治的含义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的含义。现代化大生产需要权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存在权威。

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恩格斯分析了巴枯宁主义者领导西班牙起义失败的原因，论证了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巴枯宁主义者不去攻击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受其压迫的国家，却幻想以无政府主义原则一下子消灭所有国家，消灭普通的国家概念。当遇到严峻的革命形势时，巴枯宁主义者就不得不抛弃自己的纲领。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信仰，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说教，泰然自若地参加显然是纯粹资产阶级的运动，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会议。但是，他们是在没有纲领或者根本不知道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了运动，结果，巴枯宁主义者或者阻碍了革命运动，或者是参加了没有计划的荒唐起义，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无政府状态和自由联合的原则又分散了革命力量，让政府把各个城市一一击破。

总之，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与权威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并对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论革命政权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

巴枯宁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懂得革命政权的性质和作用。马克思指出，不能笼统地谈论一切国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不能从国家本身研究国家。在缺乏相应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要求废除国家政权，同要求建立国家政权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 。这些手段之一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运用革命政权的力量。无产阶级由于还没有最终脱离旧的经济基础，所以在上层建筑领域内也不可能彻底抛弃旧的社会组织形式。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最终被消灭，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阶级镇压的工具，否则，“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建立国家政权同国家消亡、建立阶级统治同消灭阶级、目的同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巴枯宁将目的和手段完全等同起来，认为只有通过自由化的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自由化的秩序，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发展和组织城乡劳动群众的非政治的、社会的因而也是非政权的方式才能实现。马克思认为，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实际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一方面，无产阶级加强国家政权的政治经济统治，对付一切残留的落后因素；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为最终消灭阶级，包括消灭无产阶级自身创造条件，逐渐清洗自己身上的一切阶级性的特征。无产阶级将“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 。

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了革命政权存在的长期性。他们认为：“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不仅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立即取消国家政权是不可能的，在没有最终消灭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时也不可能取消国家，而彻底改变和消灭旧的经济基础，建立、发展和完善新的经济基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存在也将是长期的。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内容和职能。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在形势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马克思自然强调革命政权的暴力性质。马克思指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不能剥夺自己采用暴力的权利，相反，在这种暴力能够加速阶级最终消灭的情况下，应该毫不迟疑地使用革命的暴力。同其他手段相比，国家政权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具有普遍性和组织性，效果更为显著。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能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 。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忽视革命政权作用的另一方面。他在强调革命政权的镇压功能时，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社会经济革命”功能。巴枯宁片面地理解国家的上层建筑性质，将国家的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国家与整个社会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同样也要组织生产，以便在经济关系中最终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运用国家政权，“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 。这样，马克思就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上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历史地位。

巴枯宁将无产阶级专政与其他剥削阶级的统治并列，将无产阶级政治还原为资产阶级政治，认为他们都是专制、奴役和压迫，同自由、民主截然矛盾。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性质。他们认为，不从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而把革命看作少数几个人密谋的暴动，自然也就推论出革命政权是暴动者对整个社会的专制。政权本身的性质并不是取决于名称，而是取决于相应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少数人的专政，而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 ，是阶级统治的新形式，是对多数人的民主和对少数人的专政两者的统一。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政治镇压职能将逐渐减少，其重心将从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到最后，“（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 。

对农民的态度也是衡量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巴枯宁从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出发，硬是捏造了所谓无产阶级的专政将包括对农民的统治的论断。马克思指出，私有者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但他们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是“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 。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只有当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的联合提供了条件，才能最终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

四、论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无产阶级怎样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巴枯宁认为，通过工人阶级的总罢工和农民的自发暴动，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天之内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自由平等的无政府状态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指出：“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 因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 。无论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都不可能一下子获得解放。经济发达的英国虽然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的物质前提，但是广大工人却缺乏自觉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落后国家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在分析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策略时，恩格斯指出：“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 无产阶级只能通过政治斗争来缩短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过程，却不能完全抛弃政治斗争。

巴枯宁有一种奇怪的逻辑，认为无产阶级组织政党、进行罢工，限制工作时间、调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就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认为进行这样的活动不但无助于消除目前的社会状况，反而会巩固这种状况，并使矛盾尖锐化。恩格斯指出，这完全是诡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至于我们承认与否，它并不在乎。对无产阶级来说，主要任务不在于承认或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而是通过实际的行动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土地贵族和资本家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并不仅仅依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而且依靠国家的力量，依靠军队、警察和法庭。而巴枯宁则要求实行总罢工，即采用仅仅直接触及个别资产者，但不触及他们的共同代表——国家政权——的措施，去反对政治的武装力量，这完全是徒劳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敌人进行斗争，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夺取政权作为最终目的” 。工人阶级应该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将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作为斗争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放弃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并不存在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之外的第三条非政治的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政治，就必然投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革命事业与政治行动紧密相连，放弃了政治行动，也就放弃了革命事业。在社会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之后，鼓吹放弃政治，只能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巴枯宁主义者在1873年西班牙起义中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巴枯宁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放弃政治行动，他们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参加到资产阶级政府中去。巴黎公社失败后，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进行政治斗争包括合法的政治斗争就显得更为迫切。然而，巴枯宁却看不到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事实和前景，悲叹革命的时刻过去了，群众中缺乏革命的热情和希望，这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因无力从事政治活动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

马克思分析了工人运动的历史，认为进行政治斗争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最初的社会主义者那里，“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政治发动” 。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局限性是历史条件所致，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但是，当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却仍然奢谈排斥一切政治斗争，就只能危害工人运动了。政治斗争是在工人阶级自发的经济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更为高级、更为有效的斗争形式，是工人阶级成熟性的表现。马克思认为，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是“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政治斗争的特点是广泛的组织性和自觉性，是“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 。政治运动也是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单靠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不可能对付资产阶级的强力镇压，必须通过政治行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巴枯宁放弃政治行动，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处于分散状态，等待资产阶级各个击破。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巴枯宁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进行政治斗争是不相容的。马克思认为，排斥经济斗争的经济冷淡主义和排斥政治斗争的政治冷淡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抽象的永恒原则反对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马克思指出，“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运动密切联系着的” 。政治斗争与其他斗争形式包括经济斗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共同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这个最终目标。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经济解放是最终目的，政治运动是手段，这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地方。另一方面，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通过政治斗争取得政治统治是实现经济解放的必经之路。

建立政党是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时期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政党是与资产阶级的政党直接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组织，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突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认为“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只有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彻底摆脱旧政党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恩格斯在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的信中说，旧政党的空洞的豪言壮语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年代到处都发生过，而“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 。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要充分利用一切形式的政治因素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唯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对立在斗争策略问题上表现为：是从现实中还是从思辨的想象中寻找斗争的力量？巴枯宁主义者排斥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可利用的因素，认为这些因素都是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相矛盾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并不符合被无政府主义者用自由、自治或无政府状态等名称神化了的唯心主义幻想，工人阶级的“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 。恩格斯说，“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将这些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么我们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恩格斯还提到了普选权，认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 。关于议会斗争，马克思认为，如果工人阶级的代表在议会中受到压制，那么就会对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如果工人阶级争取到了在议会讲坛上讲话的机会，那么全世界都会倾听他们的意见。这两种情况都会为工人运动建立巨大的威信。马克思认为，社会越发展，利用政治因素，特别是合法因素进行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认政治自由、普选权、议会等合法因素，而是号召无产阶级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一切合法因素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

