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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蛟龙
(1915~1918)

毛泽东传
A 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1918年3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8班合影,第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毛在师范学校的头两年较平淡,他潜心学习以达到他老师所要求的水平和他的朋友所具有的学问,但1915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引起了他的关注,新建立的共和国走入歧途,全国发生动乱,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开始对中国提出一系列要求。毛开始投身繁忙的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第一个活动是以抗议学校当局开始的,这是一个标志。起因是该校的校长下令,从秋季开始每一个学生都必须交10元学杂费。

学生们都表示强烈反对,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宣言,专谈校长的私德如何不好。毛认为不妥,说他们应该批评学校的管理不善而不应指责校长的私生活,学生们于是让毛另写一篇。宣言很快被印好了,但从印刷厂携带回校时,被学监截获了。学监报告了校长,校长大怒,决定开除包括毛在内的17名学生。很幸运的是,一些教员进行干预,毛也就未被开除。

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表示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毛泽东在师范期间最有成效的倡仪之一是半夜从宿舍逃睡时想出来的。毛和萧瑜养成了一个习惯,夏天吃完晚饭后他们每天都要沿着江边散步,坐在妙高峰的草坡上休息。1915年的夏天,他们有一次在学校后面的山上待了一整夜,讨论他们通过创办一个新的社团来改变中国的计划。

袁世凯曾是满清时期的一个将军,现在已成为新共和国的总统,毛和萧这两个青年急切地讨论着北京事变,讨论这些事件将如何改变中国的未来。当他们交谈时,山下学校的号角吹响了熄灯号,只有他们两个还没有睡觉的学生,但当时他们都得意忘形地沉浸在交谈中,全然没有考虑熄灯后仍在校外的后果。

他们都认为需要一种新的力量,萧瑜认为,每个公民都需要进行改造。

“我们两个就能够做任何事情!”毛热烈地坚持道。但萧不同意,认为必须有许多人、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我们两个可以去组织他们。”

他们对自己的同学进行考虑,决定一些最有才智、具有崇高理想的人,10个最优秀的人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社团的核心。新社团的目标是在社团成员中鼓励良好的道德行为,交流知识,建立紧密的友谊——其最终目的是拯救国家。

他们商定,毛泽东写一封致长沙各校学生组织的信,阐述他们的行为,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署名是“二十八画生启事”——“毛泽东”三个字共有二十八画。在毛起草第一个章程时,萧也草草写了一些有关学会的规章 ,然后两人互相交换,并作了一些修改。这时天已黎明,突然他们听见了号角声,这是学生早晨起床的号声。毛泽东和萧瑜为制订他们的计划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对于毛泽东来说,通过在他最喜欢的新闻媒介——报纸上登广告来寻求志同道合者是很自然的事。毛后来回忆说:“这时我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要求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了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中一共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回答。”

最终结果是令人沮丧的,那三个响应的人最后都反对或背叛了共产党,只有那“半个”后来部分实现了毛的理想,还在做共产党的领导时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毛在1915年秋,广为张贴他那著名的“二十八画生启事”,这封公开信和毛登的广告用词差不多,也是邀请人参加的。这封信的最后一行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毛自己动手刻字印刷了这封信,又把它寄到长沙的所有重要学校,信封上写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但不是很多人都理解他的曲高之音,毛只收到五六个人的回音。而湖南省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次收到毛泽东的信时,非常怀疑作者的动机。

一个在学校广告栏里看到这封信的人给毛写了一封肯定信,并收到了毛的回信。回信说:他的来信恰似“空谷足音,跫然色喜” 一个星期天他们在定王台图书馆见了面。没有什么客套寒暄,毛直截了当地询问这个青年读过些什么书。事实上这个青年后来与毛非常接近,参加了毛和他的朋友发起的辩论会。后来,这个思想相同的朋友的联系网正式组织为“新民学会”。

1915年毛当选为第一师范“学友会”干事,他引进了日本学校的一些做法,如组织球赛、游泳、远足和其他体育活动。毛还组织了一个“学生自治会”,并成为“船山学社”的会员(“船山”是17世纪湖南的反清思想家王夫之的晚号)。“船山学社”成立于1915年,是湖南爱国人士不满中国的衰落而创办的一个论坛。毛呼吁他的同学参加这个学社的每周例会。

船山学社

1915年9月陈独秀在北京开始出版《新青年》杂志,从而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复兴的序幕。《新青年》的文章很多是李大钊、鲁迅等撰写的,提倡白话文,强烈呼吁民主和科学。杨昌济教授为他的学生订了几份《新青年》,其中一份给毛泽东。《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许多评论,鼓励青年一代打碎旧中国,创造新中国,号召他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 毛被这些文章的语言和内容所打动。

在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下,毛与全国各地一些进步学者建立了通信联系,讨论国内形势、学习方法、物质文化、哲学和世界形势等问题。他给一个据说准备为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效劳的人去信,告诫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 这是1915年11月,几天之内袁世凯采取了自我毁灭的举动,宣布他要称帝坐龙廷,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他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于次年夏天死去。

1917年3月毛第一次和一个外国人进行了联系,他和萧三联名给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白浪滔天写了一封信,这时白浪滔天正来中国参加一个朋友 的葬礼。信中写道:“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

然后,这封信谈到了实质问题:“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风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实现了会面。

毛确实是在锻炼自己的意志。毛解释说:“我‘身亦不强’。” 因而他和他的朋友都成为热心的体育锻炼者。

“在寒假当中,”毛回忆说,“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青年毛泽东曾经打水擦身的水井。

毛第一篇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登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认为体育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忽视体育的学生将“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

毛当时最喜欢的一种锻炼方式是每天洗冷水澡,他从未间断过,冬天也如此。按照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在一师的最后两年,他组织20多人,每天清晨起来就来到井边,大家脱光衣服,各人从井里提起一桶桶冷水从头浇淋全身。自己淋,也彼此对着淋。

1917年毛泽东

即使在下雨、下雪和寒风刺骨的秋冬季节,他们还经常赤着上身,在学校的后山跑动,摩搓……有次学校开运动会,忽然大雨倾盆,大家都急着跑回屋内,唯有他毫不在乎,候大家走尽,才回教室,全身都湿透了。

另一项喜爱的运动是游泳。毛常和蔡和森等几个朋友课后到湘江游泳,暑假他们结伴住在岳麓山时,常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湘江中一狭长的沙洲那儿去游泳。游完后,他们“就在沙滩上或坐、或睡、或赛跑,兴之所至,随意漫谈,他们的身体淋浴在流光晚照之中,他们的心却驰骋在人生的战场上”

他完全是在实践孟子的教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时毛的才干开始得到承认。1917年6月第一师范进行复杂的“人物互选”,400余名学生投票选举各方面杰出的学生。毛在德育和智育方面得票最多,尤其是在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方面得到的评价最高。

就在这年暑假,毛顺便去看他的朋友萧瑜。他已经毕业,并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毛泽东想问问萧瑜打算怎样过暑假。

萧瑜告诉毛泽东说:“我有一个新计划。我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

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萧瑜详细地向他解释说,他曾经当过两三天乞丐,觉得很放松,很令人振奋。他现在想再试一次,时间长些,去体验乞丐的生活。

“听起来很有趣。”毛叫了起来,“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实际上,毛以前就读过《民报》上登载的介绍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直至西藏的文章。“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毛后来回忆说,“我想效法他们这些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听起来这个新奇的暑假旅行建议似乎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萧瑜则说是他的主意。

最后两人决定一起出去“行乞”。放假后,毛来到萧瑜的学校,他穿着一身旧的裤褂,头剃得像个士兵,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布包。包裹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这次旅行他们都是身无分文。

他们离开长沙,萧瑜走在前面,毛泽东走在后面。萧瑜后来据此画了一幅漫画。不久走到了湘江边上,他们都不想弄湿行装,又没钱雇人摆渡,但又不想去上游乘免费渡船,最后他们上了一条划船。直到船行江中,他们才告诉船夫他们身无分文。他们知道这时船东也不会把船划回去,因为船上还有其他几个乘客。船靠岸后,他们和船夫吵了一架,然后把布鞋脱下换上草鞋,继续上路。

下午,他们饥肠辘辘,于是打听附近是否有读书人家。经人指点,他们找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现已告老还家的翰林。为翰林写了一首诗,翰林才接待了他们,并给了他们一点钱,够他们花一两天。

接下来他们又到了以前的老校友何叔衡——何大胡子的家。

“我们在进行一项尝试,”毛对惊讶的何大胡子解释说,“尝试着不带分文地旅游,愈远愈好。我们真像是叫花子一样!”

