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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和继承者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伟大学说。它是现代资本主义开启的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社会思想发展的科学结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解放运动经验的理论总结。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通过回顾和研究它走过的历史道路和历史经验，懂得这个理论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发展有哪些规律、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推力，理解这个理论的实质和精髓，以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成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一、曲折前进的一个多世纪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趋尖锐，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革命实践、研究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总结工人运动经验和批判继承人类思想发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时代，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每一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都是沿着曲折的道路波浪式发展的。我们可以大致地把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现在160多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1848年到1871年的第一次高潮，1872年到1904年的第一次低潮；1905年到1956年的第二次高潮，1957年到现在的第二次低潮。
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到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是欧洲革命的风暴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受了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检验，被证明是科学的革命真理。而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都在实践中破了产。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他们共同创立的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共同创立和领导了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各国工人运动中开始传播，并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写作的《资本论》，系统、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严密的科学论证，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从1872年到1904年，欧洲处于资本主义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西方和东方都没有发生大的革命风暴。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积蓄力量，普遍组织独立政党，准备未来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逐步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式瓦解工人运动，以及工人运动迅速而广泛地发展，有些水准难免下降，再加上和平环境下斗争策略的变化，即主要从事合法的议会斗争，机会主义开始活跃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些新的实践和新的斗争中，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中出现了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遭遇了严峻的挑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迎接修正主义的挑战中，马克思学说的伟大继承者列宁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世界范围的更大革命的风暴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入风靡全世界的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已经从理想、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领导劳动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列宁主义的诞生、发展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都表明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气势磅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群众，获得了空前的丰富和发展。
从1957年到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动荡和分化。一些执政的共产党在政策上发生过失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过一些乱子，其中包括中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政党土崩瓦解，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空前巨大的损失。这些都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马克思主义的威信。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这种状况，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繁荣景象和相对平静的发展，利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种种非难。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和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和极大的困难。
错误和挫折推动着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历史的反思，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实践上的创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成就辉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也在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改革、探索和创新。
二、继往开来的一部发展史
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能帮助我们生动具体地认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光明前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从本质和主流上看，从发展的长过程和总趋势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前进的、上升的和发展的。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是科学的真理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个总趋势，是通过一系列高潮与低潮、胜利和挫折的具体过程来实现的。客观上的困难、主观上的失误，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外部力量的干扰和破坏，等等，都曾经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过低潮，遇到过挫折。然而，真正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在低潮和逆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俄国的列宁就是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也是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自己国家的实际，总结新的经验，提出新的结论，修改和代替马克思主义个别过时的结论，从而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我们才能克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认识，在高潮中不为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迷惑，在低潮中不为各种怀疑、否定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所动摇，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光明前景。
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能促使我们全面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它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现代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只有倾听时代的呼唤，反映历史发展的前进趋势，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永葆旺盛的生命力；它是实际运动的理论表现、实践经验的历史总结，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同实践紧密结合，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中汲取营养，才能获得丰富的发展源泉，具有不竭的创造力；它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只有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而创新发展，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真正发挥思想指南的伟大作用；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种开放的科学，只有经常地吸取一切领域里的科学成果，才能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它不断地受到各种思潮的反对和攻击，在复杂的斗争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人们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它，系统准确地掌握它，才能正确地领会它、应用它。只有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才能够提高我们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领，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下，不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能引领我们科学创新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和理论遗产。160多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适应历史运动的需要，在积极参加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吸取各种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破除旧观念，提出新结论，积累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总结继承这些思想遗产，将丰富我们的头脑，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深刻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理论水平，引导新一代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成长起来，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自觉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代抓住发展机遇，回答新的课题，创造新的理论，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得到新的巨大的发展。
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宝贵品质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中，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恩格斯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石。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就是以此为基础和核心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划时代的创新，它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它结束了社会历史科学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给那些看起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现象以规律性的阐释，使人们豁然开朗。我们今天重温130多年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一生中两大发现的评价，可以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两大发现的巨大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学习马克思理论创新精神的重要意义。
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我们常说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迷失方向。那么，老祖宗的什么东西不能丢呢？首要的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创新精神，这些都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丢掉它，必将回到黑暗中摸索和徘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的高潮时期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时期，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敢于并善于抵制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运用它来武装广大群众，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理论创新必须同实践紧密结合。马克思学说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的科学。马克思的一生同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亲身参与和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创立了第一国际，研究和回答工人运动实践提出的各种迫切问题，总结实践的新鲜经验，用科学的理论去指导和武装工人群众。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不断用新的思想、结论去完善已有的理论，修改、补充和代替某些过时的个别结论，从而使他的学说永葆生机和活力。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同实践紧密结合，在实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品质。
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作为伟大的科学家，他的每一个独到的发现，都是对客观规律、客观真理的深刻认识和揭示，都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蕴藏着巨大的逻辑力量，因而能够征服人心、征服群众。同时，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因此，马克思赢得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尊敬和爱戴。马克思将他的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卓越地熔铸于他的理论之中，使科学性和革命性内在地结合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只有坚持这一本质特征，才能谈得上理论创新。
马克思给人类留下的宝贵遗产非常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提倡多读一些马克思的书，尤其要学习和弘扬他的理论创新精神。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象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对这门学科对象的探讨愈来愈显得迫切和必要。明确这门学科的对象，关系到如何解决这门学科的具体任务及研究这门学科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本节试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象的几个主要问题谈一些粗略的想法。
（一）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邻近学科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其对象似乎是很明确的。但是，实际研究工作中常常出现把这门学科同邻近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一般哲学史等相混淆的现象，致使这门学科的重点不明确、界限不清楚。为了明确这门学科的对象和范围，把这门学科同邻近学科加以对比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联系和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客观世界为对象，它的任务在于探讨世界的本原，揭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任务在于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及其理论体系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不断修改、补充、丰富和发展的，是遵循着怎样的规律发展的，每一步发展和变化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何种特定的地位，等等。它不是以客观世界
为研究对象，而是把无产阶级对客观世界的本原及其一般规律进行认识的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不是认识本身，而是认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虽然不能不牵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体系，并以对这些原理和体系的正确认识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但它对这些原理和体系主要不是从逻辑形态上来研究，而是从历史形态与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研究。
其次，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联系和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这一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从一定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属于共产主义运动史。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也要阐述无产阶级在哲学战线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阐述无产阶级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但是这种阐述从属于对实践上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要阐述无产阶级实践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这种阐述从属于对哲学上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阐述，目的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阐述重点的不同，反映了这两门学科对象的差别。
再次，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的联系和界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互相贯通、密切联系的，可以说是一块整钢。但是，这三个组成部分又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本原理的教学和研究中，容易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原理相重复。类似这种情形也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联系和区别。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在说明和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时，历史唯物主义重点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对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分析，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解放条件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战略、策略等问题的具体分析，则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去解决。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要紧紧扣住无产阶级对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认识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这个主题。虽然它同经济思想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会有某些必要的重复，但阐述的重点和角度显然是不同的。
最后，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一般哲学史的联系和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和阶段，它同以往的哲学史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根本的革命性变革。以往的一切旧哲学，都会随着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消灭而基本上终止发展，都会为另外的哲学体系所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同，由于它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它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实践的运动前进，不断地丰富和深化自己的内容，改变自己的形式，绝不会为另一种性质的哲学所代替；由于它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阶级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也不存在了，它失去了阶级的属性，也仍然保留其彻底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因而绝不会终止发展。因此，一般哲学史，是各种哲学体系相互更替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永无止境地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接近的历史。
（二）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仅仅通过上述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研究这种经济、政治条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他还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最根本的原因是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阶段，这使人们有可能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做出科学的认识。列宁哲学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决定性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已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为科学地揭示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由理论变为实践的历史辩证法提供了客观的前提。离开了社会经济条件，哲学的发展便没有了客观基础。尽管哲学理论对物质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反映比较曲折、比较抽象，而且在反映过程中有许多偶然性的因素，但是从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归根到底它为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所决定。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研究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否则就不可能揭示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经济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但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直接受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实践斗争、工人运动内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的制约和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直接动力。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解放的客观条件，马克思写了《资本论》；为了反对杜林的理论，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为了研究帝国主义的矛盾，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列宁写了《哲学笔记》；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总是适应革命实践斗争的需要，用新的结论、新的原理来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生义，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指导革命实践的精神武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不仅概括了认识的具体过程，而且大致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总体过程。无产阶级在每次革命高潮之前，需要武装思想，做理论准备，造革命舆论，哲学起着“前导”的作用；在每次革命高潮之后，需要消化革命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哲学起着总结和升华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研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制约和影响。