五、论权威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结论是反对一切权威。巴枯宁认为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和极其有害的，任何由官方强加于人的权威和任何权威的影响，都会直接变成压迫和虚伪。他夸大权威作为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的作用，认为权威是社会堕落的根源。行使权威必然使人堕落，屈从权威必然使人受辱。恩格斯对待权威的方式与巴枯宁完全不同。他不是用权威来说明整个社会，而是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出发来说明权威。一定的权威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离开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空谈权威，自然不能发现权威问题的实质，在相应的经济基础没有变化之前要求消灭权威，也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分析了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认为权威的存在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他认为，现代经济活动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联合的相互依赖的活动正在取代个人的独立活动。例如，庞大的工厂工业正在取代分散的小作坊，火车取代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轮船取代帆船，等等。但是，联合起来就需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需要作为组织者的权威。权威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运转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恩格斯以纺纱厂、铁路和航海为例来说明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在纺纱过程中，各个工序之间的互相配合、机器的正常运转、各个车间之间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分配，以及统一的劳动时间的制定，这些问题都要靠权威来解决。在现代工业的命脉——铁路运输中，为了避免不幸事故，需要强有力的权威进行统一管理。恩格斯认为，最有力地确证权威存在的，便是在汪洋大海中航行的轮船了。在危急关头，为了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因此，现代社会中的权威，首先是从现代大工业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巴枯宁所说的权威和专制，不过是大工厂里的机器的“专制”“蒸汽权威”，而“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 。消灭权威的口号反映了破产小资产阶级对现代化大生产的仇恨和愤怒。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由于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权威不仅不会被消灭，它的范围反而会进一步扩大。

恩格斯分析了权威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形式。权威存在施动者和受动者、强制与服从两个方面：一方面，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未来社会中的则是建立在个人意愿基础上的权威。权威既可以是一个代表，也可以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的决议的委员会。权威活动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某一问题既可以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也可以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就是说，权威与下属沟通的方式或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存在各自不同的权威，经济生活中有经济权威，政治生活中有政治权威，思想领域中有思想权威，等等。巴枯宁为了缓和自己的彻底反权威论断，试图用折中主义的办法规定权威概念。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权威，而且对于这些专门知识，应该向他们请教，“但是我既不允许鞋匠，不允许建筑师，也不允许学者把他的权威强加于我” 。这就割裂了权威活动的强制与服从这两方面特征。巴枯宁将权威概念简单化，认为权威必然是某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是少数人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压迫他们，且以此得出消灭权威的结论。这就否定了权威存在形式的多样性。

恩格斯还阐述了权威与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巴枯宁片面地将权威与自治对立起来，认为权威是绝对坏的东西，而自治是绝对好的东西。工人阶级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组织，每个人都是自治的。恩格斯指出：“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绝对的自治是不存在的。权威和自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抽象概念，“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 。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权威的存在以牺牲个人自由为前提，权威与自治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并不是巴枯宁所认为的那种外在对立，即似乎要消灭权威，首先就必须实现个人自治，而要实现个人自治，又要首先消灭权威。恩格斯认为，权威的发展与自治的实现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威与自治是统一的，权威的行使以个人自治为基础，并通过个人的自治来实现，同时自由的个人又必须服从一定的权威。

如果说否认经济权威明显地违背经济活动的常识，那么，在巴枯宁看来，政治权威的存在则为他提供了否定权威的理由。但是，恩格斯所说的消灭政治权威同巴枯宁的消灭政治权威有着不同的性质。首先，巴枯宁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恩格斯则认为，在旧的社会关系废除之前，不可能也不应该彻底消除政治权威。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必须进行革命斗争，而“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它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权威政权，而是它没有充分运用这个权威的力量。其次，巴枯宁从否认政治权威出发否定一切权威。恩格斯认为，不仅剥削阶级社会存在权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权威，只不过这两种权威具有不同的性质和阶级内容。在剥削阶级社会，政治权威与经济权威是合二为一的。在未来社会中，政治权威和权威的政治性质将消失，权威变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简单的管理工具。

恩格斯还揭露了巴枯宁否认一切权威的险恶用心和消极影响。巴枯宁的反权威理论是为他夺取第一国际的领导权做准备的。他反对领导当时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总委员会，特别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马克思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个“权威主义者”“独裁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他把威信极高的马克思恩格斯视为夺取第一国际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可是，他一方面反对别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树立自己的权威；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试图建立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权威，以无政府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法权观念的理论在批判米尔柏格改良主义中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机器大工业逐渐挤垮并代替了旧的家庭工业，大批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被迫涌向成为现代工业中心的大城市，使城市对住房的需求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为了修建工厂和道路，旧的住宅却在不断被拆除。于是，出现了工人、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严重的“住宅缺乏”现象。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扎克斯乘机在住宅问题上散布自己的观点，在工人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如何看待和怎样解决“住宅缺乏”现象，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也反映了两种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对立。

一、米尔柏格在住宅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

米尔柏格原是一位医生，1872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米尔柏格在住宅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具体说来，他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使每个承租人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有了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工人就获得了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有了可独立支配的领域，有了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就会摆脱受市面情况的变动和自己雇主的摆布；就能因此以不动产做抵押而获得信用，避免因为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而招致种种危险；就从无产者阶级上升为有产阶级。似乎工人有了自己的住宅后，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第二，房屋收到的租赁费用大大地高于房屋的最初费用，这违背了社会的“永恒公平”原则，应该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消除房屋的最初费用与最终实际收到的房租的差额。这样，工人购买住宅时除了支付房屋的实际费用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外，就不再需要别的额外偿付了。

第三，造成工人住房状况恶化的原因是道德败坏和无知。一方面是有产阶级虽然有资金却不肯建造房屋供劳动者享用，他们不知道工人生活状况造成的疾病流行也同样危及自身；另一方面是工人本身缺乏卫生要求，为了少花钱而宁肯住进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同时又把收入浪费在喝酒和种种无聊的娱乐方面。只要资本家懂得了工人住房状况的恶化对环境的危害性，工人懂得了一些卫生常识，他们就会自动起来建造住宅。工人政党应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参加社会改造过程。

米尔柏格的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后，在工人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挽回声誉，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请求恩格斯撰文批判米尔柏格。恩格斯于1872年6月至1873年1月连续在《人民国家报》发表了三篇论文，系统批判了米尔柏格等人的改良主义路线。这三篇论文后来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