何震惊了。萧瑜解释说,他们是想看看他们是否也能解决各种困难。

何叹息说:“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这两个青年人继续往前走,但他们行乞的下一家不愿给他们饭吃,他们就坐在门口不走。最后,吝啬的主人塞给他们一把花生,要他们走。

那老头毫无办法,最后只好答应他们。

在游历中,毛泽东和萧瑜谈政治,谈社会。在谈及公元前3世纪的皇帝刘邦时,他们争论起来了。毛认为刘邦是大英雄,因为他是第一个由平民当上皇帝的,萧瑜则认为他是个暴君。

“他并不能算残暴,”毛大声说,“如果你把刘邦放在他那个时代考虑,并把他与其他皇帝相比较的话。”

还有一次他们讨论起中国的家族制度。

毛说:“我以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

萧也认为,把儿子完全当做家庭的私产,一定要站在父母一边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的国家观念和夸大的家庭观念是一样有害的。”

“你对子女的观念,我觉得有些奇怪。”毛认为国家应当高于一切。毛进而说道:“在未来理想的国家中,儿童们将由国家来抚养和教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

游历一个月,走了900多里路,他们回到长沙,然后就分手了。分手前,萧瑜告诉毛泽东,他想回去看看父母,又问毛:“你呢?”

毛告诉他:“我也要回家,他们给我做了两双鞋子,正等着我呢。”

毛自己总结这次旅行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他是把这次旅行与公元前2世纪的史家司马迁相比的。司马迁差不多在同样的年龄游历了当时的中华帝国,并记载了帝国内的世俗民情。

在第一师范时,有一年毛和他的朋友蔡和森、张昆弟经常住在江那边岳麓山顶上的爱晚亭里。他们不带早饭、晚饭,主要是以新鲜蚕豆为食。每天早上跑到山顶去沉思,再下到江里或池塘里游泳。他们的另一个喜好是“练声”。萧三回忆说:“他们跑上山顶大嚷大叫,或朗读唐诗。他们还爬上城墙,吸足气向呼啸着的亭风喊叫。”

毛泽东经常和同学们在爱晚亭举行活动、讨论时事。

他们宿在亭里时,三个人每人只有一条毛巾、一把伞和尽可能少的几件换洗衣服。毛通常穿一身灰色长袍,和其他两人不同。即使回校后,他们三人也常在操场上露宿,直至寒冬降临。

后来其他朋友也参加了这个三人小组,逐渐发展成一种夏令营。这些青年心忧国家、关心未来,他们把苦难当做一种训练,为即将到来的改造国家的社会的斗争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青年毛泽东最初写的一首很有名的诗句说: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7年中秋节,他们在一起讨论是政治还是教育才是救国良方,毛坚持必须战斗。

从毛的朋友张昆弟的日记中,可以窥见当时这些身体锻炼和思想辩论的热烈场景。

“1917年9月16日。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湖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待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湘江中的橘子洲,青年毛泽东经常与同学在此沐浴游玩、指点江山。

在几周前另外一篇日记中,张昆弟描述了他夜宿蔡和森家的情况,毛也在蔡家度过很多愉快的夜晚。日记中说:“床即就长凳两条,门板一块,架走廊边。蔡君云,自移居此地,未曾进房睡宿。”

毛此时雄心勃勃,要改造中国,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一个新社会,他的朋友说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然而中国的形势,尤其湖南本省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帝制推翻后,政治力量两极分化,封建军阀在北京建立政府,占据北方,而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则以广州为中心,南方为基地,与北洋军阀分庭抗礼。中国的军阀混战“引狼入室”,军阀各自勾结渴望在中国立足的帝国主义国家。长沙的湘江河里,游弋的是列强的战舰,日本的“太阳旗”,美国的“花旗”,英国的“米字旗”随风招展,河岸上则是“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的洋房。

战火连年又逢自然灾害,民不聊生。1915年有四条江河包括湘江,洪水泛滥,人死无数。土匪趁机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绑票勒索。湖南遭遇了几百年未遇的大劫难,人们看不到一线光明和希望,“中国将亡,中国将亡”的论调随处可以听到。

毛和他的朋友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对中国的前途仍然抱有信心和责任感。他们在1917年下半年受到了托尔斯泰的巨大鼓舞,他的《俄国的伟大精神》一文以及他对世界和平与博爱的向往激励着毛和他的战友们。张昆弟9月23日的日记说:“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毛在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后所写的批评中也阐发过这种思想:

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1917年8月在写给北京学者的信中,毛阐述了中国哲学之必要,这不是简单的西方来取代的问题,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已表明,它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因而东、西方的思想都应利用。“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有一次在第一师范与耶鲁预备学校(由海外华人资助)进行足球比赛时,毛突然从观众中跳起来大喊:“揍这帮洋奴!”

1917年,毛在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干事两年后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兼体育研究部部长,他认为“学友会”应注意学术研究和体格锻炼。为此“学友会”设立了15个部,包括手工、拳术、剑术和竞技等。他甚至还提出设立合作社性质的营业部,但校方不同意。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毛主张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不要像过去那样由教员担任。他认为四五年级的学生就要毕业了,应培养主动和管理的能力,根据毛的建议,“学友会”通过的决议有发表学生成绩,设立学生成绩展览处,设立图书馆,征集资金等。

其目的是要求学生在下课之后或在晚上,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或体育活动,以进一步培养他们的品格和技能。这样大的一个学生自治组织在湖南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显然毛泽东功不可没。“学友会”举办公开的辩论会、学术研讨会和演讲会,并组织体育运动会和旅游,为在雨天提供活动场所,毛还在学校设立了乒乓球桌。

“学友会”的会议通常都由毛泽东主持,他的半官方传记作者评论说:“在大家争辩激烈时,从不轻易表态,等到大家意见发挥已尽,他才从容作出总结。他的总结总是取长舍短,斟酌尽善;对于一个问题,一种争论,总是分析深入,抓住要害。所以大家都心悦诚服。好些争论即因他精切简当的剖析而得到解决。”

毛这时与许多城市的学者和学生建立了通信联系。毛后来回忆说:“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建立了一些类似的组织,如周恩来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所有这些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新青年》的影响。

新民学会是根据1915年某天晚上毛泽东和萧瑜在山坡上的灵机妙想创办的。1918年在蔡和森家举行了一个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新民学会。那天是星期天,出席会议的13个人,除了毛和蔡外,还有何叔衡、陈昌、罗学瓒等人。他们都推举毛当总干事,但毛推辞了,最后担任副干事 。一年以后新民学会的成员超过70人,大多数是优秀学生和进步教师。