但是，哲学并不等于社会存在和实践本身。在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础、源泉和动力的同时，必须研究其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否则就不可能把握思想史的特点。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
第一，哲学思想是对社会存在的间接反映。哲学思想对社会经济基础、对客观世界运动变化规律的反映不是直接的、直线的，而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例如政治制度、社会心理等。同时，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对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恩格斯说：“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由于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哲学上不一定就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同样，政治制度落后的国家，哲学上仍可以出现繁荣的情景。当然，这并不否定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特有的概念、范畴的结构和体系来反映运动变化着的客观世界。这种反映，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多次反复、经过思维对感性材料不断加工和抽象的过程。已经形成了的概念和范畴，就其抽象性和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它们在形式上远离了客观的历史过程。但是，就其内容来说，就其整体、过程、总和、趋势和源泉来说则是客观的，它们排除了客观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因素和烦琐细节，揭示了过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因而更接近历史过程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到哲学理论发展中这种主观性和客观性相联结的特点。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同前辈人和同时代其他哲学派别的思想，有着纵横交错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改造和继承了以往哲学的优秀成果，它是人类智慧长河中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包括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成果等，是后人据以前进的一个前提或出发点。但这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一种扬弃，是一种否定的否定。而且，这种批判继承，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地、反复地进行的。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各种哲学派别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笼统地一概否定，而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错误的哲学思想和反动的政治倾向，必须批判；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资料，则应批判地改造、吸收和利用。
这种纵横交错的辩证关系，还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如政治、法律、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之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从而构成互相联结、互相影响和制约的意识形态网。离开了这张运动之网，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理论，对于社会生活，其中包括经济发展、工人运动、政治制度改革、科学技术进步等，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具体地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无产阶级自从有了科学的精神武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便产生了新的飞跃，有了正确的方向。精神的武器不断地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以上特点，我们在研究这门思想史科学时，既要注意哲学理论对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不重蹈唯心主义哲学史家“从思想到思想”、以概念的推演代替现实的发展的覆辙，又要注意其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避免犯形而上学哲学史家忽视意识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的错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原则，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够不断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
（三）力求全面地把握“发展”的概念
要正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还必须全面地把握“发展”的概念。
“发展”这个概念内容丰富，牵涉发展的源泉、动力、实质、过程和标准等问题。具体说来，应从如下方面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一，要从具体地描述发展过程同科学地揭示发展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中来把握发展。具体地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是为了提供一个基本的发展线索，展示基本的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这是每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但仅有过程的描述是不够的，还必须做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发展的规律性，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这样才能对这门学科有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要从具体地分析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中来把握发展，以揭示发展的内在源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实践经验的总结。只有深入地研究无产阶级在每一历史阶段面临哪些主客观的矛盾，研究时代和社会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哪些新材料、新经验，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而哲学又是怎样对这些新材料、新经验做出概括和总结，对这些新问题做出回答的，才能够正确地反映发展的客观过程，把握发展的规律性。
第三，要从阐明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研究新思想、新结论的有机结合中来把握发展。一般地说，新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提出，是发展和贡献。应当善于发现并着重地阐明这些新的内容，分析其形成的条件和过程，指出它们比前人或前一时期新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那么，具体的运用是不是发展和贡献呢？我们认为，每一次成功的运用，都是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是在新的条件下对理论的检验和证实，同时为新原理、新概念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实践材料，因而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实质，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过，在阐述具体运用中的发展和贡献时，不能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本身来代替哲学史所要求的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去概括和总结，否则，就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身的理论特色。
第四，要从发展过程的连续性的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中来把握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时期，哲学史应当分析每一阶段、每一时期的特点。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它的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是贯穿发展过程始终的。各个阶段和时期的特点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揭示每一阶段上的特点，必须同把握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的连续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不去揭示每一阶段上的特点，那么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就是空洞的、没有生气的；如果不坚持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的连续性，不阐明各阶段特点之间的内在联结，那么完整的科学体系就会被搞得支离破碎。西方“马克思学”中的一些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基本原理问题上，制造青年马克思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同列宁的对立。他们不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而且完全否定了发展的连续性，肢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科学体系。
第五，要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中来把握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接近的过程。经典作家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作僵死不变的教条和最后的终极真理。他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的前提下，总是把理论同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不断地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经验，以新的具体公式和结论，补充、修改或代替某些不完善、有错误或者是过时的旧公式和旧结论，从而保持这个理论的蓬勃生命力。
这里，要注意划清发展论和“过时论”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反映了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在其起作用的范围内，是不会过时的。但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在同生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又是不断发展的，其内容是不断丰富的。从属于这些基本原理、原则的某些个别结论，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出现过时的情形，为新的结论所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和过时是统一的。没有过时，没有新结论去代替旧结论，也就没有发展。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不过时和过时的辩证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发展中的新陈代谢。右的修正主义“过时论”借口时代的变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名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修正主义以及教条主义，不顾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原则和结论，统统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并制造所谓凡是革命导师的文章和讲话，篇篇是“发展”、句句是“贡献”的迷信，名曰“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因而也同样地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展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接近的发展过程中，从发展的长过程、总趋势来看，其是前进的、上升的。但是，发展的具体过程则往往是曲折的、反复的，有时甚至因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因为其他主客观原因而出现局部的或暂时的倒退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些情况，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各种主客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端正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六，要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研究其他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的著作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文献密切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经典著作，是无产阶级智慧的结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这些经典著作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经典著作上面，这无疑是必要的。但领袖既然是阶级的代表，那么阶级的智慧总是集体的智慧。而且领袖和理论家是一个集体，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是由这个集体完成的，个人所完成的部分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经典著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及党的若干重要文献是互相补充的，只有对其做全面的研究和阐述，才能如实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丰富性。
第七，要明确什么才算“发展”，最根本的是坚持实践标准。如前所述，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和其他重要文献中的新思想、新原理、新结论。但是，并不是任何新的提法都是发展，只有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真理的才是发展。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新结论在当时看来似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新结论是错误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该实事求是地指明这一结论的错误，而不应主观地把任何新的提法都归结为发展。坚持实践标准，是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关键，也是解放思想、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键。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继续开展，对这门学科对象的认识，将会进一步精确和深化。
二、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问题，涉及这门学科的对象、方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随着这门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对分期问题进行探索和讨论是很有必要的。这里试就分期的几个主要问题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期问题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史科学。它的主要任务在于考察和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各项基本原理和范畴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运动变化规律。探讨分期问题，从属于解决这个主要任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有意义。
首先，科学的哲学史分期，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具体的历史特点，从哲学理论对于时代、对于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是这样。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密切相关的。每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总是提出各种新的课题，这些新课题需要从世界观的高度给予回答和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正是在研究、回答和解决这些新课题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超时代、超历史的永恒真理。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带有具体的历史特点。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所处的历史地位，而且表现在它的某个部分或某些原理的发展程度上。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前期主要是批判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发现唯物史观、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期主要是对唯物史观进行科学论证，留下了分析资本主义的“大写字母的逻辑”，在后期主要是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对40年的哲学斗争进行总结，那么，这些绝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受时代条件和社会实践状况制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国传播和发展的状况，也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上的社会实践水平以及各种历史因素而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哲学史分期，就是要在深入研究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具体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时期和阶段，进而掌握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科学的哲学史分期，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对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从真理和谬误的相互关系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真理。而真理总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上斗争的具体性质和内容，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革命导师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往往是根据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他们所写的许多著作、所提出的许多重要原理，是在同对手的论战过程中完成的。每当论战迫在眉睫、斗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常常停止某些专门问题的研究，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迎击论敌、投入战斗，把革命的批判同理论上的创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总体上看，斗争过程的曲折性使哲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列宁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的过程中，初期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普遍指导意义；1905年革命后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帝国主义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十月革命做理论准备；十月革命后研究和探索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都是同每一历史阶段上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例如反对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反对考茨基的庸俗进化论和折中主义诡辩、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哲学史分期，就是要在深入研究这些斗争的基础上，根据每次斗争的特点和内容，根据斗争过程的曲折性，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掌握发展的规律。
最后，科学的哲学史分期，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阶段之间和各项基本原理、基本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列宁说它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
的。它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基本原理、原则，都是这块整钢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割裂或歪曲这一严整的科学体系，去掉它的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主要部分，都会离开客观真理而陷入谬误。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绝不是封闭的，它的基本原理、原则绝不是僵死枯槁的。在同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过程中，这一科学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各个基本原理和范畴，都在不断地发展、丰富和深化。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哲学史分期应当牢牢地把握理论本身这种严格的科学性。在逻辑方面，要注意各个部分、各项原理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历史方面，要注意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把哲学认识当作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过程整体的连续性上来区分阶段，把阶段看作连续整体的一个部分和一个环节；从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结上来把握连续性，把连续性看作联结每个阶段的纽带；从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中揭示螺旋式发展的总趋势。这样，哲学史分期就不仅仅是划几个阶段的问题，而是要从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性上来贯彻列宁提出的“一整块钢铁”的思想，以利于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指导改造主客观世界的革命活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期的依据和标志
在已接触到的部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的有关论著中，对分期的依据问题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以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为依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等同于社会发展史的分期。这种观点受以往大多数思想史著作的影响较大，其特点是突出思想发展对历史时代的依赖关系，把思想史当作一门历史科学。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观点往往没有充分体现思想理论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很难揭示思想理论发展的特殊规律，也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特殊的本质。
第二种观点为：以国际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状况为依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等同于工人运动史或党史的分期。持这种观点的论著为数较多，其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哲学，突出这个理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依赖关系。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观点仍然没有避免对思想发展的特殊规律体现不够这个缺点。同时，这种观点难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同科学社会主义史的分期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分期区分开来。
第三种观点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个人的生平思想和活动为依据。这种观点，突出革命导师和一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对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对领袖是阶级的代表和一个拥有若干人的集体、对领袖同思想家的界限、对与少数杰出领袖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做的贡献等问题，容易忽略或者处理不当。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国日益广泛的传播，革命领袖人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多，如果都依据少数领袖个人的生平思想和活动来分期，那么就会造成许多混乱，无法有一个统一的分期，并且不可能如实地、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状况。