米尔柏格的改良主义是以蒲鲁东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尽管他不承认自己是蒲鲁东主义者，但是他的论文除了十足的蒲鲁东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同样也是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主义的继续和补充。

恩格斯在论战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述。

二、恩格斯论经济现象和法权观念的关系

同蒲鲁东一样，米尔柏格也是用一些抽象的概念来说明经济现象，而不是做具体的、实际的分析。米尔柏格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永恒公平”：“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则，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原则，指导、保护、排斥、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吗？……这个原则在我看来就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呢？这就是人类自身的本质。” 他把“公平”上升到理论中的最高地位，认为“公平”是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原则。凡是符合这个原则的就应保留，凡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就应被废除。他没有具体地分析房租的经济根源，认为房租是通过“永恒的法权理由”获取的，这种“法权理由”与“永恒公平”原则相矛盾。因此，社会改良的任务是取消“法权理由”，实现“永恒公平”。恩格斯说：“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所谓不符合“永恒公平”原则的“法权理由”是什么呢？它就是指“资本生产率”。米尔柏格不懂得剩余价值理论，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抄袭了“资本生产率”的模糊概念，硬说资本本身也有一定的生产率，也能产生价值。恩格斯指出，房租的来源是剩余价值，它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1）地租；（2）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润在内；（3）修缮费和保险费；（4）随着房屋逐渐破旧无用的程度以每年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利润在内。可见，即使废除了“资本生产率”，房租也丝毫不受影响。因为“不论工业资本的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产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 。降低或者废除“资本生产率”，并不能使工人阶级得到优惠，只是确立一种新的办法在资本家之间分配从工人那里获得的剩余价值，使工业资本家比食利者获得更多的优惠。

米尔柏格理论上的错误在于把住宅承租人和房主的关系等同于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恩格斯指出，承租人和房主的关系是两个公民之间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不像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中会有剩余价值存在，工人在这里是作为有钱的人来活动的。米尔柏格既然只是在纯粹的交换活动中兜圈子，便不可能发现房租的来源和住宅问题的实质。

米尔柏格不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其改良措施最多只是对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而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却丝毫没有触及。恩格斯认为，住宅问题的关键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即资本家怎样能靠自己的那些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消除“住宅缺乏”现象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

“住宅缺乏”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宅缺乏”现象就不可能存在。米尔柏格幻想用使工人阶级提高到有产阶级的水平来消除“住宅缺乏”现象，实际上是抹杀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造就无产阶级这一事实。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 资本家并没有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宅，似乎只是在改良主义呼吁和祈求之后才这样做。相反，资本家一开始就把修建工人的住宅作为必要的投资，因为这种投资能为他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住宅缺乏”也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持续存在，因为这种现象同投资修建工人住宅一样能为他带来经济利益。工人即使有了可供自身支配的住宅也不会成为资本家，因为房子并不能为他带来剩余价值。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被消灭，无关痛痒的社会改良措施就不能真正改善工人的状况。恩格斯以严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夜用来禁锢我们的工人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最可耻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它们，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它们。” 改良主义认为，如果为工人提供免费住宅，工人的生活费用就会降低。他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恩格斯则指出，这些社会改良办法一旦推行，工人的工资也会相应地降低；他节约多少，他所得到的工资就降低多少；他节约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

米尔柏格的“永恒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性质还在于：在现代大工业条件下，所谓“永恒公平”的原则，即每个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已经很难实现。首先，单个的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难以计算；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蒲鲁东主义者所向往的两个生产者之间的简单商品交换。米尔柏格推崇小商品生产，充分暴露了他的那个“反动的蒲鲁东主义原则”，“这个原则以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条件是一种病态的赘疣，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独生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这无非是要理想化地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 。米尔柏格恢复小生产方式的目的是把工人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阻止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工人无声无息、安于现状。

米尔柏格只是对工人阶级的状况做一些道义上的愤慨，抱怨“现时代的惨状”，对历史必然性唱“悲歌”，说现行社会中缺乏“革命的法权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加以证明的东西，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柏格却在说教和哀诉。” 恩格斯从“住宅缺乏”中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他说，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主要区别是，我们在描述经济关系的时候，同时说明这些关系是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的，“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③。社会的发展不是依据“永恒公平”原则，而是依据实实在在的经济规律；现代大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向也不是小手工业生产方式，而是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相适应的共产主义社会。现代大工业把原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一个没有财产、完全摆脱一切枷锁的无产者。这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首要条件。只有无产者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同时，正是由于大工业的存在，“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 。那时的“公平”不是指单个工人成为自己产品的所有者，而是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

米尔柏格说在解决住宅问题时要“从现有情况出发”，要实际些，他要恩格斯“脱离抽象的社会主义”。他的目的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对资本主义的既成事实做一些改良，在住宅、食品这样一些细节性问题上大做文章。因此，恩格斯说：“‘从现有情况出发’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意思应该是：废除〉’出发——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啊。” 我们现在所能断定的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旧的所有制关系也将灭亡。至于凭空猜想未来社会将怎样调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必然陷于空想，向未来社会过渡时期的措施也必须适应当时的经济关系。米尔柏格的构想愈是具体，就愈是不可避免地走向空想。

恩格斯在批判米尔柏格的唯心主义后，论述了法律和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及历史过程。他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法律是对既成的生产活动的概括，国家则是用来维护法律的强制性权力机关，两者都是社会历史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唯心主义的自然法权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的根源。他说：“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基础中，例如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 首先，法律越来越完备，它自身便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存在。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法律本身的独立性掩盖了它对经济生活条件的依附。由于独立的职业法学者阶层的出现，人们将法学等同于实际的法律，将法律条文的制定等同于法律的产生过程。最后，各个历史阶段法律的共同性掩盖了它们的具体的时代的差别。这就是自然法权观念产生的历史前提和认识论根源。一切资产阶级理论家正是借助自然法权观念使现存制度神秘化、永恒化，从而达到欺骗工人运动目的的。

三、恩格斯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城乡对立

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在批判米尔柏格时，阐明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米尔柏格之所以选择住宅问题作为他宣扬改良主义路线的借口，是因为工人住房状况的恶化更明显地表现出，这是个不仅仅与工人有关的问题。不卫生的居住条件引起的疾病流行同样影响着资产阶级的健康。因此他说：在住宅问题上，“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中真正中等阶级的利益之间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在租赁住宅的压迫的桎梏下，各中等阶级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 。只要资产阶级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出来帮助工人阶级改善工人状况。工人阶级也不应该谈论“阶级政策”“阶级统治”。恩格斯指出，消灭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问题的唯一出路，住宅问题也不例外。为此，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实行‘阶级政策’，即工人阶级的政策。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 米尔柏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把自己置身于无产阶级运动之外，而投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行列。