新民学会甚至还有一些女会员,包括蔡畅,即蔡和森的妹妹,这在那个时期相当不寻常。妇女地位是新民学会从一开始就关心的问题。学会每周或每两周开一次会,由毛主持,讨论学术或政治问题。据说,有时候,某个问题的讨论持续一个星期。

毛泽东起草了学会的章程,宣布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同时规定:不狎妓,不赌博,不纳妾,反对其他不良行为。毛在1918年吸收进新民学会的数十名会员,后来多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毛派集团的核心成员,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和王若飞

除此以外,毛还负责开办了一所夜校。夜校是1917年第一师范的教员开办的,但未能坚持下去,学友会后来接替了这一工作。毛把开办夜校视为扩大学校影响,使其越出校园的重要手段,同时创办夜校可以创造某些一师所缺乏的东西,对一师毛常感到厌烦。有天早晨他对一个朋友说:“昨天晚上我差点退学,我三次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口,准备提出退学申请。”

1919年11月26日,新民学会在长沙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人为毛泽东。

毛泽东填写的夜学日志

夜校面向邻近的产业工人招生。招生广告是用白话文写的,这在当时也是新鲜事物。招生广告通过警察所张贴出去,但仅有9人报名,因而毛组织一批同学带了600份广告,深入到住户区进行张贴宣传,结果3天内就有120多人报名,后来又不断地有人来报名,最后不得不截止报名,毛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当时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如嗷嗷之待哺也”。

招生广告是毛泽东写的: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是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

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湖南成为南北各派军阀混战的场所,几乎每年都有各家军队进入大城市招兵买马,烧杀掠夺。毛在1913年、1917年和1918年亲眼目睹了一系列兵祸。来往的军队占学校为军营,因而学校教学常被打断。第一师范有大量的宿舍楼,又紧临铁路,也就成为军队经常驻扎的地方。毛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第一师范就被占过3次。

1915年临时军事当局颁发文告,指责学校的政策,教员和学生都非常愤怒。毛以“学友会”的名义,把以前一些重要学者的文章集成小册子,抨击弊政。同学们都这样赞扬他,“我们只知道暗里骂,就没有想到如何更进一步去做”。军方派警察到学校搜查,连学生的书籍、行李都被搜遍了,但因为毛事先做了准备,结果并没有查到什么。

1917年当军队再度逼近长沙时,毛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分夜逡巡,警卫非常”。他们用的武器是一些上操时用的木枪。军队即将进城时,毛从地方警察局弄到了一些真枪,领人在校后守卫。有一段文字记载说:

“胆小的同学和教职员都伏在后面寝室的地板上,一动不敢动。学校的办事人员这时都听从‘学友会’总务毛泽东的指挥。待王部 溃军在暮色中慢慢蠕动,距离伏地不远时,他就命令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同学便大放爆竹,齐声呼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

结果溃军把枪缴了,并由地方商会出钱遣散了。第二年当长沙又被侵入时,毛泽东又领导同学们组织“警备队”,并和其他学校联合,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维持秩序,还组织了一个“妇孺救济会”,到街头救济受兵灾的妇女和儿童,毛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搞军事。他感到这不是最后一次。

毛后来回忆说:“我在……1918年毕业。”5月底,他把“学友会”的工作移交给了别人。他认为,在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经验的。”

当然,那时他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在1918年他毕业离校时,“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关于在长沙所受的学校教育,毛一直持严厉的否定态度。在将近50年后,他回忆总结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时说:

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7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5年师范,2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

把国家的、社会的问题同教室、走廊和长沙的山水、田野分离开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毕业后,毛就立刻面临更困难得多的挑战,这就是寻找实现那牢牢扎根于他头脑中的理想的途径。 Ay/eVOHeYPi/2QFcTg5RUPnKXDU/zfZJFFFW0yDBz5nLoiLLaOpBCTNUyZRz1Qmv



4

转 变
(1918~1921)

毛泽东传
A 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青年毛泽东、毛泽覃与父亲和叔父在长沙。

毛泽东毕业时24岁,但在自由等待工作的新生活的最初几周内,他过的仍是一种他喜欢的浪漫生活,他和朋友们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他们和过去一样用蚕豆拌米煮饭吃,赤脚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其余时间则读书讨论他们的未来计划,有时也到爱晚亭上远眺,去岳麓宫、禹王坟凭吊。

1918年夏,毛又徒步游历了湖南。这次是和蔡和森一起。一条毛巾,一把雨伞,一双凉鞋就是他们的全部行装。他们俩用两个月的时间调查各村各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租税情况,了解地主与佃农和无地农民的关系。调查途中,他们常常露宿野外,以山楂野果为食。毛和蔡很快就成为新民学会中亲密的伙伴。

同时,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开会讨论自己的前途,提出了出国留学的主张。毛在会上说:“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去什么国家,然后是怎么去。我们要把每件事都组织得十分周密。我认为我们分开到各个国家去留学最好。主要是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

杨昌济教授已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给毛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现在青年人中出现了去法国的新浪潮。毛回忆说:“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为翌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

毛热情支持赴法勤工俭学,实地了解俄国和欧洲的革命真相的主张,因此他和蔡和森开始组织湖南省的进步青年参与这一运动。蔡和森在6月底去北京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并与各方面进行联系。蔡到北京后回信敦促毛泽东速去北京,和他一起领导实施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又说杨昌济教授也希望毛到北京,就读北京大学。

9月,毛泽东决定到北京去,和他同去的还有20多名自愿赴法留学的青年 。那一年黄河涨水,冲断了铁路线,火车在河南郾城附近停运。毛利用候车的时间走访了附近的村庄,考察农民的生活状况。

当毛泽东和同伴们抵达北京时,湖南自愿赴法的青年已有40多人,比任何省都多。就连毛的老师徐特立虽已年过40岁,也放弃了在湖南的教授职位,志愿赴法。

毛特别注意鼓励女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在长沙,他组织了一个“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这其中蔡畅是毛最要好的朋友蔡和森的妹妹,后来嫁给中共副总理李富春为妻。值得一提的是,蔡畅自己回忆说,她和她的哥哥和毛一样,在那时都表示反对婚姻,宣布他们决不结婚。

当一群湖南女青年,包括蔡畅以及她哥哥的未婚妻向警予即将赴法时,毛认真地对向警予说:“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在北京时,毛和萧瑜以及其他两个朋友应杨昌济教授的邀请,最初住在豆腐池胡同杨家新宅,但不久就搬到了邻近北大的三眼井胡同。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来自湖南长沙新民学会的8名会员就挤在两间租来的房子里,其中一间作书房,另一间作卧室。

向警予(1895-1928)

床是北方的炕,用砖垒起,底下烧火取暖。但8个湖南学生生不起火,所以8个人只好挤在一块儿,以保持体温,抵御北京冬天的严寒。毛回忆说:“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他们自己在一个小炉子上做饭,大家挣钱,大家花。8个人只有一件大衣,所以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们只好轮流穿着大衣出去。到了年底,他们有了3件大衣,但毛一直没有设法替自己买一件。

然而这个住处地点特佳,对毛和他的朋友工作和学习都很方便,他们可以随便去北京大学听课。罗学瓒在给家里写的信中说,他们“皆敦品力学之人,侄素所钦佩者,朝夕与处,时有受益”。

