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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期间,两岸历经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两者交互抵触,有时又能相互彰显——现实人生的坎坷,常使学术路途中断,但我“困”而知之,不断激发求知的动能,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

我的著述主要分两类:一是学术专著,二是时感性的文章。后者将以《鼓应文存》为名,另外编成一个系列,包括《失落的自我》、《言论广场》、《台大哲学系事件》、《走进白色恐怖》、《台湾民主运动的脚步》等著作。这一系列反映着我所处的境遇与时代的路痕。

我的专业著作,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学术的基础,接着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庄子今注今译》。可以说,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借着他们,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

大学期间,受先师方东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

中青年期间,我常处于逆境中,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我迎难而进,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

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段时空中,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文化上的反思。透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阐发了对威权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这一时期,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都反映了“任其性命之情”的倾向。接下来,《道家的人文精神》和《庄子的人性论》两书的内容,又可以说是“安其性命之情”的展现。

《陈鼓应著作集》共二十本,它们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时空中写成。有关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以及老、庄的注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大校园里完成的。1973年春夏,因为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我和王晓波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首遭整肃。自此以后,我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学术生涯。

在北大哲学系执教期间,我除了陆续完成道家各派典籍的诠释,也针对当时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着力于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论作:第一是中国哲学开端的议题;第二是《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第三是理学开山祖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议题构成了我的《道家哲学主干说》的中心议题,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

“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像泰戈尔《演讲集》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事实上,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

我们这一代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重重的困境,我生长在动荡时代的福建客家山区。从我有记忆开始,日本军机就在我的家乡频繁轰炸,导致平民死伤无数,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由于长时期目击了强权带给人类灾难的战争,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然而,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和《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的洒脱心境,却赋予了我在困境中思索与写作的动力,使我能够在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庄子》的天地中,寻找到心灵的故乡。

台大校园和北大校园是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中心点。我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之后,晚年又重返北大哲学系任教,有赖于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的邀约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鹏程瀚宇公司孙宝良总经理帮我安顿入住到北大中关新园寓所,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一套著作集系列的筹划和出版,是由北京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积极促成的。对于上述诸位的雅情高谊,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的几部书稿,著作集中的大部分书稿都曾在两岸出版过,此次汇编再版,都以最新或经过修订的本子作底本排版;除了少数几部新作外,凡旧稿中的前言或序言皆一仍其旧,予以保留,不再另行撰写。

陈鼓应
2015年4月21日
于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时年八十

1991年,我应邀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此期间,我将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所写的有关老庄的文章汇编成《老庄新论》一书,交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该书以简体字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2005年经修订重新排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发行。如今,北京中华书局将我所有的学术论著汇成《陈鼓应著作集》系列一起推出。借此机会,我决意将该书中的《老子文集》和《庄子文集》分别抽出,各自单独出版。

时至今日,有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著作已是洋洋大观。但是,有关中国哲学创始者的问题仍悬而未决,绝大部分著作仍有意无意地将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拉后,模糊了老子作为中国哲学创始者的意义。可以说,孔老的误置已成常态。这种习非成是状况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及当代中国大陆哲学史家的影响导致的,以至于欧美、日本学界也一直延续着这种错误。1998年,作为战国中期实物证据的郭店竹简本《老子》文本的公布,有力地打破了老子晚出的旧说。《老子新论》单行的特殊意义在于,不仅澄清了中国哲学起源的问题,而且还强调了老学之于中国哲学的开创性价值。

《老庄新论》的英文译本也已分作两册。《老子新论》由华东师范大学Paul D'Ambrosio博士翻译,并已经由美国出版社Three Pines Press出版发行;《庄子新论》由慕尼黑大学Dominique Hertzer教授翻译,即将出版。对于二位的工作,我特此致谢。

陈鼓应
2015年4月22日
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年八十 vldiyI/jzgrwkkpZnWl7dmMm3D1fRTOKGVGRjeSGgChGrm+jCGuQhWrLohrGM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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