米尔柏格等蒲鲁东主义者除了祈求资产阶级大发慈悲外，对国家也抱有幻想，指望国家能够帮助工人解决住宅问题。恩格斯指出，“国家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和权力”，“总和的资本家，即国家” 。资本家不愿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当然也不愿做。改良主义者又幻想：在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恩格斯分析了普鲁士国家的性质。他说：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至今还没有在德国取得统治权；与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并存的，还有一个不断壮大起来的无产阶级。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是旧专制君主制度存在的条件。同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又是波拿巴主义产生的前提。德国就是这些极端矛盾的社会条件的混合体，它本身在急剧地由专制君主国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国，俾斯麦政府就是它的实现。因此，不能幻想普鲁士国家对工人有什么作为，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的经验也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米尔柏格认为，巴黎公社是蒲鲁东主义原则的实现，德国工人运动不应对蒲鲁东主义抱有偏见。恩格斯反驳说，巴黎公社实践的是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 。公社最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不是来源于抽象的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蒲鲁东主义者在巴黎公社实行的唯一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它却是公社灭亡的原因之一。

与住宅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城乡对立，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

消灭城乡对立是解决住宅问题的前提。米尔柏格不懂得这一点，他完全抛开消灭城乡对立来孤立地解决住宅问题，幻想在保留资本主义造成的城乡对立的情况下解决住宅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因此，恩格斯指出：“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

米尔柏格认为城乡对立是自然的、历史上产生的，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他的目的是既改革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又保留农民。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 只有以社会主义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城乡对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每天都在提出消灭这种对立的实际要求，“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只有消灭了城乡对立，才能解决住宅问题；同时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最终消灭城乡对立。

第三节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理论

拉萨尔主义是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尤其在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后，拉萨尔本人虽然已经过世，但德国党内的拉萨尔派和拉萨尔主义仍然严重危害党在政治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团结和思想上的纯洁。而随着19世纪70年代初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德国党面临着团结对敌、领导和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紧迫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不清除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德国党和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不朽篇章。

一、拉萨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拉萨尔生于德国东普鲁士布雷斯劳城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迅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资产阶级试图利用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去反对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同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同，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比较晚，也比较缓慢，当他们开始向封建专制制度发起冲击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更强大的对手——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德国政治舞台，公开同他们较量。因此，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得十分软弱、动摇，总是想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搞投机，想方设法为自己捞取一点暂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德国资产阶级目光短浅，奉行极端利己主义，一开始就沾染了十足的庸人习气。历史造成的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性在拉萨尔身上也充分表现出来。

拉萨尔少年时天资聪颖，被人称为“神童”。写作才能出众，自己独立地阅读了歌德、席勒、卢梭等人的进步作品。他在生活上放荡不羁、吃喝玩乐、酗酒赌博，同时对普鲁士社会的陈规旧习，特别是摧残人性的旧的教育制度深恶痛绝。在学校里，桀骜不驯的拉萨尔总是受到压制和排挤，并因此多次转学。这种压抑的环境不断助长拉萨尔对整个社会的反抗情绪，这对拉萨尔后来走上背叛社会的道路有很大影响。

但是，一开始，拉萨尔对社会的反抗情绪就具有两重性：有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可以勇敢地为民主自由事业而呐喊；有时，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虚荣和独裁的欲望又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既反对贵族专制，又向往贵族式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生为王子或公爵，我将是个彻头彻尾的贵族。但是，我不过是个普通市民的儿子。因此，我将是当代的民主主义者。” 他用极端个人主义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拉萨尔“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其次，力图挤入上流社会，得到显赫的地位” 。极端个人主义是他后来走向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1842年，拉萨尔考入布雷斯劳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到柏林大学，并立即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忠实信徒。1846年，拉萨尔以原告辩护人的身份参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并因此名声大振。1848年革命爆发后，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向市民和农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因此被捕入狱，后又很快出狱。这是拉萨尔第一次直接参加革命活动。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拉萨尔一直处在德国工人运动之外而专心于学术研究。1857年，拉萨尔出版《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解释赫拉克利特哲学，并跻身学术界。1862年，拉萨尔发表了题为《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工人纲领》）的演讲，提出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次演讲为拉萨尔在工人中间带来了一定的声誉，他借机加入重新兴起的工人运动。1863年，拉萨尔应即将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之邀撰写《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把机会主义观点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这标志着拉萨尔主义正式形成。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选举拉萨尔为主席。之后，拉萨尔几次同新上台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秘密会谈，为俾斯麦的内外政策出谋划策，并要求工人阶级支持俾斯麦政府。这使得拉萨尔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越来越孤立。1864年8月，拉萨尔在瑞士追求巴伐利亚驻瑞士联邦代办的女儿，在与姑娘未婚夫的决斗中受重伤后去世。

拉萨尔终其一生都是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和策略的哲学基础。在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曲解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时，拉萨尔说，“正是绝对的生成对现实的生成的这种关系使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成为一种唯心的哲学，使得他的绝对的东西成为理念，使得绝对的东西对现实的东西的关系成为一种唯心的关系” 。他把理念看成是“万能的”，可以完成各种任务，而他自己的任务就是使“理念”在现实中确立。他认为历史是“概念的客观的自我运动”，概念的运动以机械性、化学性和目的性在历史中起作用。这实际上就是概念产生客观世界的过程。

他用概念的变化说明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从古代基督教世界发展到中世纪，到近代，一直到共产主义，是主观性的权利、能力观念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结果。君主政体向共和政体的发展，就是伦理的国家意志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实现，是王权自身的内在本性进一步演变的结果。共产主义社会首先是一种“理念”的体现，是概念运动的一个阶段，“观念在失去后又返回本身，使这种客观性（物质、东西、货币）作为一开始就属于个人的东西无条件地服从主观性——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观念”。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不能成为一个社会阶段，而仅仅是一种观念。神、国家和法是概念客观运动的终结，是普遍精神在外部世界中的体现。现存的君主政体就表现了伦理的国家意志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概念，尽管它是以一种偶然的、经验的、通过血统的继承来确定的。

很明显，拉萨尔的哲学源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但是，为了使他的哲学进一步具体化并介入实际活动，拉萨尔又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拼凑和融入他的哲学之中。他说，自我或者纯粹思维是真正的自在之物，是一切存在的绝对自在；概念范畴的每一次运动都由特定的代表人物来体现和实现。他鄙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阶级，夸大英雄的作用，甚至将反动统治者俾斯麦看作统一德国的民族英雄。他认为，追求荣誉是伟大人物的天性；荣誉是现实的无限性，是感性存在的继续和延伸，只有在荣誉中才能达到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个人的成就和名望高于一切。拉萨尔后来走上出卖工人阶级的机会主义路线，与这种人生哲学不无关系。

