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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7年国际经济展望

一、国际宏观形势

2016年是个“黑天鹅”之年,发达经济体经历多次“黑天鹅”事件的冲击,“恐怖袭击”、“欧洲难民”、“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民粹主义抬头,反自由贸易兴起,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得越来越不稳定。2017年,这种不稳定因素将越来越多,欧洲多国大选,特朗普上台后废TPP、反移民运动等,在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决策势必会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超宽松时代的逐步结束必然会对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体系带来负面冲击,中国作为全球贸易大国和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严重挑战。

二、逆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负面冲击

经合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弗郎索瓦·沙斯奈曾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全球化,而金融领域则是资本全球化的枢纽和杠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近20年是全球贸易快速发展的阶段,全球商品贸易占GDP比重不断攀升,然而这种过程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开始思考其国内产能转移、就业、人民收入、财政赤字等问题,战略扩张步伐变缓。

全球总需求缩小使得全球贸易萎缩严重,多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的缩水,商品贸易占GDP比重开始下降,而去全球化也必然伴随去金融化,从跨境资本流动来看,发达经济体在资本项目下的直接投资净额自2008年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进入2016年,去全球化趋势开始加剧,民粹主义思潮发酵,一是英国脱欧,二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宣布废除TPP协议)。为了提振美国经济和实现充分就业,特朗普在制造业产能转移和自由贸易等方面提出很多逆全球化政策主张。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报告,从2008年到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歧视性措施,是德国、英国以及中国的两倍多。

而去全球化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地缘政治、移民问题及贫富差距等。截至2014年底,全球难民总数已高达5900万。2015年以来,外来难民不断冲击欧洲,愈演愈烈。难民潮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已成为欧洲等一些国家难以承受之重。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2000年后中国加入WTO,叠加亚洲金融危机后产能由四小龙逐步转移至中国,使得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顺差不断加大,中国出口商品金额占全球贸易的比例快速上升,而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是贸易份额的不断降低,美国贸易逆差中中国占比一度达到了70%。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并加剧贸易保护等政策,将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逆全球化受影响最大的可能也是中国。

三、人民币汇率贬值并不一定利多出口

其实我们所谓的汇率贬值主要是针对美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未明显贬值。2017年,人民币汇率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美国加息,2017年美国预期将加息3次(而实际执行需要期待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执政效果)。近几年,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不断收窄至0.8%,在美国利率周期向上的背景下,中国面临两个选择:加息或贬值(对美),同样,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下,保资产或保汇率?在中国经济周期向下及国内地产、金融等资产价格高位的背景下,允许人民币相对缓慢贬值仍将是正确的。

然而贬值并没有对国内出口产生明显影响,人力、土地、环保、税负等成本的增加降低了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国内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近几年国内出口增速一直负增长。因此,虽然我们认为2017年人民币仍将处于缓慢贬值通道中,但贬值并不会给国内出口带来太多增长。

四、全球流动性收缩环境下,利率周期面临上行

G20公报的政策基调即降低货币政策权重,增加财政政策权重。近10年的全球量化宽松已让各国领导人认识到货币政策空间受限与负面效应逐步显现,“全球流动性拐点”已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美、日、英等国的10年期国债利率在2016年下半年同时上升了近100个BP.去年11月后,美债曲线开始发生陡峭化趋势,中长期利率上行的幅度远大于短期利率,可见市场对利率周期的判断开始产生变化。

流动性收缩的同时,各国金融管制开始趋严,资产负债表开始收缩。美国“货币宽松”逐步向“财政刺激”过渡(提高利率,导致货币政策收紧,对私人部门形成挤出效应),考虑到全球资产对流动性的高度依赖,2017年要时刻关注美元的走势及美国加息的进程。

五、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

2016年商品市场可能处于近10年底部,而这次商品价格的上涨和2008年不同,2008年是金融危机后各国为挽救国内经济而实行量化宽松推动的货币刺激,而这次是货币宽松的逐步退出,财政刺激的逐步加码,叠加发达经济体在经历底部调整后的需求复苏,可能这次商品将维持较强的持续性。

美国未来5年通胀预期已经上升到1.85%,这已接近美联储对通胀2%的目标。2017年,我们将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将由国际传导至国内,而国内货币贬值将会加大通胀压力,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会更大。

六、军事对抗:中美两极

论及2017年重要的风险事件,还需要关注中美的军事对抗。未来10年,“中美两极”逐步成型,在经济、军事上的互相制衡已提前上演。特朗普希望将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绑定在一起,而中国“捡到”无人潜航器也是对特朗普的“预防性外交”回应。2017年,我们需谨慎对待欧洲黑天鹅事件的再度发酵,更需关注中美在南海、台湾等军事方面的互相制衡,关注风险释放过程中的全球资产价格变化。

综合来看,2017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友好。去全球化持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实际有效汇率并未贬值,对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全球流动性拐点,资产负债表收缩,中美利差收窄,长期利率上行;汇率面临保资产和保汇率选择,但贬值并不一定促进出口,却会制约国内货币空间;大宗商品大周期底叠加发达经济体需求复苏,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货币空间受压;军事摩擦绑定贸易问题,制约风险偏好。 HeH3+uMer8ugXUUBmM3EiXTFV47l2jcWAGmoTeDBeaNlMjhbrhDSmcdFvbnQlQ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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