第四种观点为：以重要哲学经典著作的发表和重要哲学原理的提出为依据。这种观点的特点是注意到了思想理论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容易忽略哲学理论对时代、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还容易把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变成按历史顺序叙述的经典著作介绍，难以给人规律性的认识。
以上几种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有合理的因素可以吸取，但是也都有片面性。我们在研究哲学史分期的依据问题时，对这些观点既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而是做具体分析，吸取合理因素，避免片面性，以便使哲学史分期真正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期的依据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辩证法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的科学分析，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科学分析，从方法论上给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原则。其基本点就是要从时代同思想、实践同理论的相互关系上来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这样，既避免把哲学史分期和一般通史的分期绝对地等同起来，又避免从思想到思想，夸大哲学思想发展相对独立性的一面而使分期带有表面性，甚至是主观随意性。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它对社会实践的反作用这三个方面的状况，应当作为分期的依据。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和动力，并不断地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社会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社会实践过程的辩证性，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辩证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阶段上发展程度和发展过程的辩证性进行考察的哲学史分期，首先要以社会实践的状况为依据。
改造人和自然界关系的生产斗争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哲学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和动力。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
思想的发展应该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精神生活的过程，总是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的。尽管哲学理论对经济关系的反映比较曲折，而且很抽象，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偶然性的因素，但是从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
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生产规模狭小，人们的眼界被限制了，再加上剥削阶级的偏见，人们对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是片面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占据统治地位。只是到了近代，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进步，自然界联系的辩证性质日益清楚地被认识，那种被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或宗教神学禁锢的自然哲学，已经是多余的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阶级关系日益简单化、明朗化，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那种用理性和正义解释全部历史，或把经济关系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的唯心史观，已经在事实面前宣告破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才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产生。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生产力、自然科学有了新的发展，列宁又对这些新发展做了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阶段性，应该基本上同近代和现代生产斗争、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
改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阶级斗争实践，它给予人的认识深刻的影响。关于阶级斗争以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是人们在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中获得的，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自从19世纪40年代近代无产阶级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成了近代、现代历史运动的轴心，直接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发展是同这一斗争息息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首先从近代社会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及引起这种斗争的大量经济事实开始，然后对这种斗争的历史趋势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得出了一系列革命的结论，从而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扩大和深入，革命导师不断地总结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理论上的论证。”
这种论证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无产阶级为消灭阶级而斗争的精神武器，也是无产阶级为消灭阶级而斗争的经验总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波浪式曲线图上，高潮往往处于每次重大的阶级斗争之前和之后。之前，无产阶级需要武装思想，做理论准备，造革命舆论，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导”
；之后，无产阶级需要总结和消化革命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为新的斗争高潮做准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对于认识的具体过程来说是这样，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长过程来说，大致也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能简单、机械地来理解这一公式，因为阶级斗争实践和哲学认识发展的实际过程是很复杂的，一定要做具体分析。无产阶级在从事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还不断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其他矛盾，如本阶级的内部矛盾等。尤其是在剥削阶级基本被消灭以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阶级斗争）成为突出的实践任务。这些都对哲学认识产生深刻影响。根据阶级斗争以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和哲学思想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应该同近代和现代社会阶级斗争史的分期，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分期基本相适应。
科学实验是哲学认识发展的重要来源。科学实验是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并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规定和影响着科学实验的方向和内容。总结科学实验经验的各门具体科学，对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恩格斯说，“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在古代，同不发达的自然科学状况相适应的是朴素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十七八世纪，同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研究，并且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的状况相适应的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到了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由原来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随着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的提出和一系列其他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前提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又说，“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
。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阐发，是以全部自然科学史，尤其是当时的各种最新发现为重要依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是列宁提出科学的物质定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科学根据。现代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观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等，进一步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时空观。因此，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进行分期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阶段性同科学实验及反映科学实验的各门具体科学发展的阶段性基本相适应。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首先要以社会实践的状况，即生产斗争实践、阶级斗争实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状况为依据。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社会实践的三种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决定作用，应当综合地加以考察，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同生产斗争史、阶级斗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自然科学史的分期简单地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前者当作某一后者的从属因素。
在综合地考察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决定作用时，还要注意研究社会实践本身的辩证性。一方面，社会实践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曲折过程，它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也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曲折过程。从社会实践到科学的哲学理论，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另一方面，社会实践的各种形式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在这一历史时期，这种形式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另一历史时期，另一种形式的作用更加突出，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常见的。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情形，革命导师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有重点地研究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注意这些情形，对于确定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某些专题史的分期尤其重要。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当深入地研究这种相对独立性，并以此作为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
哲学的发展，有固有的内部矛盾，即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基本原理和范畴的产生和发展，都同各种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应当根据这种矛盾过程的曲折性来确定分期。在研究这些矛盾时，注意不要把矛盾过程简单化。从基本哲学路线上看，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根本对立的。这个界限必须划清。但从每次斗争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来看，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某些派别或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也有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方面，应做具体分析。对某些唯心主义派别或唯心主义哲学家，特别是对那些在具体科学领域有一些贡献、提供过有价值的观点和资料的哲学家，那些持有唯心主义观点的科学家，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对他们的错误观点或反动倾向必须进行批判，而对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资料，应予以批判的吸取和改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吸取了摩尔根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资料。恩格斯高度评价摩尔根的贡献，认为摩尔根根据自己的研究，“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列宁在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利用了当时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大量资料，特别是利用了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所做的详尽说明。对那些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资产阶级教授，列宁说，“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
。
哲学的发展有继承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历史上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批判地改造和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它虽然同旧哲学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而是以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和出发点。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但要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和范畴发生、发展、丰富和深化的过程及其运动规律，而且要研究它们同旧哲学的联系和区别。在不同的国家，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情况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对于列宁和斯大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毛泽东等人，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理论思维发展的不同历史特点，有时可以使“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③。德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就是这样的。当然，这种情形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际的产物，也不否定经济发展对哲学理论发展的最终支配作用。
哲学发展的继承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部表现得尤为明显。列宁哲学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直接继续和发展。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的直接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科学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变化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些普遍真理在同生活、实践密切联系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新鲜经验的补充和丰富，因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斯大林对列宁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时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曾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我以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
他又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斯大林的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展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应当依据每一历史阶段上继承和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来确定。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者中间，有些人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继承性加以歪曲和否定。他们不仅割断马克思主义同前人思想遗产的联系，而且把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绝对地对立起来，甚至别有用心地把某些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对于这些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工作中，应该给予揭露和批判。
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对哲学的发展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应当作为分期的一个依据。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内，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互相贯通、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经典著作都体现了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或某些原理会更加突出。列宁说：“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50和6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有时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
考虑分期问题，应当充分注意到列宁指出的这些情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突出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不要忽视其他时期贯穿和渗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中的哲学思想。对待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的态度，也应当这样。
最后，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实践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具体地表现在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中。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无产阶级自从有了科学的精神武器做武装，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便产生了新的飞跃，有了正确的方向。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在研究革命领袖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同时，要正确处理领袖同群众的关系。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领袖是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群众掌握哲学的程度，改造世界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运用情况，和革命领袖同时代的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贡献，都是科学的哲学史分期所考虑的重要内容。
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为分期的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做具体划分时，两个时期之间总得确定一个标志。这些标志是否需要统一，例如一律以重大历史事件或一律以重要经典著作的写作或发表等为标志，应做具体分析。分期问题的重点在于揭示每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进而掌握其发展的规律。标志的确定，必须以此为前提。在对分期依据做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以有关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或以重要哲学著作的写作和发表为标志，都是可以的。各个时期，不必强求一律，以免使分期带有片面性或主观随意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几个主要时期及特点
根据上面提到的分期依据和标志，我们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划分为以下九个主要时期，并对每一时期的特点概括地加以说明。
第一时期，从1842年到1848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工人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条件下，参加革命实践，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他们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批判地继承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有价值的东西，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这一时期的下限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这主要考虑到《共产党宣言》是完整地、系统地阐明新世界观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的中心思想虽然主要从科学共产主义的角度论证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看，它也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去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相结合的光辉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光辉体现。这对于作为完整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共产党宣言》既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也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
第二时期，从1848年到1867年。这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产生以后，第一次经受大规模的革命实践，即欧洲1848年革命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科学的革命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同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资本论》中，对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做了全面的科学论证。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唯物史观自产生以后，经过系统的科学论证，已经由假设变为科学。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可以说都在《资本论》中最后完成。
第三时期，从1867年到1895年。这一时期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欧洲便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资产阶级走向全面反动，各种唯心主义派别滋生和蔓延。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积蓄力量，普遍组织独立政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准备未来的战斗。机会主义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非常激烈，并在斗争中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起，逐步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欧洲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拉法格、狄慈根、梅林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从马克思主义基地上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开始出现。第二，巴黎公社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被提到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第三，恩格斯在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在研究概括19世纪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全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系统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40年哲学斗争做了科学的总结。