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心点是国家帮助建立工人合作社理论。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国家的迷信而提出的。他认为，国家是为一切人而存在的机关，它把一切人的状况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国家的援助和促进下实现的自由的个体的合作社——这是工人等级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拉萨尔所说的国家并不是现存的国家，而是未来的国家，这种国家只有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才能实现，“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不仅是你们的政治原则，也是你们的基本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帮助的基本条件。这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 。他极力主张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反对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农民的斗争表面上看来是革命的，实际上是极其反动的；工人阶级的起义是“野蛮的无产阶级革命”“仇恨的和粗暴的长裤汉的狂怒的爆发”；等等。他一面对工人说“必须卸下你们脚上的镣铐，但是只能和平地、通过知识界的主动性、而且在有产阶级的同情和帮助下进行”，一面又向资产阶级和普鲁士王朝呼吁“你们有产者和知识分子必须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解除我们的这些镣铐” 。这实际是一种阶级妥协和阶级调和的道路。后来，他在与俾斯麦的密谋中，要求俾斯麦尽快实现普选权，防止发生暴动和起义，同时拿俾斯麦政府来威胁工人阶级。从拉萨尔这副奴颜婢膝、跪着造反的丑态中可以看出，拉萨尔并不是工人运动的真正领袖，而是俾斯麦反动政府在工人中的代理人。

如果拉萨尔将争取普选权作为争取工人解放的一种手段，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并不为过。因为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尽管工人运动再次高涨，但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848年革命的失败及19世纪50年代的低潮时期，工人运动原有的各种基础遭到很大破坏。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在1864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 问题在于，拉萨尔将争取普选权作为唯一目标，而且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和策略以唯心主义的对国家的迷信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归根结底，它不是策略的灵活性的体现，而是在出卖原则。

在法与社会的关系上，拉萨尔也是坚持唯心主义的立场的。他认为，法律是全民权利意识的体现，法的唯一源泉是全民的共同意识、普遍精神，法律所依靠的是思维和意志自由。后来，在德国的“宪法冲突”时期，拉萨尔也想以唯物主义解释宪法问题，认为宪法问题不是法的问题，而是力量问题。实际的宪法，即实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书面的宪法就要改变。谁的力量大，谁的权力就大，力量先于法。1848年革命的缺陷就在于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起草宪法方面，而没有把君主控制的军队变成人民掌握的工具。在此，拉萨尔虽然在思想中加进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总的说来，他没有真正领会唯物史观，而是使它庸俗化。拉萨尔所说的“力量”概念主要指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也就是俾斯麦所极力推崇的“铁和血”，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拉萨尔关于力量先于法的观点本来是批评反对封建统治不够坚决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但它并不是激励工人阶级去彻底地反对封建统治，而是引导人们屈服于普鲁士王朝的高压统治。他认识不到人民群众身上的力量。

拉萨尔的另一个理论是“铁的工资规律”。他认为，工人的工资永远围绕着按照每个时代的需要、属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这个极限波动，时而稍高于这个极限，时而稍低于这个极限。这是一个“铁的”规律。他看到工人生活相对贫困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他用人口的自然增减说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并认为，如果实际工资长期高于这个极限，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就会刺激人口增长，劳动力就会供大于求，使工资重新下降到极限以下；反之，如果实际工资长久低于这个极限，工人就会减少生育，劳动力供应就会短缺，工人工资又会上升到极限以上——这样，他就走到了唯物史观的反面。为了消除这种状况，只要通过国家建立生产合作社，将工人的全部劳动所得给予工人，工人成为自己的企业主，工资和利润的区分就会消失，“铁的工资规律”就会被废除。拉萨尔实际上是用普遍的私有制代替个人私有制。

以上就是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些基本观点。实际上，这些观点在提出之时很多都是直接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是为了同唯物史观相抗衡的。为了消除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激烈斗争。

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过程

拉萨尔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和危害，直到拉萨尔去世后仍未消除。拉萨尔的追随者施韦泽等继续在工人中推行拉萨尔的路线。梅林、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认清拉萨尔主义的实质，甚至还为拉萨尔辩护。因此，揭露拉萨尔主义的实质，阐明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引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克思同拉萨尔的交往是从马克思编《新莱茵报》时开始的。当时拉萨尔正在办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件，《新莱茵报》曾拿出一定的篇幅报道该案件。马克思的目的是通过揭露封建贵族内部丑闻进行革命宣传，绝不是对拉萨尔本人抱有什么好感。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拉萨尔身上存在的恶劣本性。恩格斯后来回顾说，我们“断然拒绝同一个从事这种声名狼藉的案件而势必从头到脚污秽不堪的人合作。无论马克思或者我都从来没有同拉萨尔合作过” 。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拉萨尔曾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勇气，他隐藏被追捕的同志，帮助他们逃跑；救济被捕工人的家属，让自己的住所成为工人聚会的场所；与在伦敦的马克思通信，通报国内情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给予很高的评价。1850年6月，马克思主张吸收拉萨尔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但是拉萨尔所在地区的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向马克思指出了拉萨尔的许多毛病，反对接受拉萨尔，马克思也并未勉强。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态度始终是客观的和谨慎的。在早期，当拉萨尔的恶劣本性还不曾对工人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时，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拉萨尔的功劳，说“拉萨尔虽然‘但是’很多，却是坚强而精力充沛” ，“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而他的那些卑下的、从属的情欲和私事（他将在为公的借口下永远醉心于这些东西），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拉萨尔在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更是积极加以肯定，认为这是他的“不朽功绩”，是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极大贡献。恩格斯说：“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 同时，恩格斯对于拉萨尔的难以改变的本性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 。1856年，当拉萨尔的恶劣本性逐渐暴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不满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他已不再抱什么幻想，而是要准备跟他“决裂”了。

在思想上，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对拉萨尔持批判态度。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出版后，马克思评价说，“这本书充满了老年黑格尔派的精神” ，“对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所说的绝对没有加进一点新的东西” 。马克思的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恰恰击中了拉萨尔唯心主义的要害：“我很想在这本书中找到你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批判态度的证明。既然这种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那末，另一方面，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 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做出结论之后，拉萨尔仍然在这个问题上持错误态度，这足以证明拉萨尔与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巨大鸿沟。

在《既得权利体系》一书中，拉萨尔试图建立一个永久有效的“形式法律逻辑学”，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旧的法律制度走向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对此，恩格斯说：“这家伙很迷信——还相信‘法的观念’，即绝对的法。……即使从纯哲学观点来看，他也应当懂得，只是过程而不是过程的仅仅暂时的结果是绝对，这样，除了历史过程本身以外，他就不能得出任何别的法的观念了。”

拉萨尔唯心主义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上表现为明显的颂扬“天赋王权”和亲俾斯麦倾向。他不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前提出发，而是从所谓的概念的运动出发，认为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极端利己主义相比，王权更能体现国家作为伦理意志的整体性和统一性。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过分相信资产阶级。在拉萨尔看来，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以俾斯麦为首的封建容克贵族。对此，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同样关心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与资产阶级结成反封建的联盟，决不能为普鲁士政府为了分化革命力量而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波拿巴主义措施所迷惑。“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 。