尽管经常锻炼,毛的身体并不太好。毛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说,毛那时还在咯血,可能染上了肺结核,因而坚持要和别人分筷吃饭。他的脚底曾受感染,在医院治了一个月。

尽管条件艰苦,但“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毛后来回忆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庭院里他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毛泽东与老师徐特立。

最后虽然毛被邀请赴法,但他选择留在国内。对他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决定,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拒绝一个上升发展的机会。他后来解释说:“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向他的老师徐特立解释他留在国内的原因与此稍有不同。

“毛具体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徐特立后来说,“得出结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知识领袖要取得任何革命的胜利都必须密切联系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因为这个原因,在大战结束后当我邀请他和我同去法国时,他拒绝了。他更愿意增加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不是去法国。” 毛对他的同学、朋友谈了4点他留下来的原因。首先一个原因显然是由于资金问题。他一点钱也没有,尽管路费大大减少了。但200元钱对他来说是一大笔钱,他知道没有人能借给他这么多钱。第二,语言上不能过关。在学校时,他甚至连最简单的英语发音都没有掌握,更不要说学法语了。第三,他觉得留在北京不仅可以继续学习,而且也可以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并且可以在北京为那些去法国的人充当可靠的联系人。最后,他明白自己是个行动者,自己的未来发展在政治组织上,而不是在学问上,所以他对为学习而出国并不真的感兴趣。学习对毛来说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

对于那些他不很了解的人,毛首先强调他年龄太大了,那时已25岁了(其他人的平均年龄是19岁),其次说他外语能力很差。但真正的原因,也许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虽然7年以后毛写的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中有所披露。毛指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又在资本主义化的城市里学习的学生只能扮演“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角色”。毛害怕法国之行会使他在文化上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因而失去了他自己国家普通老百姓对他做领袖的支持。他也感觉到在外国环境下,他就不能在他的同伴中出类拔萃。

其他人也同意毛留下来,萧瑜和蔡和森曾就他如何能在首都生活下去讨论过好几次。他们正在北大吸收新民学会会员,因此毛最好的去处就是进北大。萧瑜后来回忆说:“我们想到教室清洁员的工作,因为教室清洁员做完他的工作后,还可以旁听。北京大学确实需要一个人在课后擦黑板、扫教室。这项工作很轻松,而且还可以经常接触到教授和学生。”但是毛怎样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工作呢?

他们去找校长,这位校长当时正密切注意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给他们写了一个条子,让他们带着去找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条子上说:“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李大钊恭敬地照办了,给毛安排的工作是打扫图书馆,整理书刊杂志。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

萧瑜回忆说:“这完全是蔡校长帮忙的缘故,因为李大钊身居高位,是不过问用人之类的小事的。”几年后,李在回忆这件小事时还有点发窘。“我收毛泽东做清洁工作,”李大钊告诉萧瑜说,“完全是遵守蔡校长的指示。我并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希望你能原谅我。”

李大钊过去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曾给毛以巨大的鼓舞,又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现在毛发现他就在隔壁房间里。毛回忆说,他当时“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那时一个月五六块钱就够吃饭,但毛仍非常节省,只在晚上吃顿饭,而且只吃土豆和花生,从不吃肉,也不吃青菜。对多数人扔掉的北京大白菜帮子,据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吃法:加盐煮。

如果毛希望通过他的工作之便结识当时的一些知识界巨人的话,那他就会失望。毛抱怨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图书馆的人中,毛泽东认出了一些文学和知识界头面人物的名字,毛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当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后来回忆说,毛要求去听他的课。胡评论说,在作文方面,他很出色。但另有一个传闻说,有次胡适上完课后,毛想向他提一个问题,胡适拒绝了,因为毛不是他的正式学生

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和图书馆馆长、政论作家李大钊是北大两位激进领袖,也是无可争辩的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但他们在毛第一次默默无闻地进北京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他。和过去一样,毛受到了那些表面上是他前辈的人的冷遇。这也正是毛的生活哲学:越是被人视为粗俗的乡巴佬,遭人鄙视,他越是坚定了通过艰苦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强行对社会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决心。

右起: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蒋梦麟。

他在北京的时间并没有完全荒废,他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这些圈子里,他认识了一些人,诸如张国焘,后来成为他争夺共产党领袖地位的对手。

他在首都最好的朋友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3个湖南籍的室友,还有一个学生。但这4个人都没有成为共产党员,尽管他们也都赞成群众运动和革命。他们介绍毛阅读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他在北京的时候正是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逐步深化的时期。30年以后毛宣布:“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8年10月毛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参加了一个类似的但更广泛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也是组织者之一。这时毛自己读的书基本还是传统主义者的著作。他告诉他的朋友,他读了许多史书,特别是司马光的古典著作。

但毛最感兴趣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赞同马克思主义以理性和唯物主义为前提,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定性以及它对人类平等和尊严的肯定,而毛最为赞叹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信条在俄国的成功实践。当时中国毛那一代年轻人都有这种看法。

第二年2月,就在毛离开北京之前,李大钊的文章《青年与农村》发表。其中一些话一定深深地打动了毛,文章特别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毛自己承认正是在北京,他第一次产生了爱情。他说:“也正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但他们第二年才结婚。

1919年,在长沙时的毛泽东。

1919年初,毛陪同赴法的学生去上海,他们要在上海乘轮船。毛记得:“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向前走。”但又是由于运气,他从另一个同学那儿借了20元钱 ,使他能够继续去南京。这次华北之行,使毛饱览了祖国的许多名胜古迹。

“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他骄傲地回忆道,还环行走过保定府、徐州和南京的城墙。“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毛看到相传是孔子亲手栽植的那株有名的树,并且看了孟子的出生地,他还登了中国最有名的五岳之一,山东的神岳泰山。

这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对中国国内的动乱和凡尔赛和会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命运感到焦虑。日本公开收买中国代表团,以谋求日本在中国的特权的继续存在,其他战胜国更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伍德罗·威尔逊所鼓吹的自决难以实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北京自发产生的抗议内忧外患的学生运动,当时毛正在参观他自己国家的圣地——显然他从中汲取了营养。

从南京起,“我……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这次没有人借给他钱,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前进。“可是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被贼偷去了!”好运又一次解救了他,他在火车站外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这个人借钱给毛买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到了上海,毛了解朋友们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不仅可以送学生到法国去,而且他还可以回到长沙

学生们3月下旬乘一条日本轮船走了,毛送他的朋友上船后就起程返回长沙。在长沙,他寄宿在这座城市对面的河边,重新开始了一天一顿蚕豆加米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

他回湖南后的一项任务是维持新民学会的联系。许多会员当时正在欧洲各地学习,他建立了一个每月通信制度,印刷、发送在法国的会员们给他寄来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信件和他们提出的问题。在毛的编辑下,最后出版了三卷通信集。

然而,这个青年社团的团结不可避免地难以持久。大部分会员和毛一样都很革命,他们不满现状,但也出现了一个改良派,主张从现实出发。还有一个中间派,他们左右摇摆,没有确定的思想。后来,当共产党在湖南正式建立组织时,新民学会发生了分裂,大多数会员——但不是全部——参加了这个新党。

毛开始应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在修业小学教历史。作为一个单身汉,他住在学校里,仍然只有几件极简单的行李:“一顶农家用的老蓝夏布蚊帐,一床席子,几本书作枕头,经常穿的是一件洗得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在25岁的时候,毛终于开始挣钱了。

小学的生活几乎谈不上享受,当了几个星期的教师后,毛在一篇长文里给教师的命运画了一幅像: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笔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成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克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