第四时期，从1895年到1908年。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列宁阶段。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革命运动中心从德国转到俄国。在工人运动中，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修正主义者以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为理论基础，歪曲自然科学新发现，掩盖资本主义矛盾，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以及取消派、召回派的斗争中，制定了无产阶级参加俄国1905年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总结了1905年革命的经验，概括了恩格斯逝世以后的自然科学新成就，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在1908年完成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普列汉诺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写的一系列哲学著作，虽有不少缺点、错误，但对捍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起过重要作用。
第五时期，从1908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在工人运动中，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宣扬庸俗进化论和折中主义诡辩，掩盖帝国主义矛盾，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列宁在这一时期着重研究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运用它去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辩证法，而且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结论。列宁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就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做了系统阐发，批判了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歪曲和篡改，从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做了理论准备。
第六时期，从1917年到1937年前后。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面临着在资本主义包围、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课题。列宁研究和论述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指出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提出在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暴乱后，要转向经济中的政治，要依靠人民群众，改革上层建筑，反对官僚主义，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斗争中，论述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决定意义，提出了战斗唯物主义的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非常重要的理论遗产。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捍卫了列宁主义，总结了苏联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批判了布哈林、德波林等人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斯大林1938年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要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第一页。中国无产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很快地，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陈独秀等积极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将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参加并领导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思想，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种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完成了光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七时期，从1937年前后到1949年。这一时期，国际上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最后遭到失败，欧亚诞生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亿万人民打碎旧世界的精神武器。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国际形势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一系列科学分析，渗透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科学分析，他所阐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他所阐明的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八时期，从1949年到1957年。这一时期，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根据各国的历史特点，探索和研究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以丰富的经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经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时，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在高度发展技术的基础上，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做了系统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等方针，发出向自然界开战的号召，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第九时期，1957年以后。在国际上，革命势力同反动势力，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新老殖民主义进行了反复激烈的较量，马列主义同背叛马列主义、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各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在反修防修、在总结当代自然科学新发展中，遇到了许多新的课题。在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有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文化大革命”前夕对党内和国内形势的违反实际的估计，推行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给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在哲学上，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肆意地践踏。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不可战胜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党中央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及时地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使各项事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正成为亿万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强大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历史证明，真理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为实践服务，并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不断地从常青的生活之树上汲取营养，在实践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而能保持蓬勃的生机。以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做出科学的分期，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指导当前的运动、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是很有益处的。但是，要对时间这样长、内容这样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做出科学的分期，是一件困难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对这门学科做长期的、全面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可是在教学或编写教材中
，一开始就会遇到分期问题，无法回避。本书欲以初步而粗浅的认识，做引玉之砖，供读者讨论。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史，就是研究这个体系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规律性的一门学问。160多年来，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度到资本主义不甚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度，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怎样在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验证、充实、提高，前进的，正是这门学问研究的主题。
马克思恩格斯最先为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奠定基石。马克思在为数不多但却令人难忘的场合下，追述过他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形成的进程。恩格斯精辟地概括马克思一生许多重大发现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以这两大发现为前提的。恩格斯第一个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和相辅相成的发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伟大飞跃的深远意义，论述了这一体系产生后半个世纪里的战斗历程。这一切都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而且是这个领域里研究工作的指针。
拉法格、梅林，以及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候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都曾出色地运用这些指针进行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严整体系和历史命运，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度的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论证了各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那种艰辛的、曲折的、独特的必由之路，把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提到新的高度。
斯大林和毛泽东透彻地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阐明了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巨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就有关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过一系列的指示，大大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之所以如此重视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是因为通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乃是掌握和运用这一革命理论的必要条件。这些革命导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或继承者，又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贡献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的思想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他们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所提出的基本指导原则，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难得的精神遗产。
现在，我们根据革命导师的一系列教导，结合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就研究这门学问的方法论方面讲几点粗浅的意见，以期同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一道探讨，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更有效地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去阐发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的孕育和形成，以及指导实践而又不断地由实践加以检验和修正的客观进程，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条主线；着重探索马克思主义体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是如何通过这种结合的实现而发展的。
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所应当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离开这条原则，我们就不可能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孕育和形成的历史，更不可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那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和形成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片面的错误看法。一种看法强调，马克思主义纯系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俄国的经济派早就认为工人运动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观点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通过极左的形式，以只要有无产阶级的朴素阶级感情就自然具备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论调，改头换面地流行过一阵子。另一种看法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的产物。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头面人物米海洛夫斯基曾经把马克思的关于剥夺剥夺者、用共产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论，说成是以黑格尔的“三段式”为“拐杖”推导出来的。现在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热衷于论证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纯粹是概念和范畴的逻辑推演，认为后来由于发生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有害的会晤”和“有害的合作”，由于恩格斯从实践中带来了“江湖气”，青年马克思的思维成果的纯洁性被损害了。这两种看法的通病，是背离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根本原则，因而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和形成问题，就走进了死胡同。
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已从理论与实践的联结上透彻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是并排产生的，两者产生的前提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只有以广泛而深刻的科学知识为前提才能产生出来，自发的工人运动是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朴素的阶级感情，也只能使人们自发地倾向于而不是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这样讲，绝不意味着割裂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否认两者共同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也同这种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说，“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列宁也指出：“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
对于这些生动体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理原则，我们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形成的进程时，都是万万不能忽略的。我们要在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科学前提的同时，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初期革命实践活动的研究，正确认识他们面向社会、深入实际、投身工人运动对自己的革命理论形成的作用和意义，以弥补过去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提高马克思主义史早期阶段的研究水平。
生动的生活实际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孕育和形成的基础，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原动力。有了这种原动力，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思想体系就不至于重蹈历史上那些保守的、故步自封的思想体系的覆辙，就能够在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回答时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总结斗争的新经验而得到丰富和发展。我们在对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历史的考察、研究时，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而出现的各种社会动向的研究；离不开对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从一个范围或地区扩展到另一个范围或地区、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以及社会革命从资本主义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研究；离不开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我们要通过这些有关领域的研究来直接或间接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揭示马克思主义体系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迈进的客观前提。从这如此众多的相关领域中，我们必须理出一条进行研究的主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正是应该全力把握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虽然都抓住这条主线，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阐明马克思主义体系如何通过这种结合的实现而发展，后者侧重阐明共产主义事业如何通过这种结合的实现而前进。
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抓这条主线，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以来经历的两个不同时代里实现这种结合的成果比较显著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
首先，我们应注意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诸国。马克思主义最先在这些国度实现了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并根据这些国家的国情先后建立了两种组织形式各有特点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经受了1848年、1871年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检验，又经受了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那种环境的考验。它用在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年代分别积累起来的不同的实践经验验证和丰富了自己。它揭示了英、法、德这种类型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同时，它打破了资产阶级舆论界的沉默抵制，战胜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长达半个世纪的迫害，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干扰、破坏，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从西欧的发展走向东欧特别是在俄国的更大发展做了准备。
其次，我们应把注意力转移到在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西欧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活动的主要舞台的那些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度。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时代特点，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既不同于西欧各国也不同于俄国的国情特点，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些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的国度先后取得胜利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特点，都使马克思主义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新课题和新挑战。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不同的范围内，针对不同的情况解决这些课题、回答这些挑战中日益丰富、完善并显示出巨大的力量的。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里，已通过战胜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各种思潮，通过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通过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通过作为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通过社会主义各国建设事业的开展，从西欧走向全世界。现在，如此广阔的天地、如此千差万别的国情、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都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更高的水平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新的高度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向革命和建设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把握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主线，就应突出描述这种新的进军，因为它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史上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条研究的主线时，要特别注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所提供的新鲜经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科学总结。因为借鉴重大的历史事件所取得的重要的历史经验，往往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结论得到新的检验、补充、修正和发展，带来理论上的巨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总结巴黎公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共产党宣言》有关国家与革命的论断做了重大修改的。列宁也正是在细心研究、深入总结俄国人民创造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经验之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当时，列宁曾经尖锐批评那些对苏维埃的实质及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一窍不通、死抱住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不放的人。他深有感触地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着重点是在理论方面，可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忘却这株常青之树给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滋养，使理论永葆蓬勃的生机。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加鲜明、突出。他说：“‘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确实如此，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从最早的流派乌托邦主义算起，那么用了3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前进，十几亿的人民大众，在极其辽阔的土地上、在不同的国度里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的确确赋予了社会主义理论巨大的活力，使它的每一个重要的原理原则都变得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生机盎然。