1862年，拉萨尔发表《工人纲领》，为自己在工人运动中赢得了巨大声誉。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多年来马克思容忍他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并用来装扮自己，而且他由于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 。德国工人运动的真正创始人和领导者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拉萨尔。拉萨尔抄袭马克思为工人运动所创立的科学思想，并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招摇撞骗，这是他能够获得工人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工人纲领》，马克思说它“无非是把《宣言》和其他我们时常宣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口头禅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 。1862年7月，拉萨尔向马克思建议在德国工人中宣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的理论，受到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说，“我们在政治上，除了某些非常遥远的终极目的以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由于拉萨尔坚决推行机会主义路线，马克思于1862年同他断绝了长期以来保持的通信来往。

1863年，拉萨尔参与组织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得到马克思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马克思同时批评了拉萨尔犯有很大的错误，指出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为了防止德国工人运动进一步走入歧途，马克思积极支持德国党内威·李卜克内西等人反对拉萨尔的斗争，计划揭露拉萨尔的阴谋，解除他的职务。

拉萨尔去世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的著作和文章批判拉萨尔主义，但是，在很多著作中，有些论述是直接针对拉萨尔的。如《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等。在这一时期，对拉萨尔的批判主要通过马克思恩格斯之间、他们给第三者及给拉萨尔本人写信的方式进行。拉萨尔的意外死亡使他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没有发展到公开决裂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此时仍然给拉萨尔一些肯定的评价，这从他们对拉萨尔之死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来。拉萨尔的许多阴谋在当时还鲜为人知。1865年，马克思说：“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关系比我们过去怀疑的还要密切得多。” 另外，为了替十分脆弱的德国工人运动着想，马克思恩格斯才不得不暂时替拉萨尔辩护，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敌人的敌人”。只是到了1875年，浸透了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哥达纲领》被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才不得不公开地、系统地、彻底地从理论上清算拉萨尔主义。

拉萨尔主义没有随着拉萨尔本人的去世而消失，相反，拉萨尔的门徒施韦泽、哈森克莱维尔等人仍然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推行机会主义。为了孤立和打击拉萨尔主义，1869年8月，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下，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此后，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派别：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1875年5月，一方面是为了壮大工人革命斗争的力量，另一方面拉萨尔派自身力量日渐衰弱，要求与爱森纳赫派合并，于是两派在哥达城召开合并大会，并成立了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合并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告诫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合并的基础是以科学共产主义原则改造拉萨尔派，而不是以拉萨尔主义改造爱森纳赫派。但是，李卜克内西不听劝告，向拉萨尔派做了妥协和让步，在大会上通过了以机会主义为基础的纲领，即《哥达纲领》。为此，马克思于1875年4—5月写下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哥达纲领批判》），交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白拉克、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传阅。恩格斯也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信集中批判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对拉萨尔主义的第一次全面批判。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反动的一帮”理论。拉萨尔曾说，对工人阶级来说，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指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中下述思想的严重歪曲：“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中得出这种结论的。他们同时认为，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的封建主和中间阶级来说，是被当作革命阶级来看待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之所以是革命的，是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

第二，批判《哥达纲领》完全抛弃了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拉萨尔主义者以狭隘的民族观点对待工人运动，认为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活动，各民族的联合只是自然而然的最终结果，只字不提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马克思指出国际主义原则是大工业生产形成的世界性联系对工人运动的必然要求。为了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的国际阴谋政策，工人运动更应该坚持国际主义原则。

第三，批判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马克思指出，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 拉萨尔不懂得，工资并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调节工资的规律非常复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做了说明，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解决。

第四，批判拉萨尔的国家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理论。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是拉萨尔主义的核心。在合并大会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合并的条件是拉萨尔派必须首先放弃“国家帮助”的幻想。实际上，这种理论并不是拉萨尔的独创，而是他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那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他把社会主义降到了资产阶级的水平，从工人运动的立场退到了宗派运动的立场。而且拉萨尔所说的国家实际上是俾斯麦的军事专制国家，这就更加暴露了拉萨尔主义的反动性质。

第五，批判《哥达纲领》忽视工会的作用。拉萨尔否定工会的阶级性质，主张工会同资产阶级一样去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指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这种组织” 。

在批判拉萨尔主义时，《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明确论述了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是在他的思想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出发，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神圣家族》区分了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两种理解。《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把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从而与各种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这时，马克思的思想侧重点是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做论证，还没有明确地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经过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运动，特别是经过《资本论》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深入考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地依照经济成熟程度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并论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的新思想是从批判《哥达纲领》的唯心主义开始的。《哥达纲领》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所以未来社会的准则应当是，劳动所得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马克思指出，这种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以及设想所依据的准则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只有当劳动本身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者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自然界时，劳动才能成为财富的源泉。任何劳动都是以自然界为前提，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撇开自然界或劳动对象而空谈抽象的“劳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说法”。资产阶级撇开社会关系，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正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事实，是为资本家剥削工人做论证的。

第二，所谓“劳动所得”应当属于社会，完全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适合于一切阶级和一切时代。把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口号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原则，显然与工人运动鲜明的阶级性质相矛盾。用“劳动所得”来说明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

另外，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不切实际的。为了保障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首先必须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另外还要扣除一些公共消耗：“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排除这些因素之后，才能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那部分消费资料。

第三，所谓“公平”原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洞口号。马克思指出，不是经济关系由法权观念来调节，而是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观念。“公平”本身所包含的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阐明自己同已有的对这个原则的解释的差别，而不是重复资产阶级的说教。

通过对《哥达纲领》的批判，马克思得出结论：在预想未来社会时，“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 。对社会历史形态的考察必须依据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不是依据为资产阶级所滥用的如公平、平等之类的一般概念，这是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据此，马克思分析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经济特征。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特点在于，“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这是认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据此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也就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 。按劳分配原则具有两重性。从形式上看，这种原则是一种平等的原则，生产者本身的权利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他从社会中领得与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部分消费资料。但是，由于每一个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差别，依照劳动量而分配给每个劳动者的消费资料的数量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另外，由于劳动者的家庭和子女数量的差别，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一些，因此，这种平等从内容上来说又是一种不平等。它只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即作为劳动者去看待人，而把其他一切方面都撇开了。马克思称按劳分配从原则上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理论完全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产品还不丰富，单纯用劳动尺度衡量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条件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因素在新社会中还起作用，因此，这时的分配原则只能是按劳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批判了《哥达纲领》宣扬的“劳动所得”“公平”“权利”等抽象概念，赋予这些概念具体的社会经济内容，从而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同样是马克思所列举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产物：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十分充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被消灭；片面的分工被消灭；等等。