接着个人的不幸又接踵而来。毛从上海迅速返回的一个原因是他母亲病了,1919年10月他母亲去世,死于急性扁桃体炎。毛写了一篇《祭母文》:

…… ……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头脑精密,擘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1919年,毛泽东三兄弟与母亲在长沙合影。

毛泽东《祭母文》石碑。

尽管他有教学任务,但毛仍投入湖南的组织工作。在1919年6月和7月的5个星期内,他帮助建立了3个协会,都和改革有关。

但毛对湖南政治舞台作出的独特贡献是通过办报实现的。7月14日出版了学生联合会创办的第1期《湘江评论》,毛是《湘江评论》的主笔。《湘江评论》是一张四开的报纸,第1期很快就卖出去了,第2期印了5,000份。在《湘江评论》上,毛对湖南的进步读者介绍了西方工会和工人罢工情况,揭露了西方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分赃行动。他谴责劳合·乔治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一类的强盗”

1919年7月14日

用毛的中国传记作者的话说,《湘江评论》每期付印之前,“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集齐”,于是毛只有自己动手多写一些。在溽暑和蚊虫的侵扰下,他“常常写到半夜之后,早晨一起床,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湘江评论》第1期的几乎全部、第2期的三分之二、第3期和第4期的各一半稿件都是由毛泽东执笔的——他不仅要写稿、审稿,而且还要当编辑、看校样。毛甚至有时还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第2期开始连载毛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民众的大联合》。就在这篇文章中,毛最早提出了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敦促他的同胞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建立农民组织和工人组织。文章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的黄金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震惊了长沙政府,只出到第5期就被查封了。毛立刻又接手主编另一份报刊《新湖南》,这是一份地方学联的周刊,不久也被当局查禁。

这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对学生恼羞成怒。9月他召集学生代表训话,指责学生干预政治,特别是扰乱了政府的对日政策。他威胁说,你们要是不听,我就砍你们的头。面对他的威胁,一个女生吓得哭了起来,就在她身边的毛要她不要理睬张的恫吓,只当狗吠。

毛在文章中就妇女地位问题慷慨陈词,特别对贞节的双重标准——妇女失贞,导致自杀,而男人乱性却无关紧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就此问题在《女界钟》刊物上撰文,他的长文《民众的大联合》中也有这一段: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哪里?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的一件事轰动全省,也使毛泽东大为震惊。一个姓赵的眼镜店老板按照传统的媒人说合,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邻近一个富裕的古董商的儿子。这个姓赵的女青年对婚前只见过几面的新郎非常不满意,她要求解除婚姻,但不被理睬。婚礼那一天,不幸的赵小姐被强行推上花轿,送往新郎家。在花轿中,她抽出剃刀割颈自杀。

这一自杀事件轰动一时。一家地方报纸评论说,这个可怜的女青年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两天后毛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他评论这一自杀悲剧的第一篇文章。他在该报共发表了9篇文章,登了两个星期才登完。

毛的文章指花轿为“囚笼槛车”,他进而提出了其他批评,说不仅新郎、新娘的家庭应对赵女士的死负责,罪恶的根源还在社会。他宣称,青年人应该鼓足勇气自己站起来反抗老一代对他们规定的种种框框。毛鼓动说:

一个人刚刚掉下母亲的肚子,便说他的婚姻是已经前定了。年纪大一点,自己发生了婚姻的要求,却不敢自己议婚,一听父母、媒妁来处置……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

毛不赞成赵女士的自杀,“吾人是以求生为目的,即不应反其道而求死……自杀的条件是社会夺其希望。吾人于此,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争回所失的希望。奋斗而死……”

毛在赵女士事件中表现的激情,能否说是他因违背他自己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而生出的负疚感的一种反应?

驱逐万人痛恨的长沙督军的运动在12月2日达到紧要关头。这一天学联藐视张敬尧的命令,公开举行焚毁日货大会。学生们事先调查了破坏抵制日货的商店,清理出了大批日货布匹,运到中心广场焚毁。但张督军的弟弟带领大批武装军警冲击会场,袭击学生领袖。

当晚毛召集新民学会全体会员和学联领导人开会,他说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已到极点。华中其他军阀也反张,张已成孤家寡人,现在是驱张的好时机。

学生们酝酿二三天内总罢课,并组织驱张代表团,到中国各个中心城市包括北京进行宣传和外交工作。1920年初毛负责领导前往北京的驱张代表团,长沙商会为代表团提供资助。

张敬尧,北洋皖系军阀

1920年1月18日。

但毛的行动也不完全是政治性的。1月17日,他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在北京去世。毛的朋友萧瑜认为,在北京冬季仍坚持冷水浴的斯巴达式的习惯可能导致了杨的死。讣告是由毛和其他杨先生的学生起草的:“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吾国学术不发达,积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固将嗜学终身者,因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 无疑毛要利用这次待在北京的机会帮助料理杨先生的后事,包括杨先生女儿的未来问题,从她那里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但是毛没有直接去北京,他和他那个驱张代表团在武汉停了一段时间,并起草了驱张宣言送交当地报纸发表。他还组织了一次宣传活动,在一个公共汽车站拍到了由张敬尧的家人送给张的20多袋鸦片烟种子的照片。照片见报后,张名声更臭。毛还和湖南学生组织了一次驱张运动群众报告会。

第二次进京时,毛住在北长街99号一座喇嘛庙里。他忙碌地进行反张宣传,参加2月4日的赴总理府请愿,尽管请愿没有结果。毛还领导一个通信社,宣传不仅要反对张敬尧,还要全面反对军阀统治。他参加了由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毛不断地给他在长沙的同志写信,报告北京的形势,并对他们在湖南的活动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建议他们组织“赴俄旅行团”,考察和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再三敦促新民学会发展成一个有统一思想的军事组织,认真制订和执行在长沙活动的二至三年计划。

在北京,毛还利用时间大量地读书,特别是刚在北京出版的新翻译来的共产主义著作。他后来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如果说毛到北京来是为了向去世的教授告别的话,他又遭受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很沉重,但对毛来说可能无关重要的打击:3月他的父亲死于伤寒病。40年以后,毛重回故乡时回忆起他的双亲。毛说,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但即使毛对他父亲的去世毫不在意,他也有责任在家庭失去顶梁柱后对家里其余的人进行尽可能妥善的安排。

1920年8月

毛还谈不上是直接打道回府,而是一路拖延。他先到上海,后到衡阳。他不得不卖掉唯一的冬衣,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在上海,他靠给人洗衣服谋生。他写信告诉长沙的朋友说,洗衣并不累,但来回得坐公共汽车收衣服、送衣服,挣的许多钱就这样浪费了。

他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长袍到码头为另一拨从黄浦江乘船去欧洲的湖南学生送行。但他在上海有许多事要干,所以轮船刚一开动,他就往回走。

他和《新青年》主编,后来成为共产党第一任领导人的陈独秀讨论他的朋友们提出的改造湖南的计划,也讨论刚刚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毛评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然后,毛去了衡阳。在衡阳,他和以前在湖南师范学校的老师易培基有过晤谈,这个人现在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国民党是孙逸仙领导的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的共和与民族运动的政党。

毛不在湖南时,张督军被其他敌对军阀赶出了长沙。他的被逐使湖南人欢欣鼓舞,人们纷纷议论怎样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南北军阀都在等待时机夺取湖南这块地盘,因此当时地方主义思想抬头,想建立湖南自治,湘人治湘。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也有人提出民主口号,要求实现民治。新强人谭督军假装支持这些主张。