也正是这种群众性的、长期的、深入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实践，对这个理论的个别论断，如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以及根据这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推断的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将要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货币等进行修正。很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以补充、修正自己的个别提法甚至个别原理。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应力求反映马克思主义体系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深入而不断充实、完善、提高的过程，揭示这一过程的特点，以及它在表明马克思主义充沛的生命力方面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是一门思想史类型的历史科学，当我们本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研究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运动时，强调这一思想理论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依赖关系，是在这门科学的研究中贯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不应当对这种依赖关系做简单的、直线的理解，必须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曲折过程，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也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从生动的生活实践到科学的理论概括，往往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同时必须看到，革命理论在同革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具有指导和升华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者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们的发展高潮并不完全是同时发生的。有些国家在无产阶级政党创立之前，进行了长期的革命理论准备，其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独特的情况，进行了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探索，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同蒙蔽群众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思潮进行反复的理论斗争，以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革命的真理。这样一来，理论发展的高潮先于革命发展的高潮而出现。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伟大的革命实践高潮时期，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思潮，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相继登台表演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革命受到挫折，由高潮转入低潮，走了曲折的道路，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了从理论上消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在革命低潮时期，在白色恐怖下，以惊人的毅力从事理论工作，对革命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概括，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却出现了理论发展的高潮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体系运动发展过程中的这些对整个革命实践过程来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规律性现象，都应予以足够的注意。这样，我们便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时，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坚持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二、继承性和变革性相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中去叙述马克思主义同前人优秀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关系，以及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完成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固然要着重研究，人类思想史上其他优秀文化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最新的文化成就进行改造并汲取营养的问题，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和所有科学一样，同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有着继承性联系。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同法英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古典哲学的历史联系时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
“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
恩格斯这样讲过，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以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而感到自豪。列宁发挥了恩格斯的这些思想，进一步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认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历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它绝没有抛弃人类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汲取和改造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兼收并蓄、全盘肯定和接受，而是批判继承，是扬弃；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重新进行探讨，并经过革命的实践的严格检验。他们研究了德国古典哲学，剥去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批判地汲取了它的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将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赋予它现代的科学形态；他们排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宗教的、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批判地吸收了它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把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摒弃了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说中的庸俗因素，批判地汲取了劳动价值论等合理因素，进一步制定了劳动二重性和劳动力商品理论，特别是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们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否定了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大同救世说教中的那些纯属离奇古怪的东西，批判地汲取了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对未来社会的一些天才的猜测等可贵的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和历史使命、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给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基础。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便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革命。没有对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实现这样伟大的变革是不可设想的。
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对待继承性和变革性的关系问题，必须注意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夸大继承性方面，程度不同地在许多基本原理原则问题上过高估计历史遗产中某些合理因素的价值和作用，甚至赞扬某些错误的东西，无视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上的伟大发现和伟大创造，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旧文化遗产的本质区别，缩小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意义。那种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三段式等同，把马克思的认识论同费尔巴哈的认识论等同，把辩证唯物论说成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机械总和，把旧历史哲学中的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因素”“萌芽”同具有确定的科学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混同，等等，都是上述偏向的具体表现。另一种是夸大变革性方面，程度不同地割断历史，对历史遗产采取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这种错误倾向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在维护“无产阶级文化”、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左”的词句掩盖下，资产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文化被偷运进来，在我国，甚至造成了“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遭到践踏的极坏局面。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好好记取。
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必须坚持继承性和变革性相统一的原则。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无论是就其广度来讲还是就其深度来讲，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列宁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应该说是原则的指示，还需要具体地加以分析和发挥。要进一步论证这三个来源是怎样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最直接的理论前提。要改变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同三个来源简单地对口衔接、对号入座，然后加以研究的方法。其实，三个来源中的任何一个来源都与三个组成部分有关，而三个组成部分的任何一个部分也都与三个来源有关，尽管关系的密切程度有所不同。就拿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它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当然起了直接的作用，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的确立绝非完全无关。恩格斯也曾说德国的古典哲学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祖先之一。可见，并非只有空想社会主义才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先辈。此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研究既有一个加深的问题，也有一个扩展的问题，即扩展到研究人类思想史上的其他优秀文化遗产同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关系。
在这方面，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普列汉诺夫采用历史的比较方法，对以往的历史哲学，特别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历史观做步步深入的剖析和比较，清晰地描绘出近代历史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使我们看到了近代思想家们在回答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时，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以自己的特殊贡献给人类思想宝库增加财富，使历史哲学沿着螺旋式的上升线曲折地朝着唯物史观前进。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旧的历史哲学家们最后都未能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羁绊。
普列汉诺夫还通过对社会发展客观进程同历史哲学之间的矛盾分析，以及对历史哲学发展中自身内在矛盾的分析，阐明了历史哲学发展的深刻根源及其对社会客观发展进程保持的相对独立性，探索其发展的规律，说明了历史哲学在矛盾运动中，进行了一系列辩证的自我否定和向对立面的转化，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终于揭开了历史发展的真正秘密。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是社会经济和工人运动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近代历史哲学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
。
普列汉诺夫在阐明唯物史观形成中的继承性和变革性的关系时，讲过这样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黑格尔常喜欢说如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唯心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真理。……事实上在他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如果进一，步研究，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唯物主义原来是唯心主义的真理。这情况在我们心目中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要是我们记得，最初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唯物主义原来是唯心主义的真理”，这话乍一听起来似乎不好理解，其实它富有深刻的哲理。因为不是别人，正是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打破了唯心主义迷雾的笼罩，拯救了旧历史哲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如“环境决定意见”，以财产关系、产业发展的需要及因利益对立而引起的阶级斗争来解释社会现象的观点等），并加以改造，使之发扬光大。也正是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旧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反对简单、粗暴的否定，主张具体分析这种错误，尽可能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不仅宣告旧历史哲学的终结，并使“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
，而且开辟了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道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指南，使社会主义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总之，普列汉诺夫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历史联系时，他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目光、缜密的方法，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参照、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对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并不因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结束。人类思想大厦中的宝藏，需要不断地去开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面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挑战和背叛，肩负着捍卫马克思主义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繁重任务，但仍然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研究从古希腊哲学家直到黑格尔的大量哲学著作，写了许多笔记和论文，做批判继承的工作，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批判了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继续坚持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他在1922年3月写了被称为哲学遗嘱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号召无产阶级先锋队要坚持唯物主义传统，重新翻译和研究18世纪战斗无神论的著作，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学习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以便在反对宗教有神论、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复辟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列宁的这些谆谆教导，我们要牢记并付诸实践。而且我们在继续研究以往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意义的同时，应研究当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上引人注目的新突破进行理论上的概括，特别是哲学上的总结的尝试，以及对其进行改造并汲取其营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好好思索。一个“来源”问题，一个“营养”问题，搞好了，都会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在斗争中发展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矛盾斗争中，揭示这一理论本身发展的直接动力，历史地、具体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发展的进程。既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因特定缘故而加以强调的论点绝对化，也要防止在剖析各种错误观点时简单、片面、粗暴、极端，以便正确总结理论战线斗争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一学说的阶级本质和革命作用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的判决书，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极端恐惧和仇视，资产阶级将它说成“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力图加以消灭。从报纸杂志、学校课室到议会的讲坛，各种替资本主义制度辩解的理论，无不把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深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流派，也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攻击无产阶级思想体系，配合资产阶级同马克思主义进行较量。这样，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就不得不在外线、内线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抗击资产阶级思想界的沉默抵制和公开进攻，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镇压、扼杀；另一方面，要批判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甚至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种种反对者的错误言行。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就必然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应当努力去研究和反映这些矛盾和斗争。
第一，要研究每次重大斗争的根本起因，分析斗争的具体内容，把握斗争的实质，用事实说明进行这些斗争，绝不是像西方某些社会主义史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脱离人道主义传统的恩格斯、列宁的好斗性格所造成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门生全然一意孤行的产物。
就拿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来说，这场斗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把大批小资产者、城乡贫民抛进了失业大军的行列，使他们变成流氓无产者。这部分人，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少数失常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绝望心理，如盲目破坏、复仇情绪，散漫性、保守性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正是他们的社会心理的表现。而阴谋家巴枯宁妄图篡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改变国际的正确路线，用无政府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则是这场斗争的直接原因。为了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大团结，坚持国际正确的纲领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地分析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指出巴枯宁在消灭雇佣劳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重大错误，揭穿了他的种种阴谋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及其变种流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重大胜利，其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不应低估的。
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则是同由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而加剧了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分不开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修正，斗争直接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还灵不灵、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个别过时的提法或论点要不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里应不应向前发展的问题。列宁深知：在修正主义泛滥的条件下，不捍卫马克思主义，就谈不到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转折时期，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谈不到真正地、卓有成效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正是把捍卫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迅速地团结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胜利。列宁主义战胜修正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战胜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其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直接影响着20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进程。
第二，要研究每次重大斗争中各方面具体的历史地位、相互关系，把握斗争的特点，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中编写的那些路线斗争史那样，把这些斗争看成是周期性的、简单的重复，千篇一律的斗。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初期，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许多社会主义思潮流派中的一种。当时在西欧一些主要国家的工人群众中，有影响的、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在基本理论方面深深打上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烙印的社会主义派别。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完善自己理论的同时，力争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广泛的联系，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
这个阶段斗争的特点是：划清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界限，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解决科学社会主义与西欧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问题。
19世纪60年代的后六年，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这种地位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获得空前的胜利。这种情况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