马克思批判了把分配看作经济活动的本质，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工人阶级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结果必然是资本家以获取利润的方式剥削劳动者。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同样要产生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是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经济形态上的差别。这是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同高级阶段的共同之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同资本主义的天壤之别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是在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比的前提下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恰恰是《哥达纲领》用资产阶级的概念来说明未来社会。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首先，个人劳动同劳动对象不再分离，它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其次，等价交换原则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它们不再意味着剥削和被剥削。最后，对于“平等的权利”这一概念来说，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相互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等价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个别的交换常常偏离这一原则，等价交换的原则与每一个别交换活动是矛盾的，生产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价交换在每一个别的交换活动中都得到体现，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经济活动中的形式的平等得到充分保证。社会生产在有计划的指导下进行，个人不再担心不能掌握自己的劳动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有条件被充分调动起来。

四、论“过渡时期”与无产阶级专政

“过渡时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概念，认为从私有制的目前状况到财产公有社会有一个“过渡时期”。1852年，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通过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地将“过渡时期”与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后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但是，较系统地提出和阐述这个问题的还是《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列宁曾经指出，《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光辉的著作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关系做了最详尽的分析。

拉萨尔主义的一个基本策略是通过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它把国家看成“全体人民的共同体”，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 。《哥达纲领》寄希望于“自由国家”，即实现了普选权的国家。由“自由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拉萨尔主义为工人指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哥达纲领》所要求的“自由国家”，从理论上说是荒谬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代国家在每个国度各不相同，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不存在这样一种抽象的同一的国家。如果说现存的不同文明国度中的国家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们具有一些共同性，但这些国家无疑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不是《哥达纲领》幻想的“自由国家”。

拉萨尔主义者总是用一些纯粹民主主义的词语来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例如“自由国家”“人民国家”“信仰自由”等。马克思认为《哥达纲领》充满了“对国家的忠顺信仰”和“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拉萨尔主义者不愿也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对工人阶级来说，不是要重复这些被资产阶级滥用的口号，而是要对这些口号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超出它们。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 对国家也是一样，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只是使国家神秘化、永恒化，对旧有国家做一点修修补补的事情，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使国家消亡。

马克思指出，拉萨尔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由国家”或“人民国家”要么是空想的，要么是已经实现了的。说它是已经实现了的，是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国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境外的瑞士、美国等已经实现了。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而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还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向这种国家乞求社会主义，并且坚持用合法手段，只能是反动的空想。

说它是空想，是因为拉萨尔主义将“自由”与“国家”这类相互矛盾的概念纠合在一起来表达自己对未来国家制度形式的设想。恩格斯指出：“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国家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它本身就是自由与不自由、平等与不平等、民主与不民主的混合体。用自由来界定国家，只能导致思想混乱。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的阶级性。国家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如果离开国家的阶级属性，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国家的基础是社会，现存社会是现存国家的基础，未来社会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因此，对我们来说，具有实际意义的国家只有两种：一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一是工人运动所极力争取的未来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以后，新型国家自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它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的“自由国家”或“人民国家”。这种新型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未来国家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全面转变时期的产物，是与这一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政权形式。未来的国家也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用来保卫革命成果、镇压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障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强有力工具。

马克思的“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科学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途径问题。

五、《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意义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对于肃清19世纪后半期在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起了关键作用。尽管此书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内部传阅，但是工人运动此后实际上是依照《哥达纲领批判》所指明的路线前进的。1890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抛弃《哥达纲领》，决定重新起草一个纲领草案。而这时，“道地的拉萨尔分子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 。1891年，恩格斯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反对首先出版了此书。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尽管这个纲领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它肃清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贯彻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工人运动纲领。这些成果的取得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

《哥达纲领批判》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又一光辉典范。它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正如《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样，《哥达纲领批判》以唯物主义原则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勾画了一个基本的轮廓。马克思的科学预见不断为后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实。

《哥达纲领批判》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意义在于：“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共产主义从遥远的将来转变为工人阶级实际追求的目标，从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反抗转向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机关。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一再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阶段，怀疑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走到机会主义的老路上去。

马克思在论述“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留下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 这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直接实践意义的紧迫理论课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文章本身的论战性，马克思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但是，马克思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对“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哥达纲领批判》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做了科学的预见，对社会主义应该怎样管理的问题做了冷静的考察，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总生产的分配规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论述，进一步清除了笼罩在共产主义之上的空想的光环。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成为后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理论依据。列宁一再重申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要经历“长久的阵痛”，经历从“第一阶段”到“高级阶段”的理论。他指出，经济落后的俄国，不可能不经过中间环节而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过渡时期”将是一个更长、更艰巨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也将经历一个发展过程，首先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后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都是《哥达纲领批判》的运用和进一步发展。

《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它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发展观，就是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发展过程来对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还只是一种科学的预测，比较笼统。但是，马克思在此遵循的认识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原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从不对未来社会妄加推测，他的每一论断都是对历史事实进行专门研究的结果。马克思在预测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前，首先通过对《哥达纲领》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确立了预测未来社会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为马克思预测未来提供了素材。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马克思一方面正视和承认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存在的弊病，另一方面绝不因为弊病存在的必然性而影响寻求克服它们的积极性。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理论的更深刻的哲学含义在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艰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这是《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中心思想。马克思从来没有为工人阶级具体设计一个绝对完美的理想社会。他在指明了激励人们前进的奋斗目标的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列宁在评价《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意义时写道：“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共产主义是我们向往的伟大目标，但它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东西，而是只有依靠共同的奋斗才能实现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于：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从总体上看，它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在经济上以公有制为基础，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它是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种历史造成的客观情形使它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形态又有区别，使它同旧社会的残余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不断得到发展的。从这种实际状况出发，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只能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清除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性，但从原则上来说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人的全面平等。因此，按劳分配原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种矛盾是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矛盾在分配原则上的体现。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是过去与将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统一体。如果片面夸大矛盾的某一方面，就容易导致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忽视社会主义与它从中脱胎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联系，忽视资本主义的种种残余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影响。如果放任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发展，就不能建立牢固的社会主义基础，甚至会使工人阶级通过斗争得来的成果丧失掉。二是忽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将一些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具备的特征强行移植到社会主义阶段，在条件还不成熟时就追求向高级阶段过渡。这两种倾向在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都曾反复出现过，危害极大。

《哥达纲领批判》是我们批判右的和“左”的思想倾向，积极、稳步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任何否定和歪曲《哥达纲领批判》所提出的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倾向都是错误的。

第四节
在批判“苏黎世三人团”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阶级斗争理论

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后，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迅速增长，引起俾斯麦政府的严重不安，他们寻找各种机会来对付日益强大的德国工人政党。1878年5月至6月，发生了两起企图谋杀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俾斯麦便把它们归罪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8年10月，俾斯麦政府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非法组织，其成员不得不转入地下或移居国外。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德国工人运动面临着新的考验。

