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中的两个故事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谈人们为从小说之屋里清除修辞杂质大伤脑筋之前早已写下的某些故事，那么我们的工作将会简单一些。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中的故事似乎是极其简单的——甚至有些笨拙和可笑——如果我们在其中问及许多现代故事引导我们发问的问题的话。那些人物正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是平面的，没有揭示出任何深度，这是很糟糕的；叙述者的“角度”在人物中变换而完全无视当今普遍盛赞的那种技巧性的集中或一致，那就更糟了。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些故事本身的方式来阅读它们，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一种潜藏在效果单一性之下的绝妙而复杂的技巧。

第五天第九个故事的素材本身的确是平凡而肤浅的。从前有位年轻恋人费得里哥，他倾家荡产地向一位贞洁的已婚妇女蒙娜·乔凡娜求爱。遭到拒绝后，他落魄到了生活窘困的境地，他从前所有的财产仅剩下一只爱鹰在身边。那个妇女的丈夫死去了。她的儿子渐渐地爱上了费得里哥的那只鹰，以致身患重病，他要蒙娜把那只鹰弄来安慰他。她被迫到费得里哥那儿去要那只鹰。费得里哥为她的来访激动得不知所措，决心尽管自己贫困也要好好款待她。但是他的餐柜空空如也，因此他宰了那只鹰来招待她，他们发现彼此间闹了个误会，那位母亲只好空着手回到孩子身边，孩子随即死了。但是丧子的寡妇被费得里哥奉献爱鹰的慷慨行为所打动，选择了他作为自己的第二个丈夫。

用这种方式简化为赤裸裸的概要的这个故事，可以被写成无数具有根本不同效果的充分展开的情节。它可以是一个笑剧，强调费得里哥的极端可笑，他在考虑奉献给他所爱的人作为早餐的东西时的滑稽行为，以及出人意料的结局的荒诞不经。它可以是关于命运令人啼笑皆非的转折的沉思的、喜剧性的或具有反讽意味的作品，强调蒙娜从傲慢抵抗到迅速投降的转变——某种类似于克里斯托弗·弗莱 取自佩特罗尼乌斯 故事写成的《常来的凤凰》那样的作者。它也可以是从注定要像鹰一样死去，似乎是使幸存者快乐的丈夫和儿子的角度写成的讽刺故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事实上，现有写法沿着与上面所说的不同的方向发展。现在的故事是要使读者在蒙娜和费得里哥应得好运的令人同情的喜剧中获得最大快感，使读者在这个作为第五天讲述的所有故事的主题，即“历尽艰难折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实例中感到愉快。 虽然人们不会以悲剧眼光来看待这些人物或他们“可怕的或灾难性的历险”，虽然事实上人们会笑话费得里哥的过度热情，以及他坚持到底直到穷困的意志，但是我们的笑声必然始终是同情的。正像费得里哥应倒霉一样，他在故事结尾时也应该有得到蒙娜的好运气。

为确保我们在这样一种结局中获得快感，——考虑到有九个其他故事企图获得相同的效果，这种快感的确已经够淡薄的了——两位主要人物必须极其精确地加以塑造。首先，女主人公蒙娜·乔凡娜必须使人感到完全值得费得里哥“极其炽热”地爱。在一个较长的，不同类型的故事中，这一点可以用显示她的美好德行来做到，人们可以花费不管多少篇幅，来把她戏剧化，以配得上费得里哥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但是在这里经济至少和准确一样重要。而让读者留下对于她美好德行印象的经济的方法，对于叙述者来说，则是把她的美德“讲述”给我们听，并用某些经过审慎选择的，用现代标准来看是非常简单和不现实的情节来证明他的讲述。它们可以是两种类型，不是以被詹姆斯称为“跟在后面”来揭示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活动的那种形式，就是以公开行动那种形式。因此，叙述者从形容她“最美丽”和“最风雅”，以及“美德不亚于美丽”开始。在这种简单的故事中，她的美丽和风雅所需要的不过是费得里哥戏剧化激情的证实。我们相信她的美德，但是——肯定是相信薄伽丘的比美丽和风雅更靠不住的天才——是由她面对求爱而持久不衰的贞洁，以及更重要的，由每当我们进入她的内心就会发现的思想品质这两者所证实。

于是这位夫人思量了一番，琢磨着这事应该怎么办才好。她知道费得里哥早就爱上了她，她却连一个好脸色也不曾回报过。她心里想：“我听说他那只鹰是天下最好的鹰，而且是他平日唯一的安慰，我怎么能够叫他割爱呢？人家什么也没有了，就只剩下这么一点乐趣，要是我再把它剥夺掉，那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虽然她明知只要向费得里哥去要，他一定会给他，但她总觉得有些为难，一时竟不晓得如何回答她儿子是好，只得沉默了片刻不作声。最后，她爱子心切，终于打消了一切疑虑，决定无论如何要使儿子满意，亲自去把那只鹰要来给他。