。修正主义者利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那种经济政治暂时繁荣而“令人忘却革命”的腐蚀力量，利用帝国主义时代随着超额利润的增长工人贵族日益膨胀的势力，利用工人运动向横宽发展的那种大江东去泥沙俱下、不纯分子增多的局面，在社会党议员、工人组织中的各种官僚以及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中间，招募门徒，扩大地盘，力图从无产阶级的内部攻破堡垒。这种状况，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把维护革命理论和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作为主要任务。剥去修正主义者的伪装，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保卫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提高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这一阶段斗争的显著特点。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居于统治思想的地位，由国家政权来保障它的传播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敌对思想则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或者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向马克思主义渗透和进攻。这种进攻往往是同腐蚀执政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甚至颠覆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随时清醒地估计腐蚀和反腐蚀斗争的形势和特点，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警惕资产阶级世界观复辟的危险，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要研究每次重大斗争所呈现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厘清这场斗争与那场斗争的关联，把握斗争发展的历史趋势。用公式化的套话是反映不了这种局面和这种趋势的。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的斗争，真是连绵错杂：有些斗争是交叉进行的（如反对魏特林主义与反对“真正社会主义”，反对民粹主义与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有些斗争是并推进行的（如反对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青年派”与反对以福尔马尔为首的“合法主义”派，反对取消派与反对召回派），有些斗争是衔接进行的（如反对蒲鲁东主义与反对巴枯宁主义，反对伯恩施坦主义与反对考茨基主义），有些斗争是反复进行的（如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两次批判蒲鲁东主义，十月革命前后两次批判考茨基主义）。在斗争中，既要同那些有过历史功绩也有过历史错误的人物（如魏特林、布朗基）对阵，又要同那些理论上的江湖术士或政治上惯耍阴谋的行家（前者如杜林，后者如巴枯宁）较量，并要同那些前半段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后半段却又不同程度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曾经是战友的人（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交锋，还要同那些在执政了的无产阶级政党内窃据高位的“接班人”“旗手”（如林彪、江青）苦斗。在这一系列的对阵、较量、交锋、苦斗中，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经常处于顺境，占有很大优势，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绝不能说没有暂时的和局部的逆境、劣势、挫折。在第二国际的后半期，在西欧那些资产阶级力量相当强大、统治较为稳固，而无产阶级却有一部分因资产阶级化了而变成工人贵族的国家里，修正主义就曾经占上风。这表明征途远非平坦笔直。但是，不管什么性质的、多么严重的挫折，都改变不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前进和发展的总趋势。我们不能让挫折一叶障目而看不清这个总趋势，要敢于正视挫折，从中吸取教训，做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四，要研究每次重大斗争的理论意义，学习革命导师对待理论战线斗争的科学态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主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体系在斗争中的发展和斗争的理论意义，而不是斗争的具体进程本身。一方面，我们要注意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某一思潮时，坚持并加以推进的主要观点、主要原则。大家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许多重要著作、他们的许多重要原理，是在论战过程中完成和提出的。每当论战迫在眉睫、斗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常常被迫停止某些专门问题的研究，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迎击论敌，把革命的批判和理论上的创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相比较，他们往往更注意创造方面，因为只有理论上的创造，才能更有力地进行批判。这种情况下的理论创造，自然带上论战的色彩。因此，对论战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或进一步加以发挥、强调的一些观点和原则，现在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恩格斯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这些意味深长的话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进行理论创造或阐发自己的理论观点时遇到的特殊情况，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类创造或阐发中不得不强调的主要原则或某个原则的主要方面绝对化，那就不可能准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中所取得的理论进展以及这种进展的深远的理论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反对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中的那种科学的态度。他们对这些思潮的代表人物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不轻易放过，总要剖析其理论上的荒谬和政治上的危害，对其进行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是简单的、粗暴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官僚主义的。众所周知，普列汉诺夫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问题上曾陷进孟什维克主义的泥潭，犯了严重的错误，列宁在批判这些错误的同时，丝毫没有抹杀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贡献，其中包括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伯恩施坦在这方面的鄙陋滥调所进行的战斗。列宁还批判波格丹诺夫等人以反对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借口贩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废物的企图。列宁在1922年写的《政论家的短评》一文中追述了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因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保尔·列维政治立场的评价而同“左派”发生的争论。他说：“在‘左派’攻击的时候，我甚至说，就假定列维是孟什维克，仍旧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十五年的全部历史（1903—1917年）证明：总的说来，孟什维克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俄国的三次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不排除另一个事实，即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例如，1907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列宁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意大利社会党的头头塞拉蒂、札钦托·梅诺蒂，他说：“谈到塞拉蒂，那只能把他比作一个臭蛋，打开来时，拍的一声，冲出一股特别……刺鼻的气味。”
即使是对待这样一个人，列宁仍告诫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不要脱离群众；在向普通工人实际揭露塞拉蒂的一切骗局的艰苦工作中，不要失掉耐心；不要作出太轻率的和最危险的决定：在塞拉蒂说‘a’的地方，就说‘负
a
’；要始终不渝地教育群众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采取革命的行动；在实践中巧妙地利用法西斯主义所给予的确实很出色的（虽然代价很高）经验教训”③。尽管列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造的孟什维克，尽管当时是个臭蛋的塞拉蒂后来转变成不错的共产党人，但这并没有使列宁的告诫丧失真理的光辉。在评论列维、塞拉蒂这些人物时，信手扣上一顶孟什维克的帽子，虽说解气，但确实仍旧不能解决问题；对方说“a”，你就说“负a”，虽说简便，但确实是太轻率的和最危险的决定。正确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的、分析的方法。对反动的、错误的思想派别，特别是对那些属于这些派别而在具体的科学领域有一定的贡献、提供过有价值的观点和资料的思想家，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对其反动的和错误的倾向必须批判，界限必须划清；而对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资料，则应予以批判的改造和汲取。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许多他亲自写的极有学术价值的脚注，它们对一些学者所提供的可取的见解和可取的资料加以评论，尽管其中有些学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体系都是很不可取的。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也充分利用了英国的著作《帝国主义》所提供的有用的看法和素材，尽管此书的作者是以鼓吹“国际帝国主义”闻名的霍布森。这两个例证，可以说是举世皆知的。列宁指出，对待那些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资产阶级教授，“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
。
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观点，这里所说的斗争，不言而喻是指那种历史发展进程中提出的、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重大理论意义的斗争，只有进行这种原则性的斗争并夺取斗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才能前进。至于那种人为的，定期制造的，批判一切、打倒一切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问斗争的前因后果、性质意义，盲目地用斗争来解释一切，似乎斗争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斗争，有了斗争就必定有发展、有前进的把斗争庸俗化、绝对化的观点，无论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都是不足取的，必须予以彻底的否定。
四、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中，揭示这一革命理论整个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和不同发展阶段上具体的历史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均有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注意分析这些阶段的联系和特点，不应将其对立或混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继承者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进行理论创造活动，要注意分析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和各自的特色，不应将其对立或混同。无论是对立还是混同，都将导致抹杀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共性和个性。
我们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连续性，主要是指这个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诸如它的阶级性和客观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等，是贯穿整个体系发展过程始终的，它的基本原理、原则，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个体系的这种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和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背离的，背离了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离开客观真理而陷入谬误。
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继续和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外的列宁主义体系或毛泽东思想体系，我们论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时候用“体系”这个概念，那都是在特定情况下讲的。斯大林在论述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以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
斯大林这里所说的原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原则。他的论述表明，要从本质上正确地理解列宁主义，就必须首先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思想理论发展的连续性，这样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的论断，是对这一内在联系的科学概括。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科学概括。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某些人，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需要出发，人为地制造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对立，“温和可亲”的马克思与“严厉可怕”的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对立，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的对立，这表明他们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伟大合作开始之前并排地进行理论探索时思想上那种所见略同、不谋而合的关系，也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与其继承者之间的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肆意割断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发展过程中一些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上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关系。这显然是极为荒谬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连续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和阶段。在不同的时代和阶段里，革命导师总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如社会经济发展、工人运动、思想理论战线的状况等来运用基本原理原则，并在深入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丰富这些基本原理原则的，这就使理论的发展带有具体的历史特点。这些具体的历史特点主要有这样一些表现：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新公式、新结论的提出来看，革命导师针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情以及这些时代和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对这些阶段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公式和新结论来补充修改或丰富发展旧的具体公式和结论。斯大林说过：“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很明显，这里所指出的表现具体历史特点的新东西，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性的体现。前面讲到的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即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的科学概括。现在有必要再补充一句，这个论断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即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崭新阶段的科学概括。看不到列宁主义的划时代意义，时而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上的列宁阶段，时而一笔勾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发展上的列宁阶段，这同把列宁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一样都是十分荒唐的，都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表现。
第二，从革命导师理论活动重点的变动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人的理论活动都是多方面的。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直接行动任务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们的理论活动重点也随之发生变更，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原理原则就会显得特别突出。用列宁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列宁这样描述过：“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1848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特别突出，在50和6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有时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
理论发展中突出的重点不同，过程就很自然地显出阶段性来。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而且存在于某个部分内部各项原理之间。如列宁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的过程中，初期主要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论证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特别是革命理论的指导意义；1905年革命后，主要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消化和总结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批判考茨基等人的折中主义诡辩，发展唯物辩证法，揭示帝国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为十月革命做理论准备；十月革命后，主要研究和探索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等等。这样，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就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而且呈现出互相衔接的不同的阶段。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体系本身发展完善的程度来看，这个理论体系是开放的、生长的，而不是封闭的、僵死的，它沿着螺旋形的上升线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向前迈进。就以马克思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大约半个世纪的行程来说，大体上有这么三个发展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探索开始到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止，这可算是一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孕育、形成的阶段，“形成”二字可以大致地概括这一阶段的特点。从标志着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标志着又一次新的更大的理论突破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以及基本上与此并行的从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产物——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到法国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产物——巴黎公社的诞生，这可算是另一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和严峻的实践检验。巴黎公社诞生以后至欧美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普遍建立的近30年的时间，可算是另一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阐发和广泛传播。根据这些不同的具体历史特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的阶段性。
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的这种连续性和阶段性正像链和环一样是互相联结的。构成发展的连续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原理、原则，通过构成发展的阶段性的具体的历史特点表现出来，又大致地包含着具体的历史特点。而具体的历史特点则体现着基本性质、原理和原则，比基本性质、原理、原则具体而丰富。片面夸大和歪曲某一方面，都会把连续性和阶段性割裂而曲解历史、导致谬误。以右的面目出现的修正主义，往往根据所谓“新时代”“新经验”片面强调具体的历史特点，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宣称它们已经“过时”了。伯恩施坦所谓“时间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说法，成为其同伙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依据。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则往往不顾具体的历史特点，把基本的原理、原则当作枯槁的、僵死的教条或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史视为干巴巴的几条原则。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只有从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中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史，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性质、原理、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揭示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具体的历史特点，看到这一革命理论发展的无限生命力，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进程，深刻地认清贯穿发展过程始终的共同性质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质，掌握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五、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中，实事求是地再现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运动发展的过程，既要揭示它上升和前进的总趋势，着重叙述业已取得的不朽胜利，又要反映前进过程的曲折性，不回避它曾经遇到的暂时挫折，这有利于从中吸取教训。
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史上最先进的理论体系，它同人类的社会实践、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斗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是永不止息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阻挡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的总趋势是上升的、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在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无产阶级为实现其历史使命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而不断前进的同时，加深了对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也决定了它在人类认识真理、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上，在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接近的过程中，从发展的长过程、总趋势来看，也是上升的、前进的。我们从两个侧面加以观察的这种上升的、前进的总趋势，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日益丰富，体系逐步完善；它在同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和派别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它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掌握的群众越来越多，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断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列宁对这一上升的、前进的总趋势以及这一战斗和胜利的历程做过精辟的分析和概括，他说：“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三大时代中的每一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
