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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老聃）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孔子次之。孔子所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属于文化史的内容，其哲学问题意识较为薄弱；老聃自撰的《老子》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著作，其成书早于《论语》。“学术下于私”，在老子时期已蔚然成风；“私人著述之事”，老子早于孔子。
“古史辨”派的一位学者指出：“老子的年代问题，究竟是要解决的，除非将先秦的学术束之高阁，否则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一切都发生障碍。”
这话说得很对。然而在先秦学术发展的顺序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已颠倒错乱，时至今日仍被继续接受下来。
有关老子的生平，《史记》明确地记载了这几件事迹：1. 老子的籍贯是“楚苦县”，即后来的亳州府，现在划归河南省鹿邑县；2. 他曾经做过“周守藏之史”；3. 《老子》为老聃自著，“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4. 孔子曾问礼于他。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但近现代学人梁启超、冯友兰先生等将老子移置于孔子之后，并推后《老子》成书年代。当今学者则根据某种关于“理论发展逻辑”的先入成见，把原本是多元并起的思想格局视为单线纵向的继承关系，从而与梁、冯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形成在学术发展史方向的积非成是，使现今几乎所有的哲学史教科书都将孔子移于老子之前
。有鉴于此，对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但老子的生卒年代，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专家考证，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约比孔子年长20岁上下。至于卒年，《史记》中关于老子长寿的记载为各家所接受，但在具体年代上各家尚无定说。
有关老子的姓氏，《史记》说：“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这一记载是汉代人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没有根据。根据考订，春秋240年间无“李”姓，但有“老”姓，因而老聃当是老氏；“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
。至于“耳”、“聃”，其义相近，“古或一字”
。总之，在先秦典籍中“老聃”与“老子”同指一人，从无疑义。
然而，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竟把老聃与李耳一分为二，把老聃说成是传说中的“古之博大真人”，另外塑造一个李耳是战国时代的“老学之首领”。这种说法在史书和先秦典籍中是毫无根据的。
在老子其人的问题上，梁启超却认为，在《史记》中，老子“一个人的传有三个人的化身：第一个是孔子向其问礼的老聃；第二个是老莱子；第三个是太史儋”
。梁启超之所以有此说，是由于他没有深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有闻必录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并且在写本传时经常有附传的体例。以此观之，《史记·老子传》对于老聃、老莱子和太史儋的区分就不是迷离惝恍，而是非常清楚的。司马迁在老子的本传中谈到的老莱子即是以附传的形式出现的。司马迁说：“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这里的“亦”字就明确地区分了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并且前面说老子著书上、下两篇，而这里说老莱子著书15篇，这就更明确地把老子与老莱子区分开来。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由此可见，梁启超把老子与老莱子合二为一，是由于一时粗心所致。至于太史儋其人，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说，太史儋曾见秦献公于“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老子略长于孔子，则他与孔子死后129年的太史儋是不同时期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又据《史记》中的《周本纪》和《秦本纪》说，太史儋曾向秦献公献言：“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从献言的内容来看，作为周室王官的太史儋属于“方士之流”、“术数之士”，与作为“隐君子”的老子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在《史记》中，对于有关太史儋即老子的传言，以及否定这种传言的说法，司马迁采取了异说并存的态度，而“老子，隐君子也”，乃是司马迁的认定。可见，老子与太史儋实为二人，在《史记》中是明白无误的。梁启超曲解《史记》把他们说成为一个人，其实这不是司马迁的观点。
《史记·老子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史记》所载基本上是可信的。这里的老子对孔子所说的“深藏若虚”、“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与《老子》书中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学派的《庄子》、儒家学派的《礼记》和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史实。
《庄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16条。这16条中有8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的。在这8条中，《天地》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至道”的问题；《天道》篇记述了孔子与老子谈《诗》、《书》、《易》、《礼》以及“仁义”等问题；《天运》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求“道”、仁义、古代典籍（《六经》）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田子方》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道”（宇宙论）问题；《知北游》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地万物的自发性的问题。《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寓言部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则从无紊乱”
