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由怀疑毛是因生病才回到他出生的村子，但他回家除了单纯的休养外，还有更多的含义。整个1924年至1925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毛远离火热的政治生活，一定与他因未能进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魔幻般的内部领导层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有关。尽管他在31岁的时候进入了两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被完全接纳，他没能使任何全国性的领袖相信农民这个因素在中国革命方程式中的意义。

毛没有大学学位，没有写过书，没有学术成就，也没有社会地位。他在公认的领导人中的地位下降到底层，他在能量、想象力和人格方面足以弥补上述一切缺陷的优势还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效果。尽管有时他在新闻界也取得某些成功，但政治刊物主要是被已经成名的作者和具有外国文凭的归国留学生们所把持的。除了这些人的作品外，毛的文章也显得眼界狭隘，地域色彩太浓。

他从来没有在大工业城市生活或工作过，因而无法与他的同事如李立三、张国焘或刘少奇等人的经验相匹敌。例如，1925年初，当他住在湖南乡下时，在中国的城市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而这一切并没有触及到毛，因而他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所做的只是证明农民这个武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再没有比韶山更合适的地方来思考这样一种挑战。

由于退隐到韶山，毛错过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1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3月份孙逸仙的去世，孙的去世使国共合作的前景发生危险。与此同时，湖南的农民组织也受到5月30日英国警察在上海杀害工人的影响。

毛解释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方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蔡和森 从法国回国帮助毛应付这场危机，而毛的妻子则在韶山帮助建立共产党支部。

若干年后毛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进行农村调查的经历。他说，你不能仅下到村里去就希望能了解他们的结构和社会状况。

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先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1块钱。我给了他3元，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

这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外国阔佬！”这一切并不使赵督军感到意外。在地主的坚持下，他最终发布了对毛的缉捕令，在10月派军队抓他，毛逃到广州。在去广州前，毛以怀旧的情绪作了一首第一次发表的古体诗，咏怀他所热爱的长沙城：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1925年秋毛到达国民党的首都亚热带的广州，感到一种乐观的气氛。他的前上司汪精卫在孙去世后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新主席，立场仍不明确的蒋介石担任第一军总司令。第5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刚刚开学，100多位学员参加了这期讲习所，其中五分之二的学员来自湖南，包括毛的弟弟毛泽民。毛在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担任宣传部长，同时被指定为国民党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以这种身份，他结识了国民党左翼学者诗人柳亚子，后来与他保持了著名的文学友谊。他回到国民党营垒似乎很快就受到了欢迎。接着，国民党自身发生分裂，分成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最后以蒋介石为首）和左派（以汪精卫为首），毛继续支持左派。

12月毛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国民党右派。其中一篇第一次提到了香港，他自己从未见过香港，但文章称香港为一座“荒岛”。就是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市井语言称呼外国人。他问，如果上海工人监禁所有“红头阿三”，又有什么要紧。

1925年的圣诞节，毛从逃出湖南的工人运动组织者那儿了解到，赵督军派出全副武装的一团军队野蛮镇压了安源的一次矿工罢工，工会的领袖是个共产党，被杀害了，几个工人也被打死了，工会被摧毁。毛大怒，他到上海是想由共产党组织一次反对赵督军的行动，但陈独秀拒不支持，使毛的计划完全落空，毛感到非常失望。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央委员会刚刚投票决定把国民党约束在广东省。毛没想到在湖南发动的那场运动被看成是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北伐计划。毛为他的朋友报仇的愿望不得不屈从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奇思怪想。

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上海遭到拒绝，毛感到很懊恼，他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阶级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50年代出版的他的标准“选集”中的第一篇，题目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这篇文章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毛在这篇文章中估计，在当时中国的4万万人口中，“大”资产阶级约有100万人，中产阶级约有400万人，只有这两个集团可以说是反革命的，中产阶级的左翼也能参加革命——但它会和敌人妥协，因而是不能信赖的。

中国人口的其他部分都会支持革命。在15，500万小资产阶级之中，有1，500万是富裕的，他们一般接近于半反革命，想成为中产阶级，但在战时，他们也可能参加革命。7，500万在经济上可以自立的这一部分人在平时采取中立的态度，但在战时也会支持革命。而6，000万始终不能自足的人则欢迎革命。

2万万半无产阶级都会不同程度地积极参加革命，包括5，000万半自耕农，6，000万半富农，6，000万贫农（他们会“勇敢奋斗”），2，400万手工业者，500万店员和100万小商小贩。

至于4，500万无产阶级，200万产业无产阶级，他们当然是革命的“主力军”，300万都市苦力是一支仅次于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和贫农一样，2，000万农业无产阶级也能“勇敢奋斗”，同样，2，000万游民无产阶级也可以引导成为一种革命力量。毛从这种算术中得出来的结论显然是为了鼓舞士气。

