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14年市场篇——巨大的市场，股权投资正当时

一、我国财富管理市场快速增长

一般来说，财富管理是指以净资产超过一定数额的客户为中心，设计出一套全面的财务规划，通过向客户提供现金、信用、保险、投资组合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将客户的资产、负债、流动性进行管理，以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财务需求，帮助客户达到降低风险、实现财富增值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富裕人群财富也在快速增长。2013年末，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约94.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3.3%。随着财富的增长，富裕人群对财富管理需求也随之上升。

根据国际研究机构的划分标准，资产为60万——60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被划分为大众富裕阶层人士。2011年，银监会在《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金融资产达到600万元以上的客户为私人银行客户，银行可为私人银行客户专门开发产品。因此，本文将资产在600万——1亿元区间的客户定义为高净值客户；而将资产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划分为超高净值人群。

（一）大众富裕阶层

根据宜信财富与福布斯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2014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2010年至2013年，中国富裕阶层人数稳步增长，由2010年的约800万人到2013年的近1200万人，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4%。按此增长率估算，预计到2014年底的人数为1368万人。

从年龄组成上来看，我国富裕阶层中30-50岁人群占大多数，约为60%左右。50-60岁人群占14%，30岁以下人群占20%。由于30-50岁人群这一年龄段的人群正处在智力、体力的高峰时期，同样也处在职业发展或者创业的黄金时段，经验累积比较丰富，因此所占比例会相对较高。根据抽样的结果来看，在性别比例上，男性比女性约多10%，男性占54.7%，女性占45.3%。从学历构成上看，约50%的人有大学本科学历，27%的人有专科学历，研究生学历占比近10%。由此可见，富裕阶层人群的学历都较高。

从其所从事的工作及所在行业来看，金融、贸易及制造业是从业人数最多的三类行业，占比分别为21%、18%、11%。这与该人群的高学历也相互印证。此外，房地产也是大众富裕阶层所从事的热门行业，占比近乎10%。从单位性质来看，大众富裕阶层中超过50%来自私营企业，国企18%，外企15%;企业主占该人群30%，企业管理层占28%。

据宜信与福布斯共同出版的报告指出，大部分的富裕阶层人群都较为保守，追求中等风险中等收益与低风险低收益的人数占到了90%以上。但大众富裕阶层内部，随着可投资资产的增加，风险偏好也会有所增加。这一方面与我国近年来股市低迷有较大关系，另一方面大众富裕阶层可投资资产不多，资产增值并不是其财富增加的主要来源，故其对资产保值的要求更为迫切。

（二）高净值客户

私人银行对其客户资产的最低要求为600万元。私人银行服务是一种向具有一定资产数额的客户提供的以财富管理为核心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具有定制化、专业化、私密性极强等特点。

据贝恩咨询公司与招行共同发布的《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08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为29万，可投资资产规模7万亿；至2013年，高净值人群数量为79万，可投资资产规模19万亿。两者增长速度较为一致，复合增长率均达到28%。由此可见我国高净值客户近年来增长十分迅速，未来对财富管理需求将会稳步增长，财富管理市场潜力无限。

从高净值人群的地域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高净值人群数量依然遥遥领先于欠发达地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区高净值人群数量均超3万。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陆省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省份高净值人口过万。据贝恩公司报告相关数据，广东省的高净值人士数量的总量和增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2014年高净值人士数量约12.8万人，是首个高净值人数突破10万人的省份。相较于2012年，广东高净值人士增量达3万人以上，年均复合增长约16%;四川成为首个高净值人群数量超过5万人的内陆省份。2012-2014年，高净值人群地域分布集中度不断下降，区域分布更为平衡。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5个东部沿海省市的高净值人士人数占中国内地总数比例约为46%，较2012年下降4%。区域增速方面，中西部地区增长强势，与沿海省份差距进一步缩小。2012-2014年高净值人数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5%的省份集中于中西部，其中新疆、湖北和陕西三省高净值人数年均复合增长率突破30%。受益于政策扶持等因素，未来环渤海经济圈各省份如山东、天津、辽宁等地的高净值人群增长将呈现强劲势头。

从高净值人群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企业主占到了大多数。据贝恩报告显示，2012年企业主占至高净值人群的55%，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占16%，专业投资人士占13%，其余则为全职太太、演艺明星等。

（三）超高净值客户

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4-2015中国超高净值人群需求调研报告》，2010-2014年中国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客户数量实现连年增长，从2010年的55000人增长至2014年的67000人。2009年至2012年，高净值人群规模快速增长，每年增长比例均超过5%。

二、经济新常态下的财富管理——股权投资正当时

（一）经济新常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提出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并被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提及后，新常态便成为学界与业界讨论的热点，各种对新常态进行解读的报道数不胜数。民生银行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结合“三期叠加”的概念对新常态内涵进行了较好阐述。所谓“三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基于此，其对“习近平新常态”的定义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二是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即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三是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即保持政策定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1. 经济增速换挡

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7%，为6年来经济增速的最低点。更有众多国外媒体预测，中国一季度GDP实际增长率远未达到7%的水平，而可能仅有6%、5%甚至4%，众说纷纭。不论数据本身的真伪，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经济确已进入所谓的新常态的第一个层面，经济增速确实已从前期的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放缓从每月公布的当月同比的工业增加值中亦可见一斑。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工业）在我国GDP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近两年均超过40%。虽然该数据统计仅包括了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但该类企业2008年开始，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工业增加值同比数据从年初的18%的水平一直下降到年末近5%左右。由于工业增加值数据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2008年年初工业增加值增速依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008年11月，政府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工业增加值数据又重回较高水平。201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维持在13%的水平，2012、2013年维持在10%的水平；2014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下行趋势明显，降至7.5%。2015年3月，工业增加值水平几乎已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差无几。