。这里所说的“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当属所谓“重言十七”吧！并且，细查《庄子》书中关于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记载，如关于孔子与其弟子颜渊、子路、冉求，孔子与叶公子高，孔子与楚狂接舆，惠子与庄子，公孙龙子与魏牟，管仲与齐桓公等等相互关系的记载，其中在时代上绝对可能与大概可能的问对或交往，有79次之多，而在时代上绝对不可能者只有两次
。这就是说，《庄子》书中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并非凭空杜撰。
《吕氏春秋》一书，乃是汇合道家、儒家、农家、阴阳家、法家等各派的思想而成。书中明确提到老子的有五处：1. 《贵公》篇说老聃“至公”；2. 《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3. 《去龙》篇说老聃“立乎独，必不合乎俗”；4. 《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5. 《重言》篇说“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老聃是也”。这些记述除了表明老子的思想和形象之外，还表明“老子与孔子同时，且为孔子的先生”这一事实，它在吕氏门下的那一批学者们那里“也是毫无疑问的”
。
有关老、孔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典籍记载，见于儒家学派的《礼记》中的《曾子问》。《曾子问》中有四则记载了孔子说到老子之事。其中三则是“吾闻诸老聃曰”，另一则还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在内容上，都是在某一非常情况下，孔子从老聃那里所得到的教示。徐复观教授认为：《曾子问》中的故事“在内容上，与《庄子》及其他诸子中之传说，并不相同；这系传自儒家的自身，完全属于另一系统。但在孔、老的关系上，却大体仍可互相印合，便可能承认此故事是真的”。他还说：“《礼记》编定于汉朝，儒、道两家的对立，已甚为明显。若《曾子问》中的四个故事，非传自先秦儒家之旧，则汉初儒家，又何肯将其杂入，以长他人的志气呢？”
先秦的三大不同学派都共同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此外，在排斥别家、独尊儒学的学术气氛下的汉儒作品，如《韩诗外传》也记载了“孔子学于老聃”，《孔子家语》也有“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记载。所有这些古代典籍都证明，“孔子学于老聃”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
“孔子问礼于老聃”是一个历史事实，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讨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有四种说法：1. 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高亨据边韶《老子铭》、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均言“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并据《春秋·昭公七年》有日食的记载而持此说
。2. 孔子34岁时问礼于老子。清人阎若璩据《曾子问》中关于孔子从老子助葬时“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春秋·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的记载而推算出当时孔子的年龄。3. 孔子50岁问礼于老子。《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黄方刚认为：“老子居沛，庄子屡言之。沛为宋地，孔子是年适至宋，因复见老子，颇合情理。”
4. 孔子57岁时问礼于老子。黄方刚又据《曾子问》中“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春秋·定公十五年》有日食的记载，认为：“孔子两见老子，第一次孔子五十一岁，第二次孔子五十七岁。”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地点，也有四种说法：1. 《史记》的《老子传》、《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都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礼于周（今河南洛阳）。2. 《礼记·曾子问》说孔子“助葬于巷党”，而巷党可能是鲁地
。3. 《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南之沛见老聃”，而沛是宋地（今江苏沛县），与老子故乡相隔不远。4.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居陈三岁”，而老子是陈人（苦县原属陈），因此，孔、老也有在陈相遇的可能性
。
事实上，孔子问礼于老子，在时间上可能不止一次，在地点上可能不止一处。我们认为《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是年轻时的孔子与中年时的老子相遇时的情况：孔子17岁时，老子由于政治上的某种缘故，流放到鲁国
，是以孔子在鲁求教于老子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而《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适周”、“孔子居陈三岁”和《庄子》中所记载的“孔子南之沛”，这些可能的相遇，是中年以后的孔子周游列国时与晚年的老子相遇的情况。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因此各家学派所记载的，只是各家所分别熟闻的地方的事情。例如，曾子学派所记载的，只限于鲁国的情况；庄子学派所记载的，只限于沛地的情况；而司马迁所记载的，则着重于周地的情况，等等。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所谓“礼”，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之分：广义的指典章制度方面的“礼”，狭义的指婚丧朝聘方面的“礼”。年轻时的孔子，问礼的内容主要是狭义的礼。例如，行军的时候国王的牌位应该放在何处，出丧的时候遇到日食又如何处理，小孩死了以后应该埋葬在近处还是远处，居丧的时候应该从军还是应该退役等等。《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孔子与老子谈话的内容大抵如此。中年以后的孔子问礼的内容，就不限于上述方面的“礼”了。据其他古书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还向老子请教了“持盈之道”，老子还向孔子谈到万物的生成化育等问题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与老子还十分可能谈到《诗》、《书》、《易》等古典文化。《左》昭二年，韩宣子访鲁时看到《易》象与《春秋》，曾说“周礼尽在此矣”。这说明《易》是包括在“礼”中的
。又《庄子·天运》篇说，“孔子五十有一，南之沛而问道于老子：求之于度数，求之于阴阳”。这里的度数、阴阳便是《易经》的基本内容。因此，孔子“晚年喜《易》”有可能是受老子的启发。我个人还认为，老子受到《易经》的影响要远大于孔子，而老子对于《易传》的影响也远大于孔子；在天道观方面，老子思想是从《易经》到《易传》的承先启后的中间环节，而孔子则是“罕言天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