这段故事的趣味性当然在于它所表现的道德选择和包含在选择中打动我们情感的效果。虽然这一选择一方面是相对不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却远比生活在薄伽丘的世界中的人物们所面对的大多数选择更为重要。由于它被详细地戏剧化了，事实上也就被写成了故事的中心情节——虽然产生的故事应该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相径庭。像现在的处理，这种选择是严格地根据它在全篇中应有的重要程度来写成的。因为我们直接体验到蒙娜的思想感情，我们只得同意叙述者对她的高度评价。她不仅在贞洁一类普通的问题上具有美德，而且能在更重要的问题上具有道德美感：不像薄伽丘笔下大多数女性，她绝非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随意支配她的情人。甚至这种本身就可赞叹的美德还能被一种更重要的价值所压倒，“她爱子心切”。而所有这些都严格地限于使我们对费得里哥和那只鹰产生更大兴趣；毫无疑问，我们会像作为一个人的蒙娜一样转入心理上或情感上的深深的困境。

因为叙述本身已经“讲述”给我们怎样看待她，然后简洁地“显示”她本人来证实他的说法，始终精心地使我们的同情和赞美从属于整部作品的喜剧效果，我们就会带着明确的和——在它们特有的性质中的——强烈的期望，进入最重要的情节。我们会带着明确集中于对他们最终结合的“好运”的希望，进入蒙娜向费得里哥要那只鹰时所做的相当长的和极为精彩的讲话。

如果可敬的蒙娜的所有这些巧妙表现能够成功，我们就必然视费得里哥本人为同样可敬的人物，虽然还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太高的道德境界会损坏喜剧；而太低的道德境界则会破坏我们对于他的成功的热望。通过他的行动来显示他的美德是不够的；他唯一可敬的行动是奉献爱鹰，而这很容易被解释成他那极端可笑举止的进一步发展。除非用显示他尽管极端却很高尚的情节而使故事不适当地拖长，否则叙述者就必须向我们做出他真实性格的简洁而直接的必要说明。因此，他被悄悄地以只有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才能成功地使用的词语加以描绘，如“倜傥的”“彬彬有礼的”“坚韧的”，以及最重要的，“比以前更美”之类，这样，他的欲望境界就明显地有别于其他故事中许多人的欲望境界；而在那些故事中，爱情则是为了喜剧目的而被降低为色欲。

叙述者看法的这些完全直率的陈述，是用我们所看到的费得里哥本人的思想来证实的。他没有东西款待他所钟爱的客人，这令人啼笑皆非的苦恼，以及决定牺牲爱鹰的坚定信念，都用精确的细节加以描绘，还带着频繁的——虽然按现代标准是浅显的——内心展示，他的贫穷“被深切体会到了”，他“苦恼到了极点”，他“在内心深处”诅咒着“他的厄运”。“他痛苦地希望这位夫人不至于不体面地离开他家，渴望尽自己主人之谊的想法远胜过自己自尊心方面的考虑。”所有这些确保了那出关于早餐的精彩喜剧将是一出充满同情的笑声的喜剧：我们始终完全赞同费得里哥的追求。我们的喜好又被这种对情景的揭示所运用的表现方法所增强。“费得里哥刚一明白这位夫人要的是什么， 立即就为自己无法为她效劳而悲恸起来 ……他落下泪来……”开始蒙娜以为“他是舍不得与他的爱鹰分别而哭泣”，如果不是由于我加了点的作者提供的那个分句的帮助的话，我们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一旦我们以这种方式明确了解了费得里哥的性格，他的话就像蒙娜·乔凡娜的话一样成了内心想法的对应物。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真实思想状态的可靠反映。他关于鹰的解释的长篇讲话，其结果使我们坚信我们知道了关于他的一切，当他最后说“我恐怕将永远不再有心情的平静了”的时候，我们相信了他的忠诚，虽然我们完全有把握地确知，并从一开头就知道，这个故事是以“好运”来结尾的。

既然已经看到这么多，我们也就无须多说了。要使蒙娜按遗嘱中规定的那样成为继承人，她的儿子必须在比前面谈及其夫之死的几行文字要长的某一段落中死去。她对费得里哥的“高尚行动”的“内心评价”，使她决定嫁给他而不是嫁给一个富有的求婚者，“我宁愿要一个没有财富的男子汉而不愿要没有男子汉的财富”。费得里哥是个男子汉，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虽然他相貌平常，“无精打采的”“平板的”，但这包含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此我们会不带嘲讽地接受叙述者的概括判断，即娶了这么个好妻子他将幸福地生活一辈子。菲亚美达的听众们都“称赞上帝，说他给了费得里哥应得的好报”。