毛当时仍在省外,但他密切注意湖南的形势发展,帮助他的同志准备一个评述湖南面临的几条道路的文件,提出废督、裁兵;乡镇自治;银行、工厂民办;建立工会、农会;保障言论、集会自由 他会见在外地的湖南各阶层人士,就这些主张和他们展开讨论。

在卷入长沙的这些事件之前,毛回到韶山。“在我的老家安静地休养了3个星期。”无疑他和家里人讨论了如何管理农田的事——他现在成了地主!——如何让他弟弟和妹妹上学。毛现在是一家之主,由毛照料的其他三个人后来都跟着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

当回到长沙时,他自己的知识与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他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他从北京带回长沙一些共产主义书籍,并在7月他创办的文化书社中散发。杨教授的遗孀在女儿的劝告下,把北京大学发的抚恤费给了毛泽东,资助他创办文化书社。毛在《发起文化书社》中说:“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毛帮助筹集资金,从长沙社会各界争取赞助,甚至还说服新督军题写了“文化书社”四个大字。

8月2日在毛任教的小学借了一间房子,举行发起人会议。毛是27个投资者之一,他们一共捐资519元,又是这次会上推举出的3个负责人之一。他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通过建立遍布全省的可靠的进步代表网而保证了书社的初期成功。因为书社是营业性的,可以借钱,所以就保证了毛和他的同志在从事政治活动时随时可以用钱。但毛坚持书社要严格记账,账目清楚。书社在一幢旧湘雅医学校所有的大楼里租了几间房子作社址。

毛在创办文化书社时的亲密合作者是故去的杨昌济教授的最有才华的女弟子陶斯咏女士。毛和陶的朋友萧瑜称陶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女子。

尽管毛给湖南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湖南同志的活动安排仍具有非常浓厚的地方性。毛回忆说,新民学会的纲领是“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由于对于北洋军阀政府感到厌恶,同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毛补充说,“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毛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因张督军的压迫而中断了的各种活动的中心。学联重新开始公开活动,新的激进团体也出现了,毛和他的朋友组织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他们在7月 发表宣言,阐述他们的目标: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陵侮,据湖南为地盘,刮民财归己橐……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

毛泽东所撰《发起文化书社》一文,发表于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

在此期间,毛泽东得到了提升,从一所小学的一名卑微的低级教员成为另一所学校的主事。这一好运应归于他几周前在衡阳见到的一个过去的老师 ,他现已返回长沙,并担任师范学校的校长。他指定毛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毛第一次当上了校长,第一次领到了很像样的薪水。他在秋天开始任职,既教古文,也管理全校事务。

在写给北京同事的信中,毛强调湖南的自治运动只是暂时权宜之计而不是根本的方略。但如果自治能使改革派改善这一地区环境,那也对将来有好处

湖南督军谭延闿

毛在9月16日 写道:“9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觉醒……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惟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

第二天毛写了一篇长文,论述湖南在过去几百年各个王朝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指出湖南现在应该“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27个小中国的首倡” 从湘人自决开始,广东人、四川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也来仿效,实现自决。

10月,将近一万人冒雨游行,要求建立民主政府,毛泽东就在游行队伍的前头。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使湖南改革派与反对改革的长沙督军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严重关头。谭督军假意接见了游行领导人,表示接受他们的意见。但声名狼藉的旧省议会的旗帜仍在招展,于是有人爬上去把它扯下去(谣传说是毛干的)。这给新督军以镇压的口实。

“从此以后,”毛回忆说,“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几周后“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导” 。正是在组织工人的活动中,毛实现了另一个更大转变,即克服了过去蔑视劳动的思想。1942年他在一篇重要讲话中论述了这一转变: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了,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认识在实际的组织活动中逐渐形成。1920年夏天毛收到了他的老朋友蔡和森接连寄来的信。蔡当时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尼学院读书。8月,他写信给毛,敦促毛在中国组织一个共产党。在法国的14位中国同志已经举行了5天的会议,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蔡和森为首的革命派,另一派是改良派或称渐进派。两派都给毛写来长信,争取毛的支持。很容易猜测毛会支持谁。

毛已经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还制订了一个赴苏俄勤工俭学计划。毛在收到北京和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同志寄来的会章后,于九、十月间在长沙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在湖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共产党的先驱。

湖南改良派的困境通过一个最不可能的形式而达到顶点,这就是年轻的英国贵族贝特兰·罗素访问长沙,这个英国哲学家在中国讲学一年。作为他在省城游历的一部分,罗素于10月间来到长沙,他在毛反对的督军举行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美国教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来长沙演讲联邦主义)。

毛听了罗素的演讲,后来告诉他在巴黎的朋友说,罗素“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

毛严厉指出,这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

在这种思想上的大变动中,毛和去世的杨教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了。确切的日期不清楚,可能只是被当做自主革命者之间的一种个人协议。在当时湖南激进的青年中被誉为“理想的爱情”。杨女士当然是一个很出色的女子,一个好学生。

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

杨身材小巧玲珑,有张圆润的脸庞,眼睛不太大,眼眶深眍。皮肤很白皙,全没有继承她父亲那样的黧黑。据说她的容貌像毛的母亲。在1919年和1920年她已经在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工作。在她自己的学校福湘女子中学,杨开慧是女才子。尽管那一头短发增添了她的吸引力,但守旧的人仍然很看不惯。由于她的激进名声在外,许多学校不愿要她,最后她只得进了一所基督教会学校。

毛第一次结识杨女士可能是在他到长沙杨父的寓所拜访的时候,但这并没有完全得到他们两人的朋友萧瑜对这些拜访记载的证实。看望杨昌济教授一般是在星期天,多半是为了和他讨论什么问题。在饭桌上,杨的夫人和女儿与他们同桌吃饭。

“她们进来时,”萧瑜后来回忆说,“我们仅仅礼节性地点头示意。谁也不说话,整整两年,每个星期我们都是飞快地、一声不响地埋头吃饭。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候我们的目光也会碰在一起,特别是当我们俩同时从一个碗里夹菜时。我们只是眉目传神,笑都不笑一下……杨先生吃饭时一言不发,我们都尊重他的静默……那种气氛使人联想起教堂里的默祷。杨先生十分讲究卫生健康,但显然没有意识到边吃边正常谈笑有益于健康,没意识到欢快的气氛有助于消化。”

后来杨教授让他的女儿也参与讨论。

这时毛的忙碌的生活历程第一次出现了一段空白。整个1921年上半年毛自己记录的具体活动很少,可以假定毛是避居了一段时间,和他的新婚妻子(可能还有他的第一个儿子)待在一起,后来才重新开始政治生活。

3月,萧瑜从巴黎和北京返回长沙。这年春天毛和他的这位老朋友谈过很多次,他们显然已经出现了思想上的分野。毛的兴趣已经从新民学会转到了共产主义。他对萧瑜说:“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学习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同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路。”

但萧瑜反复讲自由的必要,说不能盲目地模仿苏俄革命。他们常常彻夜长谈,有时因不能取得一致而相对流泪。

萧瑜认为人就像一辆黄包车一样,跑动起车靠两个车轮——自由和共产主义。他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但没有自由的车轮,这辆车就需要借压迫人类来维持平衡。

毛说:“是的,压迫是政治的精髓。如果你压迫得法,说明你的政治是成功的。归根结底,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萧利用经典的自由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善意的命令主义。毛反驳说:“如果领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执行计划,就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拥有的权力多,事情就比较容易办。为了改造一个国家,国民必须刻苦自励,并且需要作出牺牲。”