面对普鲁士政府的强行压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莫斯特、哈赛尔曼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极力反对利用议会和合法机会进行斗争，鼓吹个人恐怖手段。二是因统治的高压政策惊慌失措，不敢向统治阶级的强权抗争，幻想用一些温和的措施做一些不致激怒反动政府的补缀工作。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苏黎世三人团”。他们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德国工人运动中当时存在的拉萨尔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接受了德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新代表新康德主义者如布伦坦塔、杜林、朗格等人的思想，直接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阶级。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批判。

一、“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观点

“苏黎世三人团”是指赫希伯格、伯恩施坦、施拉姆三个人。在俾斯麦政府宣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决定在苏黎世创办一份党的机关报，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为了争夺对报纸的控制权，便在共同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于1879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以三颗星花署名的赤裸裸地宣扬右倾投降主义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批评性箴言》。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批评性箴言》实际上是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彻底否定。它认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也负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现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为党提供了一个“间歇”，党应该明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应该进行“忏悔”，重新制定自己的纲领。然后，他们就为工人运动制定了一套彻底的机会主义纲领。

第一，工人运动应当是“全面的”，即“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 。拉萨尔就是这样做的。他死后，工人运动“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工人运动过于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忽视在上层社会中进行宣传。它应该在上层社会中寻找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人物，把领导权委托给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才能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人。

第二，工人阶级应该放弃阶级斗争，走合法的或改良的道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批评性箴言》一文说，“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在批评现行制度时要“平静、客观和慎重”，以免吓倒了害怕赤色幽灵的资产阶级。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就是一个错误，它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并使那些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过去的宣传方式是谩骂，太伤风败俗。应该停止对资产阶级的过分攻击，因为他们“只是时代的产物”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不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不偏不倚的方针。

第三，工人阶级应当把最终理想暂时搁置起来，用全部力量来达到某些最近的能够带来好处的目标。这样，资产阶级和工人就不会被我们的“太高的要求”吓跑，就会大批地投靠我们。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太遥远，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没有意义，应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

为了驳斥“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于1879年9月16—18日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简称《通告信》），揭露了赫希伯格等人试图控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的阴谋，批判了他们为报纸制定的机会主义纲领。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二、论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贯穿“苏黎世三人团”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和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工人政党的阶级特征，放弃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争取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做了有力的批驳，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的重要理论。

恩格斯指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出现绝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行为“过失”，而是因为统治阶级撕去了伪装的面纱，是他们的阶级本性的充分暴露。高压政策并没有使工人“退却”，而是打破了可能产生的对宪法自由的幻想。“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 同时，俾斯麦政府的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将会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阶级斗争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统治阶级最害怕的东西，“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唯一强大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对俾斯麦表示感谢，放弃这个唯一强大的反对党的作用，俯首听命，驯顺地挨打，那只是证明，它该挨打”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颁布并不证明俾斯麦政府的强大，而是说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惧怕。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恰中俾斯麦政府之意，上当的只能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工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作用。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发之前，德国工人阶级通过合法斗争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事实。但是，这是工人连续不断斗争的结果，工人运动每前进一步，都是通过斗争实现的。如果像“苏黎世三人团”要求的那样放弃阶级斗争，那就绝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患了“议会痴呆症”，以为有了合法活动，有了人民的选举，就可以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实际上，合法斗争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恩格斯在后来总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的德国工人运动时指出，工人阶级应该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重新争取合法手段，德国工人不应丧失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的机会，“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 。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充分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来争取胜利。无产阶级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阶级斗争这个最有力的武器。

“苏黎世三人团”要求无产阶级停止对资产阶级的“攻击”，说他们“只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物’，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苏黎世三人团”的这些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他们与1845年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1848年革命中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是同一类。正是他们在1848年和1849年革命中的怯懦表现使运动遭到失败。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思想的共同特征是：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同政府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论断结束。这些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共产党宣言》、1852年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线索。

三、论掌握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重要性

无产阶级政党是以科学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新型政党，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的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但是，“苏黎世三人团”竭力否认并取消这一点，鼓吹让有教养、有知识的资产阶级领导工人政党，妄图改变党的阶级性质，把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党。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对这种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原来属于统治阶级的人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于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但是，如果党的纲领取消了党本身特有的阶级性质，把争取“诚实的”资产阶级加入作为纲领的出发点，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自己出卖自己”。同时，“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么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 。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条件是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指出：“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为此，其他阶级中要求加入工人政党的人，必须经过一个思想的改造和转变过程，承认党的纲领，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熏陶。赫希伯格等人却要求将“仁爱精神”“博爱”等资产阶级的空话作为加入党的条件，党应该坚决地加以拒绝。

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态度是：把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结成同盟与让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两件事区别开来。资产阶级有权利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同他们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结成联盟，但绝不能让他们影响党独立地开展工作，而且要对最终必然与他们发生的分裂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重申了他们在第一国际明确规定了的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工人阶级并不放弃争取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工人运动中来，也不笼统地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但是这些必须以不放弃原则为前提。工人阶级政党绝不能产生对所谓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依赖思想，而是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依靠自身的斗争实现彻底的解放。

四、《通告信》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信》写于俾斯麦政府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不久之后。这个反动法令持续了12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也经受了一个严峻的考验。《通告信》为工人运动如何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展活动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通告信》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每当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挫折时，修正主义就会死灰复燃，一次次地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虽然它们的形式可能有所变化，其理论基础实际上一直沿袭了“苏黎世三人团”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批评性箴言》中提出的一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通告信》所阐明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反对机会主义、保障社会主义前进的正确方向的重要理论文献。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受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攻击和谩骂的部分。幻想放弃阶级斗争而仍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不仅在无产阶级通过顽强的斗争而赢得了一些成功时需要坚持阶级斗争，而且在处于高压统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会带来更大危险时，也需要坚持阶级斗争；不仅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时要坚持阶级斗争，而且在无产阶级取得了阶级统治、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也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坚持或放弃阶级斗争，这本身就是实际的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内的体现。如果放弃了阶级斗争，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事业。当然，阶级斗争在不同时期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以及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具体策略，是会不断变化的，这需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前进，工人阶级政党也在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工人政党的纯洁性的保证。恩格斯指出，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 。思想统一性是组织上统一的前提。党组织和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增强自身的战斗力和抗腐蚀能力，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前后同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论战，贯穿着两种历史观、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但为工人运动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而且从世界观上揭露了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针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和权威、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错误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权威观，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指出了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针对米尔柏格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住宅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论证了经济基础决定法权观念的唯物主义原理，指明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差别是解决住宅问题、消除城乡对立的根本途径。

针对拉萨尔主义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和对未来社会的唯心主义空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指出“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并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个经济上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来看待，为认识未来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针对“苏黎世三人团”否定阶级斗争、放弃革命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的重要思想，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依靠革命斗争来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有力地回击了无政府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挑战，从思想上武装了工人阶级，促进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推动了工人运动的新高涨。 MoEJLH5zR4BAz4TcgTT3L6f6bnCjCGPjZqR0g/i9o/CCthFg/FU3/eUKPp1jWsL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