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3万万9千5百万。我们的敌人有多少？有100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400万。让这400万算作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500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3万万9千5百万人的一铺唾沫。

在毛的亚分类表上，游民无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一种新发明，他们将成为毛的老话题。下面是毛对他们的描述：

游民无产阶级为……之剥削压迫及水旱天灾因而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兵、匪、盗、丐、娼妓。

这五种人名目不同，社会看待他们也贵贱各别。然他们之为一个“人”，他们之有五官四肢则一。他们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作了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游民无产阶级人数说来吓人，大概在2，000万以上。这一批人很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这是毛新式文章中的第一篇，写于1926年1月，初稿曾送给共产党领导人审看。毛后来说：“陈独秀反对……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这篇文章可能是两头都挨不上。因为根据前三四年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东西来看，这篇文章（甚至）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创见；有创见的地方，按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又不太正统。

毛在2月份修改了这篇文章，但陈仍不予发表，因而毛只好在广州的《中国农民》上发表。这个小插曲之后，毛开始对陈不抱幻想：“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毛对自己文章中的许多说法不满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50年代把这篇文章收进“选集”时，作了大量的修改。

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被划掉了：“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总起来看这段话很像是仿效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在50年代，组成游民无产阶级的不切实际的五种成分——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娼妓被删去了。

这篇文章的要点是依据财产把中国社会分成各种阶级，把大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划作其他人要反对的对象，这就混淆了历史发展的封建主义阶级和资本主义阶级，而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这两个阶级是完全不同的。农民成为“半无产阶级的”主要的革命力量。

尽管他向共产党呼吁了，但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毛是和国民党一道奋力前进的。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它对共产党政策保持不变，毛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这是他与蒋介石竞争的少数几个时机之一，蒋和其他几个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一起，得票最多，获得了248票，毛也不错，获得了173票。

毛在大会上讲话，拥护坚持和扩大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甚至为了这个目的，他还支持国民党右派重新统一。1月8日，他发表了一个《宣传报告》——非常自豪地宣布：“两年来反基督教的组织和宣传，遍于全国各地，使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之宗教的侵略。”

3月，毛被国民党任命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在广州主持了5月至10月的第6期讲习所，他自己就中国农民问题演讲了33个小时，此外还讲了9个小时的农村教育方法问题。

在这些演讲中，他就像面对小学生一样，介绍和说明自己的想法。他谈到了牛王庙和三薯饭——分别指地主法庭和广州附近东江农民吃的甘薯、白薯、山芋加带壳大米的饭食。但毛也想从他们那儿了解情况，了解“农村的状况，农民状况和土地状况，生活方式和人的经历。他们如何发家，如何变穷，村里官地或公地有多少，谁管理谁经营，租金情况……”毛喜欢用这些资料在课堂上和他的学生们讨论，也利用这些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

毛甚至还教了点地理。9月他带领所有学生组织了一次海丰两周游。著名共产党领导人彭湃阐述了农民政府制度。讲课在一所孔庙里进行，有一次当毛看见一个学生戏弄孔子的牌位时，毛停了他好几天的课，毛不想支持这种无礼的嘲弄 有些共产党人相信毛为国民党干得太多了，但他告诉他的密友说，准备用他的讲习所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培训忠于共产主义的干部，共产党这时在国民党组织上层很有影响。但他们企图靠沾国民党的光获得权力的梦想在1926年3月20日破灭了。这一天蒋介石大肆宣扬要驱逐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逮捕许多重要的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虽然失去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传部长的职务，但继续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可能是因为蒋不想触怒亲共的左派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缘故，蒋在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需要他们的支持。毛的对手张国焘后来指责毛拒不出席讨论如何对蒋的政变进行反应的共产党会议，而是采取不卷入漩涡的态度，“袖手旁观” 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很难采取什么行动，尽管有一份俄国人的报告说毛敦促苏联迅速采取反蒋行动。

在国共两党突然分裂的日子里，毛在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上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在北伐将经过的省份开展农民运动。他把农民运动和蒋的军事计划联系在一起，以从国民党那获得对农民工作的最大支持，农村工作最终使共产党获得了基层群众的支持。毛这是与斯大林唱反调，因为斯大林反对北伐。