何叔衡,无产阶级革命家

萧则宁愿没有牺牲来获得后代的幸福,但毛回答说如果人们计较这类事情,那么社会革命的理想1000年也实现不了。萧说他能等那么久。

毛说:“对于你愿意等100年或1000年,我非常欣赏。我却不能等,我希望更早一些实现我们的目标。”

争论继续不断,谁都不愿让步,直到1921年7月上海会议前夕两人还在争论。这次会议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代表。

萧瑜回忆说:“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谈到黎明,毛泽东仍在说服我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会议。”

毛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共产党在30年至40年的时间里,就能统治中国。” 这个预言相当精确。

那一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这两个朋友和另一个共产党会议代表何叔衡从西门乘船离开长沙。木船通过中国中部的湖泊到达武汉,最后到达上海,这两个共产党人没有让他们的朋友送行。毛和萧共处一个舱室,毛睡下铺。第二天早晨当萧瑜走上舱面时,发现毛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v7dhaAJSjUvSCSvwTuEIpXyoRwwnc057rxHe3Y4wAYX+UCOoAMaOia6X+ETz8+t/



5

未来的缔造者
(1921~1924)

毛泽东传
A 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萧瑜在武汉留下——他在武汉有些事要办,毛前往上海法租界的一个秘密地点去开会。中国的激进分子试图建立政治组织的企图一般都受到地方政府或军阀警察的追捕。而上海比其他城市安全,因为它由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拘捕令在这里行不通,但即便如此也要避免被外国巡捕发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一个马克思主义先驱家的卧室里举行的,这间房子只够坐参加会议的15个人。大部分代表都住在附近的女校里。女校当时是空的,只有一个厨师每天为他们做饭,兼放哨。他们在晚上8点钟开始开会。

他们连续花了3个晚上讨论新创建的党的基础和党章。但第4天晚饭后,当他们准备照常开会时,突然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假装说是找错了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警惕地说,这一定是密探,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换个地方开会。于是,他们都分散走了。他们刚走,一队15名法国巡捕和武装警察就来搜查房子,但扑了个空。

毛回到住处,发现他的朋友萧瑜已办完武汉的事,到上海来了。毛告诉萧,他们决定在上海外边的旅游地南湖的一艘船上继续开会,以摆脱警察的追踪。萧同意单独活动。毛已被指定为大会起草报告两个人中间的一个,但这并不是很重要的差使,毛对决定这次大会的主题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毛在这时几乎还没有读过列宁的任何重要著作,新党的领袖陈独秀可能把他看做是代表湖南省的一个地方民族主义者。他在长沙为共产党和青年团吸收的成员几乎都是他的同学、学生、前任老师、密友以及他的家人。他和湖南的无产阶级或农民还没有建立起任何真正的联系。但他的派系的核心成员都来自这些私人关系,也正是他们最后统治了整个中国。

出席这次成立大会的其他一些代表记下了他们对毛的印象。张国焘,后来成为毛的政治对手,把毛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少。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同志写道:“他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的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是很难发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中共一大会议后期,由上海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这些代表在湖上租了一条大船,买了食物和酒,在集体游湖的名义下躲开了警察的注意,因而完成了建党大会的工作。借着傍晚度假人多、后来又下雨的掩护,他们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会后毛回到他的湖边住所,发现萧瑜已在蚊帐里睡着了。

毛摇醒他的朋友,急切地告诉他:“我们在船上谈得无拘无束,你没去,真可惜。”

他们一直谈到天快亮 他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此后毛和萧不得不通过书信保持他们的友谊,但他们的政治观点仍有分歧。

后来,萧就他在1921年所了解的毛的能力作了如下概括:“首先,我心底认为毛是这样一个人:他费心尽力非常仔细地计划他所要干的一切事情,他是一个伟大的阴谋家,一个伟大的组织家。第二,他能够非常精确地估计他的对手的力量。第三,他能征服他的听众,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你要是同意他的话,你就是他的朋友,否则,你就是他的敌人。”

之后两年,毛和妻子、儿子住在长沙,专门组织产业工会,组织罢工。他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和他在一起,最小的弟弟泽覃还在继续上学。毛后来很歉疚:“我年轻时,对毛泽覃脾气很坏,有一次还操起一根棍子要揍他,只因为他说共产党不是毛家的祖宗堂。”

1921年9月毛和两个无政府主义工人领袖 走访了长沙以东100英里的安源煤矿。他们三人自称是“参观”,下到矿井,观看了铁路机厂和其他工厂,这些工厂,既是中资的,又是外资的。矿山通过自己的铁路为邻近的一个铁矿和铁制品提供燃料,前不久整个企业被日本股东夺取。

工厂管理部门有不少外国人,其中包括德国人,他们手持硬木棍专打工人。1.2万名工人怨声载道:受工头敲诈,每天要做工12至15小时,工资很低,且经常拖欠,而食宿、服装、安全设备以及医疗设施都很差。

毛的第一个反应是为工人子弟开办学校,后来又为工人开办夜校,这都由李立三负责,李就是那个对毛当学生时贴出的寻友广告半心半意的青年 他刚从法国回来,命定成为与毛争夺共产党领导权的一个对手。

1921年冬至1923年4月,毛泽东和杨开慧曾居住于清水塘。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室。

毛1921年搬了家,从船山学社搬到小吴门外清水塘。这是一幢很雅致的房子,原是一个当铺老板修建的。这所房子也作为湖南省委的机关,毛在10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担任了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

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立后,就使用了文化书社的经费。毛发行股票,建立了棉织厂,以便为党提供一部分资金,但由于棉织厂难以同外国厂家竞争,一年后不得不卖了。毛的岳母也给党提供捐助。

在新的一年里,毛发动了一场长期的反对长沙暴君赵督军 的运动。赵督军在雪天将两个无政府主义领袖(即黄爱、庞人铨)杀害了,毛组织了一个抗议罢工。是年夏天,毛前往上海,争取对反赵斗争的更大支持,同时准备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我本想参加,”毛后来说,“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即使说共产党的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秘密性,但这件事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插曲。有报告说毛确实见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以很难想象毛不会从他那里了解到“二大”开会的地点。可以推测说,毛在党内的同志正被其他方面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因而决定不事先全力支持湖南的倒赵运动。也许是他们不让他出席“二大”,也可能是毛出于气愤抵制了这次大会。

然而,毛确实遵循共产党1922年下半年制定的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政策。国民党因为俄国人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不同于西方列强)而对苏俄有好感,孙逸仙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幻想破灭了。毛参加了国民党,并开始在湖南对它进行改组,要把它改造为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地下党。国民党具有发展为激进政党的潜力,它的党员人数也比共产党多得多。

1968年第9期《人民画报》

在9月初,毛又一次来到安源煤矿。按照他的共产党传记作者的话说,他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刘少奇被任命为罢工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毛的湖南同乡,刚刚从俄国受训回来,将成为毛的党内同事,后又成为对手。毛一定是从刘那里获得了对苏联的最初的具体了解。他们在毛的清水塘家里举行过多次会议。

经过一些动摇和犹豫后,安源煤矿工人在9月中旬终于举行了大罢工。毛为他们写了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罢工第15天,厂方屈服,答应了他们的一切要求。罢工胜利后,工人正式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转过来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由毛管理。几年以后,当毛离开中心城市去农村打游击时,安源煤矿工人为他提供了许多战士,煤矿的组织帮助他传递文件,使他和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保持联系。