列宁还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列宁的概括和预言是非常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种上升的、前进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种上升和前进的总趋势，不是直线的、平坦的。人们出于善良的意愿，或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和宣传中某些片面观点的影响，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描绘成所向披靡、轻取论敌、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行进，仿佛马克思主义一诞生，就立即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顺利地实现了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又似乎是一次完成的，等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上升的、前进的发展总趋势，是通过一系列曲折和反复的具体过程来体现的。这种曲折和反复的具体过程，有时表现为暂时的或局部的低潮与挫折。马克思主义曲折发展的原因及表现很多，这里主要讲这样三点：
首先，尽管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而且无产阶级的斗争又自发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社会的、历史的、阶级的种种复杂原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绝不可能是自发的、一蹴而就的。这种结合是一个长期、反复和多层次地进行的曲折过程。列宁对这个过程做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当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以后，才造成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这个结合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动摇和怀疑，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就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例来说，这个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欧工人运动结合的伟大开端，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正因为它是开端，我们对结合的广度和深度才不应估计过高，言过其实。威·李卜克内西曾经回忆说：“那时候，工人阶级中思想达到社会主义的人还为数很少，而在那些社会主义者中间，真正是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意义上的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也仅只是少数人。对政治生活一般表现积极的工人大众，仍滞留在温情的民主主义的愿望与空话的迷雾中，这类愿望与空话就是一八四八年工人运动和它的前奏与余波中所特有的。”
那时候，马克思“为了劳动群众的解放斗争，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磨炼武器，但却不为劳动群众所理解。群众跟着空谈家、伪善的叛徒、甚至是公开的敌人后面跑，他们非但不了解他，有时甚至粗暴地推开他”
。这表明，唤醒被蒙蔽的群众是很不容易的事，把马克思主义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是项很艰辛的工作。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经过三四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从基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使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占了主导的地位。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任务尚且遇到如此重重障碍，在其他资本主义不甚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地区、国度来解决这个历史任务，更是障碍重重，非走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不可，这是不足为奇的。俄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又先后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资产阶级的不断封锁和抵制，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的干扰和排斥，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带来了重重的困难，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反封锁、反抵制、反干扰的斗争中发展也是一个长期、反复和多层次进行的曲折过程。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形成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未能尽快地直接掌握广大的工人群众，未能尽快地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主导的地位，主要原因是它遭受资产阶级的封锁和各种反对派的沉默抵制，遭到盘踞在各种工人组织中的机会主义派别的干扰、排斥。关于资产阶级及其舆论界以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封锁和抵制、干扰和排斥，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有所记述。保尔·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和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问世时的情形时说：“马克思以激进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开始自己的社会活动，但是当他的立场表现得比较尖锐时，他就被抛弃了；当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先前的同伴就把他视为仇敌了。攻击他，把他驱逐出德国，侮辱他和诽谤他，最后又用沉默来反对他个人和他的著作。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完全无人注意，这部著作证明一八四八年所有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才了解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那次政变的原因和结果。虽然这本书是谈论当前的重大问题，但却没有一家资产阶级的报纸提到过它。”
“《哲学的贫困》（对《贫困的哲学》的回答）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同样无人注意。但是第一国际的成立和《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终于粉碎了持续约十五年的沉默。”
因为国际事业的声誉传遍全球，国际的精神产儿巴黎公社的壮举震惊全世界，而《资本论》又成为“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教科书”
。这样一来，作为国际的领导者和《资本论》的创作者，“马克思的名字变成举世皆知的了”，“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和工人的报纸都宣传他的学说”⑤。
来自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干扰、排斥和破坏，在马克思主义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两位导师在世时，仅仅发表了第二卷第四章，后来手稿落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机会主义首领手中，长期被束之高阁，直到1932年才在苏联出版。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也被德国机会主义者隐藏了几十年，这本书直到1925年才在莫斯科问世。马克思于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也是恩格斯于1891年不顾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的头面人物和一些在哥达大会上犯过错误的领导者的反对将其公开发表的。至于在历史转变关头，因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篡改和背叛而给马克思主义发展带来的障碍，就更为突出和严重了。对于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应当正视。
最后，马克思主义对客观规律的反映，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这也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既受客体的制约，如受事物发展的状态、矛盾展开和暴露的程度等的制约，又受主体的制约，如受参加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知识和经验积累的程度，以及在理论思维活动中所存在的脱离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等的制约。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反映客观进程的某些个别公式和结论，就很难避免因主观性和片面性而出现不确切、不完善甚至有错误的情形。只有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才能使不确切、不完善甚至错误的认识得到修改、补充和纠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不断地修改不确切的地方、补充不完善的部分、纠正错误的结论中曲折地前进的。
坚持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讴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种种不朽胜利，使人们认识到这一革命理论不可战胜的光辉前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坚信马克思主义，是首要的、基本的方面。同时，也应不讳言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暂时、局部的挫折，以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力求做到在失误、挫折面前不沮丧、动摇，在复杂的思想战线上及时辨别各种倾向，不迷失方向，有效地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封建余毒的侵袭，永葆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的活力。
六、逻辑和历史相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中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严整性，揭示构成这一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各项基本原理的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发展。马克思主义史不能搞成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简单相加和各个主要观点按需排列的“理论拼盘”，而应力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体系。
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构成这个体系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割裂的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必然性，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
。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根据，论证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
，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还包含着一系列基本的原理和原则，这些基本的原理和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体系在逻辑上的严整性，把握各个部分之间、各项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严整性时，曾经把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比作“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认为“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宁的这些话，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同样是适用的。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孕育和形成的过程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变革，就是一个交叉影响、相辅相成的过程，并非截然分开、各行其是、机械地分段完成的。孕育期的马克思主义，其处于萌芽状态的三个组成部分，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同后来写的成熟的著作一样，形式上虽可以说这一部是哲学著作，那一部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另一部又是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但这种划分只有相对的意义，有哪一部哲学著作不包括着一系列极为卓越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又有哪一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不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重要著作里，正如在马克思主义体系里一样，三个组成部分是一脉相通、浑然一体的。
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后，在其运动发展过程中，这种浑然一体，也就是说逻辑上的严整性，就表现得更为清楚了。尽管在发展进程中，确实常常出现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那种情况：在这个或那个历史阶段，因形势和行动任务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或那个部分、这些或那些原理原则，不能不分别地凸显出来，提到首要地位，但这种情况并不破坏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严整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某一部分或某些原理原则的这种突出，对其他部分、其他原理原则来说，并不是脱节式的、排他式的突出，而只能是带动式的突出。某一方面的突出、被提到首要地位，绝不意味着其他方面受到削弱和忽视。正相反，被提到首要地位的那个方面的突飞猛进，一定会带动、促进其他方面的发展。这种辩证的、交互带动和促进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严整性越来越得到增强。
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逻辑严整性，要求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这个体系及其所包括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项原理原则。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一）都要历史地，（二）都要联系其他原理，（三）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
只要我们深入想想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的种种遭遇，想想它一再经受的来自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疯狂攻击与粗暴践踏，就会深刻地感到列宁的指示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严整性是随着这个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的。逻辑方面的严整性同时表现为历史方面的严整性，这是因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随着社会实践向横宽方面和纵深方面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研究对象的内容和方面不断展开和丰富，研究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原始公社公有制、奴隶主占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制、资本家占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其性质和发展的规律是不一样的。历史地考察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因此，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这门历史科学在逻辑方面的严整性，应当首先表现为历史方面的严整性。它首先应当研究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奋斗的社会主义，虽已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却还没有从理论转变为现实。而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一系列国家建立起来了，把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之外，显然是违背这门科学的严整性的。因此，严整性的要求既应当包括体系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同时代的门生已做了概括的历史认识成果，也应当包括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直接继承者及其门生的最新的认识成果，它是对对象多方面的认识的历史的总和。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留下了研究资本主义的大写字母的逻辑，那么，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则给我们留下了研究帝国主义的逻辑，斯大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又书写了和正在书写着社会主义的逻辑。这样，在一定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就应当是关于研究资本主义的逻辑、关于研究帝国主义的逻辑、关于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逻辑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求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对它的严整的体系务必认真维护，不能任意割裂、破坏。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谴责修正主义者，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或那个提法提出错误的批评或“修正”，而在于他们力图肢解马克思主义体系，力图把这个严整的体系弄得七零八落，以便各个击破、随心处置、化整为零地加以消灭。这正是他们的罪过所在。
修正主义者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否定这一革命理论的科学体系在逻辑方面的严整性。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考茨基就说什么“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这种观点同任何唯心主义当然毫无联系，但是同马赫的认识论不是没有联系的”。很清楚，考茨基企图把哲学从马克思主义的严整体系中抹去。俄国的波格丹诺夫等人同考茨基紧密配合，竭力用马赫主义的认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了这种谬论和伎俩，着重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时至今日，考茨基那种肢解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流毒并未完全消除，西方还有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人，仍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把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理论，看作一种有关政治策略的理论，把他们看作或者不懂哲学，或者既不懂哲学也不懂政治经济学的策略家。“伟大的策略家”“渺小的理论家”，这种貌似公平、客观的评价，是服务于肢解、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政治目的的。
修正主义者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惯用伎俩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在历史方面的严整性，肆意歪曲历史，割断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联系。托洛茨基把列宁主义腰斩为前后两段以，“维护”十月革命时期的“新”的列宁主义为幌子，否定所谓十月革命前的、有“反革命性”的“旧”的列宁主义。托洛茨基的这种手法至今还颇有仿效者，所谓“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与“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人性论的马克思主义”与“阶级论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马克思主义”与“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富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穷汉的马克思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两个马克思、两种马克思主义，都是这种手法的新产品。普列汉诺夫在揭露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把改良家的马克思、‘现实主义者’的马克思与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企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批判者们’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修正’马克思，消除他的理论中的一切社会革命的内容。……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把一，切那些足以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中用为精神武器的原理都一一的丢掉。”
这样一来，“慢慢地从‘批判’的熔炉中出来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他熟练地向我们证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有关以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切表现了很大的怀疑，。‘’批判竟把革命家的马克思变成了几乎是保守派的马克思。而这一切仿佛是依靠他自己的原理。实在可以说，类似这样的变化只有亚里士多德经历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把他从一个异教的哲学家变成了好像是基督教会的一个神父”
。普列汉诺夫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无疑在基本点上是适用于过去和现在热衷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尽管他们各有自己的特殊表现，但本质上是相同的。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称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
，把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归结为“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
，这是很确切的。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中来认识这一理论的严整性，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及其历史发展，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一条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原则。
七、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坚持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反对那种破坏科学性的伪装的革命性，警惕那种损害革命性的虚假的科学性，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历史借鉴。
我们就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方法论问题已经讲了六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说都同这第七个方面的内容，即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密切相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关于这一原则本身我们不打算做广泛的、展开的探讨，这里想着重讲一下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这个基本特征，防止两种片面性，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等问题。
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固有的。这是因为：首先，以往一切社会科学理论都这样或那样地轻视和脱离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它始终同社会实践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它把科学地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哲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识世界，不能停留在一般的观察、解释，而应致力于揭示其客观的发展规律，形成科学的认识并使这种认识完全服务于改造世界；改造世界，不是像社会庸医那样搞修修补补，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光说“震撼世界”的大话，而应是革命的、彻底的改造。革命地改造世界，是以科学地认识世界为前提、为指导的，然而，也只有在千百万群众革命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检验对世界的认识的科学程度，不断解决科学地认识世界的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给哲学提出了这个崭新的任务，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光辉地解决了这个崭新的任务。其次，以往一切社会科学理论都这样或那样地受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地位的局限，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它是人类社会最进步、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这个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要求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这个客观规律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深刻，越接近客观真理，就越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彻底革命的要求。同样，越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彻底革命的要求，就越能深刻地认识客观规律、揭示客观真理。普列汉诺夫把这种一致性称为科学与劳动者的接近。他说：“第一次，从我们的宇宙存在以来和地球绕日而行以来，发生了科学与劳动者的接近：科学跑去帮助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在自己的觉悟的运动中依据于科学的结论之上。”