共产党的“桂冠诗人”郭沫若在这一时期曾见过毛，留下了一段对毛的肖像描写：“毛泽东留一头短发，中分，倒向两边，一瞥之下给人一种谦恭有节而又深奥莫测的印象。皮肤白皙，说话时声音低沉柔和，富有感染力。但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现他体态不俗，有帝王之相。在中国人中，特别在革命党党员中，说话声音这么柔和的人还真是少见。毛讲话时声音确实很低柔，再加上我一直听力不太好，所以他的话听懂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毛目标很单一，就是在他的共产党同事不能提供任何更好的帮助的情况下，利用国民党的便利条件，组织农民运动。这年夏天，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农民部部长 ，并前往上海讨论农民部的政策。但他发现在上海没有农民，而且也许是难以与陈独秀共事，因而毛返回广州的农民讲习所。9月，他为国民党出版的一套关于农民运动的丛刊写了篇序言，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立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在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农村革命不同于城市革命：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当不及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共产党领导人根据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决定不顾蒋的逮捕，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工作，反对北方军阀。同时为了统一战线的团结，停止讨论土地问题和武装农会的问题。毛现在又回到了长沙的根据地。这时，毛的一个助手在毛的家里工作，与毛和他的妻子在一起过了4年。他回忆说，毛总是出去活动，有时几天都不回家。陈指派毛视察湖南农民运动，可能是希望在北伐经过湖南时能阻止农民惹是生非。

但毛并不想抑制湖南农民的热情。12月在长沙农民和工人代表会议上，毛发表了一篇闭幕讲话，号召发动打倒地主的斗争。在他的指导下，农民协会立刻开始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并接管传教点作他们的办公处。

湖南省农民协会接管了长沙原属于神学院的5所房子。毛的母亲和他的老朋友蔡和森的家乡湘乡县是全省最激进的一个县，传教士被强令离开家里，20多人被农民协会在“人民权力”的名义下枪毙了。农民协会还在秋收前强征埋藏起来的稻米，作“人民的粮食”低价卖给贫困农民。

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说是令人钦佩的行动，但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人害怕农民进一步如此猛烈地实施他们的要求，那么各阶级的反帝阵线将会瓦解，国民党军队中的保守派掉过枪口来对付工农。这种担心证明是有道理的。

毛对这些相互矛盾的压力的反应是：和往常一样，到基层群众中去。但这次是为了进行细致的调查，这种调查最终使毛出了名，调查导致他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他最激烈也最熟练地阐述了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这思想使欧洲也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惊愕。这篇文章1927年3月发表在《向导》周报上，并很快就译成了俄文和英文。共产国际的译文称之为“在已发表的英文报告中，对中国农村的状况揭示最深刻的一篇” ，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称它是“一篇出色有趣的报告”。

在1月份进行的考察包括5个县，其中有毛出生的家乡县，还有一个是他母亲出生的县，他在那个县走访了小学堂。在考察过程中，他顺访他的岳父，已故的杨教授在板仓的家，他的堂哥还记得他与3个贫农，1个手工艺人，1个店伙和几个小学教师晚饭后交谈至深夜的情景。他的妻子杨开慧帮助准备材料，抄写文件。报告最清楚地揭示了他的家乡农民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所展现的能量，这既使他惊讶又使他受到鼓舞。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作结论说：“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在许多地方，农民协会自己成为“惟一的权力机关”，既解决经济纠纷，也处理夫妻吵架的小事，以至于“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放个屁也有分量。’”。

“如果计分合适的话，完成国民革命共以10分计，那么城市居民和军队只能占3分，农村农民在革命中要占7分，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认为农民的举动“太过分”的议论是错的，农民只是对千百年来土豪劣绅暴行的反抗。“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接着，毛驳斥了国民党认为农民造反应该服从于统一战线的全国目标的论调，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革命高涨时期，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地位，“把一切绅权都打倒……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在他的“报告”中还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在革命高潮时期很沉闷，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

“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民。从秘密时期起，到公开时期，他们都在那里积极奋斗，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得特别积极，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得特别积极……他们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这些农民被富农讥笑为“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但他们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据长沙县的调查，贫农占70%，中农占20%，地主和富农占10%，几乎所有最基层农民协会的主席和委员都是贫农，毛不允许他们因此受到指责：“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毛还描述了农民对地主采取的某些行动：“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至于枪毙，毛报告说，只限于最坏的土豪劣绅，他举了几个例子：“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10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1，000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14年间，杀人50多，活埋4人。被杀的50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就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就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接着毛又论述了他的祖国传统的社会状况，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国家的政权、家族的社会权和鬼神系统的神权。

妇女们除了上述三种权力外，还要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然而农村妇女“也享有相当的性自由，三角关系和多角关系几乎普遍存在”）。但现在在湖南的农民革命中，这些权力都在被打倒。旧的规矩，如妇女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就被打破了。“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 。

但毛也警告他的读者，不要人为地加速造反的行动。“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毛在“报告”中还引用了他对一些乡农进行宣传时所讲的话，这些话使他们都“笑起来”。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他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农民新的造反造成新的禁绝。麻将、骨牌、纸牌在农会势盛的地方一概禁绝了，一个地方的农会烧了一担麻将牌。鸦片烟枪都得上缴，花鼓戏在许多地方也都禁止演唱，有些县把轿子砸了，或者农民大涨抬轿价，以惩罚富人。铺张酒宴受到禁止，在毛的家乡韶山，“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