如果我们分享了看到滑稽而高尚的主人公得到应有好报的快乐，其原因并不能从素材的内在特点中去找，而要到把能够被多种不同方式使用的素材加工成这个生动情节的巧妙构思中去找。丈夫及其孩子的死，在现有的版本中仅仅是为费得里哥的成功提供了方便，而在任何真正公正的看法中，都应该比费得里哥对没有东西款待他情人感到的焦虑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公正的处理中，孩子的死肯定要和母亲向费得里哥要鹰的犹豫同样充分地戏剧化。但是现有情节需要有一种能使我们站到费得里哥方面的技巧。

十分明显，这种技巧不能用现代要求的一致性标准来评价，故事无法从一个始终如一的角度来写，否则就要拖长到现有长度的三倍，从而失去其强烈的喜剧力量。完全通过费得里哥的眼睛来讲述将需要更长的一段介绍；如果我们看不到比费得里哥所能知道的更多的准备阶段的话，来访取鹰的喜剧性也将部分地失去。因为这主要是有关费得里哥的故事，所以通过蒙娜的眼睛来看它将需要大量的处理与扩展。这些假想的修改在某种程度上是荒唐的，因为薄伽丘本人几乎从未想到过这些。但是它们有助于越过把我们要探讨的显然更严谨的方法与薄伽丘的技巧分开的巨大鸿沟。在这个故事中，没有对真实的重大揭示，没有强烈的幻想，也没有具有反讽意味的复杂事物，没有预言性的幻象，也没有对多层次道德意义上的铺张描写。有某种附带的反讽，这是真的，但是整个故事的出色之处不在于幻象十分强烈，而在于极端简洁的境界所产生的喜剧性快乐十分强烈。

在考察由其他故事提供的截然不同的体验后，我们所可能有的任何把它的成功归之于无意识的或偶然的原始做法的企图都应被排除。因为他的与众不同的要旨是基于与众不同的道德规范，薄伽丘从未假定他的读者在进入任何一个故事时会精确地持有正确态度。他肯定没有假定他的读者对他最放肆的故事中的违背常规的做法表示赞同。甚至于第奥纽，即那十个叙述者中最淫荡的一个，也必须花费很大力气才能使我们进入这样一些人的营地，他们带着清醒意识对第奥纽淫荡，并且有时是残酷的故事发笑。在圣者鲁斯谛科如何利用教导年轻天真的阿莉白把魔鬼送进地狱来诱奸她这样一个潜在的令人痛心的故事中（第三天，第十个故事），注意力是放在纯朴姑娘的性格及其最终命运上，为的是引导我们去嘲笑许多社会，包括薄伽丘所生活的社会中的那些人，与其说是可笑，倒不如说是残酷和亵渎的品行。

如果第奥纽这位好色的青年朝臣肯定在淫荡故事中注意了自己的修辞的话，那么菲亚美达这位可爱的小姐就肯定会在她赞扬不忠时更加注意修辞。第七天的主题是“妻子或为了愉快，或是为了应急，而对丈夫使用种种诡计，有的被丈夫发觉了，有的瞒过了丈夫”。在《鹰》中，菲亚美达是要赞美费得里哥和蒙娜·乔凡娜的美德，现在（第五个故事）她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修辞。因为她的任务是使我们在对一位情有可原地嫉妒的丈夫的惩罚中获得快感，所以她的议论直接说出了我们通过对那位丈夫思想的观察应产生的认识：他是一个“可怜的家伙，没有什么见识”，理应受罚。更重要的是，她用一小段演讲作为故事的导言，长度约为整个故事的七分之一，直接指导我们的判断：“鉴于以上原因，我们的结论便是：一位妻子如果对一位毫无道理地嫉妒的丈夫进行报复的话，她就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指责。”

为了证明这一总的观点，整个故事就是以使读者期望丈夫受到喜剧性惩罚的方式来处理的。它的大部分情节是通过女人的眼睛看到的，着重强调她在一位霸道的傻瓜手下所受到的喜剧式苦难。高潮是他以受到妻子的一番巧妙痛斥的形式得到惩罚。在菲亚美达得出结论说，戴绿帽子者的妻子现在取得了“放纵的特权”时，读者们会感到他完全是咎由自取。

在我们阅读《十日谈》时，这些极端的例子，并未穷尽我们由变幻着的修辞手法引导而接受的多种思想规范。判断标准的变化如此剧烈，以致在实际上，要辨别出薄伽丘地毯上的花纹是非常困难的。 我将在后面讨论这样一些问题，即一位作家以损害其道德真理或真实的一般观念，来提高特殊效果所引起的某些问题。这里，重要的是认识到，讨论这位作家的创作实践时，讲述—显示的区别是完全不合适的。薄伽丘的艺术才能不在于坚持任何理想的叙述方法，而在于他使用各种形式的显示时安排多种形式讲述的能力。 UC9ogoH7CGQc9Vs7nS/hbU+DuKTNhPIS5VLUNw89tpqDYKyKvq1hUuf04qQnhz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