两个工人后来回忆起毛在这次罢工时的情形说,毛穿一双草鞋,裤子挽到膝盖上面,就像刚刚放工回来。他们经常看见毛穿一件破烂的工作服,背上有一大块T形补丁。和工人一样蹲着吃饭,菜碗放在地上,筷子伸下去就夹菜,毫不在乎。另一个矿工评论说,尽管当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完全从容自若,似乎一切都在安排之中——许多人都这样评价毛在危机时的态度。

毛帮助取得的另一个工人运动胜利是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原因是一样的:工资低,又常常拖欠,监工打骂处罚工人,这使矛盾更加激化。由于准备充分,罢工得到了全力支持,“一列列火车像死蛇一样,躺在轨道上一动不动”。

不久政府调军队和工贼镇压罢工,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军队的刺刀下躺在铁道边上不让货车通过。在这次事件中,有70多人受伤,后有6人重伤致死,“有的人头被劈开,有的人手足被砍断,有的人四指被砍去”。大屠杀更坚强了其他地段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决心,毛通电全国说:“虽日之于韩,英之于印,亦不过如是残酷……”最后政府不得不让步。

同时毛在长沙亲自领导了4,000名泥瓦工与木工进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罢工坚持了近3个礼拜,成为长沙城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罢工。毛帮助这些没有组织的个人手艺人组织工会,并通过报纸反映他们的状况,后来在泥瓦工冒雨前往市政府请愿时,毛又走到他们中间。

毛从人丛中跳到市政厅外的大圆花坛上,向工人说道:“我们泥木工人为了工钱少了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点工资……”他时不时吹起哨子,指挥工人喊口号。当官的发现他是领头的,便来捉他,他从几棵树间穿过去,跑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了。

市政府当局同意开会讨论工人的要求,毛反映了泥木工人的状况。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一个当官的对他头头是道的讲话感到惊讶。

毛回答道:“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政府又一次作出了让步。

毛泽东岳母向振熙老人

在此事后毛又帮助铅印工和人力车夫进行罢工。毛还兼任过铅印机师和铅印工人工会联合会的秘书,同时还在人力车夫夜校教课。与此同时,毛失去了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校长的职位,表面看来是因为他组织工人运动而无法把很多时间用在学校管理上,但也还有政治原因。这时反共活动正在进行,新任督军比他的前任更不宽容。但毛不想失去对教育的兴趣,他已在去年帮助成立了长沙自修大学(他让弟弟在这个学校学习)。1922年底他又协助兴办美国支持的群众教育运动。毛没有薪水后,他的岳母就在经济上支持他。

1922年11月,许多工会组织在湖南开会,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被选为总干事。担任这一职务后,毛就同众人痛恨的赵督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长沙罢工浪潮之后,赵督军散布说罢工只是湖南以外的人雇用的过激分子的滋事骚扰,扬言今后要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工人。

赵的威胁使得一部分工人和他们的代表发生了动摇,毛决定与督军正面交锋。在讨论人们的集会权时,毛引用英国和法国的法律条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

后来有人问赵督军,当时毛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为何不加以杀害?赵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他会变得如此可怕。”

但赵督军并没有忘记毛,1923年4月他发布通缉令,逮捕毛。毛暗中对各个组织的接任者交代了有关工作,了结了在城里的事务后才离开长沙去上海,在上海他开始在共产党中央工作。毛的妻子陪着他过这种流浪生活,大约在同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岸青出世了。

位于广州恤孤院路的中共“三大”会址。

毛和他的妻子立刻又南下广州参加1923年6月底召开的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志们都对年初北方和中部军阀屠杀罢工工人感到沮丧。党的领袖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作出结论,认为共产党依靠幼弱的无产阶级不能取得胜利,需要有强大的同盟者——孙逸仙的国民党就是显而易见的同盟者。

陈提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的身份领导工农,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强大的左翼力量。毛反对这一主张,指出就湖南而言,产业工人的数量非常少,而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数量就更少,遍布山野河谷的是农民。如果农民能像湖南的煤矿工人一样组织起来,如果共产党能像国民党那样花大力气做农民的工作,他们就有成功的希望。但马林和陈不赞同毛对农民所抱的热情,而毛可能觉得国民党对农民问题的理解比他的共产党同伴更深。

陈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也遭到了张国焘的反对,他一直在组织党的工会工作。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宣布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工人运动和工会应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就张的修正方案进行了表决,8票赞成8票反对,陈作为主席否决了这一方案。那些反对的人现在都被邀请表明他们的立场。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 即是说毛拆了张的台。实际上看起来毛只是服从委员会的一般规定。当时毛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处理党的事务并对党的各个下级委员会下达指示。这年下半年毛代替张成为组织部部长,可能就是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毛与张的个人斗争。不论有关毛在“三大”上投票表决的记录如何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没有疑问,即毛对贯彻实施他所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持积极态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就是“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这是毛的话

毛在7月和8月再一次来到上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北洋军阀——他们当时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府——可耻地屈从西方和日本的经济要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是最凶恶的刽子手。”在谈到烟税问题时,毛评论说:“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毛特别把愤怒发泄到英国头上,“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但这年年底,他又一次乘船到广州,这次是出席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和李立三是出席大会的两个地位很高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后来说,李在发言中批评了国民党,而毛“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

毛清楚地记得在广州听孙讲话以及与他交谈的情景。毛说:“他是一个演说家,一个鼓动家,讲起话来雄辩有力,赢得了一片掌声——他不容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话水分很多,油很少。他不讲民主。”在40年后的同一次谈话中,毛还谈起了他的湖南同乡给这个广州籍领导人取绰号的趣事,称孙逸仙为大广孙或大嘴孙。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一个国民党代表还记得一个操湖南口音的人在背后喊叫着要主持人让他发言,说:“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刻会表决!”“他穿一件棉袍,身材中等,面皮发青,态度倔强,一股蛮劲,像一个才到城里的乡下人,一点没有君子风度,不像是个能登大雅之堂的人。我后来查知姓名,才知道他叫毛泽东。”

在广州,毛当选国民党的高级职务,所以后来他回到上海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在后者的工作中,他的合作者是汪精卫(汪后来成为总理)和胡汉民,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的左翼领导人。李立三嘲笑毛是胡的“秘书”。他的大多数同事也认为毛同国民党合作热情太高。

在毛正开展与国民党的联系时,共产党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中央会议。在毛和李立三缺席的情况下,会议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独立作用,要放松与国民党的联系。但毛仍坚持认为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最佳的可行政策。他回忆说:“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这是夸大的说法。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为两个主人服务实在是太紧张了。1924年的剩余时间,毛又一次没有活动,他说“我在上海生了病”,因而“回到湖南休养”。无疑,他对国民党领导人对他的指责可以不在乎,但要忍受他的共产党同事的污辱那就困难得多,特别是这时他失去了他们当中同情他的李大钊的支持,因为李当时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去了莫斯科。10月以后这种压力变得难以承受,特别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最蔑视他的批评者张国焘被释放,重新进入政治争吵。毛在这段时期继续强调团结农民的重要性,他可能在回家之前就此问题和鲍罗廷商量过。鲍罗廷是最近到上海的俄国“专家”之一。

他的不得志或生病使他回到童年时的村子韶山。在家里他过了31岁生日,他的弟弟、妹妹和两个儿子簇拥着一家之主的毛,他沉思着似乎已走到尽头的政治死胡同。 v7dhaAJSjUvSCSvwTuEIpXyoRwwnc057rxHe3Y4wAYX+UCOoAMaOia6X+ETz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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