农民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兴办夜校，而且是根据“洋学堂”的样子来办，而这种“洋学堂”过去被视为是最新式的。毛承认自己对学校曾经有过错误看法。

“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司’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

最后，毛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对农民的创举感到不满和惊愕的蒋介石和其他“诸公”，说他们是“叶公好龙”。叶公是中国远古时期的人物，他喜欢龙，因而在屋里屋外到处画着龙，刻着龙。但当真龙听说他好龙而下来察看的时候，他又吓得丧魂落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碰巧是毛第一次公开谴责蒋介石，后来他与蒋为争夺中国的领导权斗争了20年。而毛写完这篇报告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去武汉参加国民党左派的一个会议。在会上毛为农民反对地主的剧烈行动辩护，要求实行比共产国际更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他在武汉写了一首短诗，名叫《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4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处理土地政策问题，毛在委员会中继续有力地论证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还要没收富农——斯大林厌恶富农——的土地，要承认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试图包容各种相矛盾的观点，但遭到了左派和右派两面的指责，左派说这个决议还不够，右派则说它走得太远了。就在讨论进行当中，传来了蒋介石在上海利用自己的盟友、流氓组织、秘密会社青红帮血腥屠杀工人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消息。蒋的军队在秘密会社的帮助下，把上海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下。国民党的右派在公开活动并占据了支配地位，奉蒋为超凡神授的领袖。

毛把他那激进的土地问题决议提交给4月1日举行的中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得到了真正具有地方组织经验的农民领袖和两名俄国共产国际顾问的支持。这次会议支持毛，选他为新的农民协会的主席。

但几天后当共产党在武汉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不愿听这些主张。毛10年后回忆说：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改纲领。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交大会考虑。

大会第二天，介绍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被袭击事件中被捕，并被北洋军阀处以绞刑。在武汉参加会议的同志深感震惊，也许在决议中加强了要与国民党结盟的思想，尽管有上海的大屠杀，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蒋介石本人很担忧。毛的土地纲领不适合他们的观点，他的激进的论调被拒绝，毛被免去了农民部长的职务，只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而不是正式委员，这使毛很没面子。

几天后，毛托病不参加会议。他回到长沙，进行了第一次但不很辉煌的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及武装力量的斗争。地主们劝说湖南新军阀唐督军 发布了逮捕毛的秘密通缉令。

但毛的运气救了他。他的同事向他透露了通缉令，于是毛在5月和几个朋友逃到靠近江西的浏阳。农民在长沙附近继续没收地主土地，长沙的卫戍部队进行报复，捣毁了农会和文化书社的办事处，宣布忠于蒋介石。毛的一个密友在长沙的这次“马日事变”中被杀。结果，共产党湖南省委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和毛一样逃到了浏阳，以便组织一次新的起义。

有一个报道说他们动员了30万农民准备在5月30日进攻省城，但武汉派来的一个共产党高级官员在最后关头让他们取消了这一计划。他说，进攻胜利的唯一结果是激怒唐督军，促使他向武汉推进，推翻共产党支持的武汉政府。而唐督军本来对共产党并无恶意。省委会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个“可耻的”决定，这是毛及其支持者的看法——但这个决定太晚了，未能使几千农民免遭被长沙军队枪杀的命运。毛应陈和党的领导人的要求回武汉，这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中公开采取极左的政策路线。

左派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事后都进行了调查，他们感到极度的痛苦。国民党的报告说，长沙的“马日事变”是由于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对此，毛应受到谴责。报告指出，农民协会受无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方帮派的控制，他们只知道杀人放火。

6月13日毛写了“全国农协会临字第四号训令”，伤心地承认失败。农民运动发展很快，但“土豪劣绅猛力反攻”比预期的更激烈，“而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对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一种隐蔽的批评）。在记载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和农民在过去几个月被杀害的事实之后，毛不切实际地要农民协会“请求”国民政府保护他们，保障他们进行革命和发动一场“讨伐蒋介石”的运动的自由。

“因为土豪劣绅之气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未由巩固也。”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还需要进行更彻底的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毛和他的妻子、孩子分开了，因为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他们住在一起太危险了。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妻子，17年以后他才见到他的两个孩子。现在又有了一个孩子，这第三个男孩叫毛岸龙，但在随后的动乱岁月里失踪了。他们4个人现在都被送到毛在长沙的堂哥家里躲避。

7月，共产党最后与国民党左派决裂。共产党不再与不合适的盟友合作，他们决定在秋收后发动一系列起义，7月份召开了许多会议准备起义。在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新阶段，毛将发挥巨大作用。 yLCW71UIDC33LmDHniwlg4a7e0g3fTekDpktX8TYmyZf5Un/e9sdUugOaBr3+n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