这个接近，使近代、现代的历史展现了更加波澜壮阔的情景。最后，以往一切社会科学理论都这样或那样受自身的观点、方法或体系的禁锢而不得不或早或迟地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它由于把继承和变革、革命的批判和理论上的创造、革命的内容和严整的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不把任何现成的事物包括理论本身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不同一切迷信和谬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妥协，而是在已经开辟了的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上，永不止息地、永无止境地向着客观真理接近。
列宁说得好：“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是这种结合的最好证明。回顾过去、展望将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革命政党和劳动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斗争，炸毁了一个又一个的剥削制度的堡垒，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新国家，在难以想象的复杂的斗争道路上千锤百炼，表现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个理论确实是把科学性和革命性血肉相连地结合在一起了。
共产党人向来是靠真理、靠革命的科学来取信于民、推进事业发展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比推翻一个旧的社会制度更加伟大和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内容更深刻和更广泛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如果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忽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忽视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会在党和整个国家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发生偏差，影响革命理论掌握群众的深度和广度，给各方面的工作带来不良的后果。这个问题，在动员和组织群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年代，由于直接牵涉千百万革命者的安危，同党的命运、革命的成败息息相关，因而不容易被忽视。而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更应对客观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地深入人心，使社会主义事业少走弯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攻击和歪曲，大都表现为这样或那样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以右的面貌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夸大科学性，披着“科学”的外衣，标榜客观主义、宣扬改良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夸大革命性，片面摘引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甚至脱离实际、盲目蛮干。这两种表现似乎是南辕北辙，但都一样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科学性。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抛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谈不上革命性。只有把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完全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认真学习，长期地反复实践，克服主观性，防止片面性。对于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的情形，要高度警惕，在肃清极左的假革命流毒时，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伪科学钻空子，而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伪科学时，也应防止极左的假革命流毒重新泛滥。这在国内国际的革命史上都是有过沉痛教训的。吃一堑，长一智。这种教训应变为反面教材，作为我们学习正面经验的补充。而正面经验更是需要仔细地加以研究的，以成为历史的借鉴。我们要详尽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导师在革命事业迅猛发展、人们容易让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刻，在党的工作发生严重失误、遭到重大挫折，人们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的时刻，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情况复杂、变化多端，人们常常迷失方向的时刻，都是怎样卓越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把捍卫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精巧地结合起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本身、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这种光辉的榜样、宝贵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必须大力宣扬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方法论是任何一门科学的精华。它是发现真理、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工具。方法论上的偏差，有可能导致认识真理道路上的迷误。我们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史本身，就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唯一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发展历史。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疑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本书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结合马克思主义史这门科学的具体特点，初步联系过去这个领域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来探讨这门科学的方法论。认识非常粗浅，仅作引玉之砖，供读者讨论指正。我们相信，随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这门科学的方法论的认识必定逐步加深。
——读《简明马克思主义史》
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认真进行研究和总结。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便进一步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提高全党和全民族的理论素质，更好地应对新世纪的各种挑战，指导我国的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和继承者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人类科学思想发展的光辉结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解放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这一科学的思想理论沿着曲折的道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掌握，日益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表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国内外有许多研究者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历来都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研究，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却往往大相径庭。近些年来，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大肆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社会主义“失败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它的奠基之石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无端地加以攻击，旨在动摇这一科学思想体系的整个大厦。某些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同路人和意志薄弱者，也经不住考验，分不清是非，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了悲观、怀疑和动摇，甚至附和资产阶级的一些歪理邪说。对此，中央领导同志就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回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责难，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历史研究的新境界。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者们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和潜心研究，由庄福龄教授担任主编，于1996年编写出版了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这部230多万字的著作，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鼓励和好评，曾获得1996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在此基础上，为适应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需要，庄福龄教授又主编了一本近50万字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简称《简史》）。《简史》被列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2001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简史》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真实、系统又清晰、简洁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全貌，脉络清楚，重点突出，逻辑严谨，可读性强。
《简史》分为四篇：奠基篇（1840—1895年），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理论贡献，突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的历史过程和重大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开拓篇（1895—1917年），主要阐述列宁在同伯恩施坦主义和其他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并根据时代的新变化，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发展不平衡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新结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发展篇（1917—1956年）主要阐述在列宁主义指引下，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可贵的探索；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有一些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其中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指引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创新篇（1956—1997年）主要阐述苏联东欧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难曲折探索的基本经验，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论证了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伟大意义。各篇还分别对革命导师和经典作家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战友和学生的理论贡献做出了简明的评介，对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主要思潮和流派做了评介，使《简史》既主线突出，又视野开阔，有一定的覆盖面。
第二，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在发展进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突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历史借鉴。
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最令人信服地生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典作家们是把握这一精髓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洞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发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但他们并没有故步自封、停滞不前，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提出的各项结论，而是随着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完善已有的理论，修正和补充个别的结论，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9世纪60年代《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使科学社会主义从假设变为科学；19世纪70年代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光辉结论；19世纪七八十年代《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一系列著作的发表，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上层建筑能动作用的论证，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辩证法；等等。
进入20世纪，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光辉实践，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创造性理论和实践，特别是20世纪后期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和新实践，都雄辩地证明了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品质。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江泽民同志又以“三个代表”的创新思维，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党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地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来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第三，全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在曲折中前进和上升发展的历史总趋势，从本质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教育人们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
《简史》帮助我们生动具体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和光辉前景。从本质和主流上看，从发展的长过程和总趋势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前进的、上升的和发展的。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是科学的真理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个总趋势，是通过一系列高潮与低潮、胜利和曲折的具体过程来实现的。客观上的困难、主观上的失误，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外部敌人的干扰和破坏，等等，都曾经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过低潮，遇到过挫折。低潮中容易使一些人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动摇和曲解。真正坚定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善于把握机遇，因势利导，在高潮中不为冒牌马克思主义所迷惑，在低潮中防止消极颓废和怀疑动摇情绪，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前景，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体系。列宁就是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邓小平也是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敢于并善于抵制和批评来自外部的和内部的、“左”的和右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攻击和干扰，同时根据时代的新要求、实践的新经验，以新的思想、结论修改和代替某些过时的个别结论，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武装和鼓舞了广大群众，推进了社会主义运动。
历史是一部教材，深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将帮助我们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进一步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治党要讲党风，为人做事要讲作风，治学要讲学风，这是人们常议常新的话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作风和学风也是党风的表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将党风、作风、学风列为整风运动的三项主要内容。毛泽东当时所讲的学风，主要是指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我们这里讲的学风，不仅涉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也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根本态度和方法。现根据实际研究工作中的体会，就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是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又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在对待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历来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反对不重视理论学习、轻视科学理论指导作用的经验主义，又要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是如此，在对待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上也应是如此。哲学社会科学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特点，从总体上、不同层次上、不同侧面去研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结论，用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真理。
二是科学性和革命性之间的关系，坚持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就其对客观规律、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并具有严整的科学体系而言，无可置疑地具有科学性。而科学性又是同革命性紧密相连的。这里讲的革命性，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敢于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向一切唯心主义和反科学的东西挑战，不承认任何僵死的、凝固不变的教条；二是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或方面既是科学又是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是为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武器，它的科学性是同阶级性、革命性内在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它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完全一致。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愈彻底，就愈符合科学性的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人打着“客观主义”的旗号，割裂科学性和革命性，鼓吹“淡化意识形态”“远离政治”“告别革命”等，这纯属欺人之谈，本身就在散布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是继承借鉴与发展创新的关系，坚持继承借鉴与发展创新的统一。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要保持其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正确地对待传统思想遗产，不可搞历史虚无主义或不加分析地全盘继承，而要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必须正确地对待不同民族、国家、地区和学派的思想成果，不可搞封闭主义或盲目崇洋媚外，而要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和吸收一切优秀的有价值的东西来丰富自己。总之，要立足现实，总结过去，对外开放，面向未来，把批判继承、吸收借鉴同发展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思想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它将自身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和人类认识发展的长河之中，不断吸取、消化历史发展提供的材料，总结实践提出的新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修正、完善、补充自己，因而永葆青春和活力。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时代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研究、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果，学习、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要紧跟时代步伐，倾听实践呼声，面向现实，面向现代化建设主战场，研究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从而不断开拓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四是正确处理政治导向与“双百”方针之间的关系，坚持正确政治导向与贯彻“双百”方针的统一。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从根本上讲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绝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放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研究工作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要求，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正确方针，它强调的是发扬学术民主，鼓励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的自由切磋、争鸣，不能扣帽子、打棍子。要注意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能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对思想认识问题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积极引导。对事关政治方向、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办学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广大教师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严谨治学，辛勤耕耘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第一线，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创作出一系列优秀成果，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本书汇编了中国人民大学80多位学者的治学经验、心得和体会，闪烁着创造的活力、智慧的光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学风。在这些作者中，有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国内外知名的老专家，也有年富力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或以高尚的师德、严谨的学风，为人师表；或以杰出的贡献、优异的成绩，令人鼓舞；或以透彻的感悟、精辟的见解，发人深省；或以忘我的精神、生动的事迹，感人肺腑；或以真诚的教诲、殷切的期望，催人奋进。这些文章，凝聚着他们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科学与真理的执着追求。我们从中学习到：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要又红又专，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治学与为人、言传与身教、教与学、教书与育人等关系，在迎接新世纪各方面的挑战、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发扬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学风，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永远奋进在时代的最前列。
科学研究是一件苦差事，只有方向明，方法对，学风正，扎得下根，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才能登上科学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