2. 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国民经济中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和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对比关系和结合状况进行调整，借以改善各物质生产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比例关系，利用技术进步的主导作用，促使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

长期以来，工业化作为国家战略，使得我国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得到极大提升。随着第二产业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服务业也得到极大发展。服务业主要包括流通部门（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等）、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管理业、公用事业等）、科学文化相关部门（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支持与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大量“低垂果子”被采摘，第二产业的发展已至瓶颈，需第三产业创新，以推动第二产业向更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2000年开始，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达40%。在其后的五年发展中，该比例变化不大。2005年以后，第三产业比重开始缓慢上升，到2014年上升至48.2%。第二产业占比则在2005年以后缓慢下降，到2014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2.6%。根据相关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美国则在75%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一般在50%左右。由此可见，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此外，我国面临着投资占GDP比重过大的问题。据世行的相关研究显示，2013年我国投资占GDP比重超过50%。而投资受经济环境的影响波动较大，因此投资占比过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会产生较大影响。

3. 宏观政策调整

2007年，我国经济运行较为平稳，CPI与PPI等指标相对较稳定。PPI在2007年1-10月处于2.4%-3.3%的合理区间。至2007年底，PPI则上升至5.34%的较高水平。并在2008年的前十个月都保持较高的增速。在此短短10个月内，央行6次提高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从14.5%升到17.5%的水平。

虽然金融危机从2007年底就已发酵，但当时我国正面临经济过热的问题，因此并未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待金融危机严重性被认识时，前期紧缩型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开始显现，导致PPI在2008年末急剧下降，跌至-1.14%，是近几年的历史最低水平。直至2009年11月份，PPI都始终为负。

2008年11月，在政府意识到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后，推出了史无前例的4万亿投资计划。原本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开始趋于宽松。在2008年最后两个由于2009年货币政策较为宽松，加上前期投资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PPI在整个10年间都处于5%左右的高水平。并且到2011年10月，PPI依旧处在一个较高水平。此时，市场又产生了对通胀过高进行管理的预期。央行故技重施，在2011年前5个月将存款准备金率从18.5%上调至21.5%。在2011年11月PPI显著下降，从10月的5%下降至11月的2.72%。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PPI已连续36个月为负。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政策实施较为粗放，政策实施的前瞻性及稳定性不强，不利于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将更加富有稳定性及前瞻性。

（二）资本市场改革——政策红利推动股权投资

在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改革成为了主基调。资本市场的改革，将带来一系列的政策红利。新的经济常态下，股权投资正当时。

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中国劳动人口正呈现收缩的趋势，因此要使经济增速维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需要加大资本投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远低于代际更替水平。要实现代际更替，该指标需在2.1以上。据统计，我国2012年15-59岁的劳动人口相较于2011年下降了66万；2014年比2011年下降了560万。今年我国工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72%的峰值，同时，未来人口老龄化、适龄劳动力减少将是我国未来几十年需要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加大资本投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债权，另一种方式为股权。据渣打银行报告指出，至2014年6月我国的债务对GDP比例已经达到251%，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相近。该数据可能会有所偏差，但足以反映我国经济的杠杆率已经很高。因此，加大资本投入方式的必然选择便是股权投入。而我国目前进行的资本市场的改革，也与加大股权融资占比的要求相一致。

多层次市场的建立，预示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目前，我国主板、中小板及创业板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机制已较为成熟，可以满足我国绝大多数规模以上企业的融资需求。2012年9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成立，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结构更加完善，将进一步满足资本市场上资金供求双方的多层次化的要求。随着新三板挂牌企业的不断增加，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也可以得到较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缓解，提升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IPO注册制预计将于2015年年底出台，这将进一步为股权融资释放政策红利。注册制中包含许多利好的政策，如不再要求企业持续盈利，而注重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准确性，企业上市门槛将大大降低，证监会职能也将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监管。因此可以预计，注册制实施后，上市企业数量将极大增加，更多优秀企业可以从资本市场上融到资金，助力企业发展。对上市公司而言，随着股票数量的增加，股票估值将更趋于合理，未来退市的公司数量将会增加，借壳上市等现象可能会有所减少；对中小投资者而言，更多的投资标的意味着对其投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可能会更多地偏向基金类产品；对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来说，投资标的增加，加大了其选择范围，更利于其开展投资业务。

从宏观层面来说，互联网+、一带一路、国企改革等事件与政策正为经济酝酿一个新周期。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可使其摆脱传统的游戏、广告等靠流量盈利的单一模式。对BAT这样的巨头来说，更可使其获得海量数据，云和大数据将使其获得足够的竞争优势。对传统行业来说，与互联网的结合可使得原本的痛点得以完美解决，重构企业的商业模式，典型行业如装修、金融、汽车后服务、教育、医疗等。在此基础上，企业的估值也会进行重构，股票市场将会迎来多轮投资机会。

从微观层面来说，企业的公司治理改善，创新意愿加强，敢投资于新经济；居民房地产投资意愿下降，银行理财增速放缓等，均导致权益类资产将成为大类资产配置中炙手可热的明星资产。 XZqBCGx3Rri0bIGc1RtYB0GEWNJR1EAQKt1o/y5bXkE1cUl5fQSQoke09W6JXi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