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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直接现实的小说
詹姆斯对现实主义的兴趣，从未使他认为所有作者露面的标志都是非艺术的。虽然他可能会同意福特，认为读者应该感到他已经“真的在那儿了”，但他从来不会提出，读者必须完全无视作者的指引性露面。他的兴趣不是否定的——如何摆脱作者——而是肯定的：如何获得现实的强烈幻觉，包括精神和道德现实的复杂性。因此他可以“介入”他最精心制作的作品中——但仅仅是为了执行某些非常有限的任务。
让-保罗·萨特的纲领的灵活性要少得多。对于萨特来说，作家完全避免全知的议论还是不够的。甚至像福楼拜、詹姆斯·乔伊斯和某些较早的浪漫主义作家们的理论所说的，作者给人以一种他静坐于幕后，像上帝那样客观地审视自己作品的幻觉，也还是不够的。
他必须提供一种他根本不存在于作品之中的幻觉。如果我们有一刻怀疑他坐在幕后，控制着他的人物的生活，他们就显得不自由了。萨特反对莫里亚克
对他的人物“扮演上帝”的企图，批评他违反了所有支配“小说的本体”的“定律”中“最严谨的一条”：“小说家可以是他们的目击者或他们的参与者，但不得同时身兼二职。小说家不是在里面就是在外面。因为莫里亚克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些定律，他毁掉了他的人物的内心。”
声称小说家绝不应当显出他在控制的任何迹象，因为这样做就说明他正在“扮演上帝”，这种说法十分明显，就是批评了几乎所有早期的小说，包括那些由最热烈提倡客观性的作家所写的作品。萨特懂得这是个剧烈的分离；事实上他似乎是沉迷于此。在他最近的论文中，他把他的观点发展到彻底反对所有早期小说的“无限权力的主观性”。他把乔伊斯当作走向新型小说的全面光辉成就的岔路口；他要求一种“绝对的主观性”（“对应于绝对客观性”），一种“绝对主观的现实主义”；由于最终达到了绝对确信人物在时间上是自由活动的，它超越了乔伊斯的“粗糙的没有中介或距离的主观现实主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的结论是，要求一种不被看作“人的产物”而被看作像植物和事件一样的自然物的小说。
在这样的小说中，作者绝不应允许有任何地方暗示他所居住的和从中记取事件的有序世界；暗示 任何 秩序就一定会破坏读者在面对混乱的荒诞时感到的真正自由。在早期小说中，一种暗示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以有序世界的方式写成的是这样一种小说，其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冒任何危险；没有使人害怕的惊异事物；事件是过去的事情；它已经被分类编目并为人知晓”。在那个世界中，叙述技巧可以很正当地暗示“绝对的观点，即秩序的观点”。但是在我们的世界中，事物的确切混乱这一事实已终于被认识到，只有那种似乎使人物真正自由地面对那种混乱的技巧，才是可以容忍的。
萨特以谴责莫里亚克的“傲慢罪”——按萨特的公式，这一罪行似乎就是否定了所有价值的完全相对性——来结束其论述：
就像我们的大多数作家一样，他试图不顾下述事实：相对论完全适用于小说的世界，在真正的小说中和在爱因斯坦的世界中一样，没有具有无限权力的观察者待的地方，在小说体系中和物理体系中一样，都不可能进行试验来决定系统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莫里亚克先生把他自己放在首位。他已经选择了神圣的全知和全能。但是，小说是 由 人写的和 为 人写的。上帝能透过表面看穿人类，在他的眼睛里，没有小说，没有艺术，因为艺术是外表繁荣。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
另一方面，对于为完全的现实主义而奋斗的真正小说家来说，一切事物都是表象，一切表象都是，至少好像是同样正当的。因此粗糙的主观现实主义（法语：réalisme brut de la subjectivité）需要一种暂时的现实主义，它把作者绝对地束缚在他的人物所体验的事件过程中。他必须被动地传递给我们一切细节，不管它们多么琐碎，只要是体验的真正部分。他甚至必须避免用通常的对话节略。“在一部小说中，你必需要么都讲，要么不讲；首要的是，你不能省略或遗漏任何东西。”简言之，必须消除选择性——是否就是指选择的所有可以辨识的痕迹都必须消除掉？萨特并不完全清楚他要求这些东西中的哪一种，他承认，他从前的解释“提出了还没有人解决的困难，而且，它们可能是部分地不可解决的”
。
尽管这种美妙的理论有着它所承认的实际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假定小说应该看起来不是人为写出的，这种理论就是不可反驳的。但是有谁真正做了这样一种假定呢？正如让-路易·居尔蒂斯
在他对萨特所做的著名回答中所说的
，我们阅读小说时的全部体验是基于一种与小说家心照不宣的契约，它授权小说家知道他正在写的一切东西。正是这一契约使小说有可能写出来。要否定它的话，不但会毁灭所有的小说，而且会毁灭所有的文学，因为所有的艺术都以艺术家的选择为先决条件。“如果你消灭选择的概念，那就等于消灭了艺术。”
居尔蒂斯继续说，在所有对小说的成功的阅读中，读者都自发地把小说家表现的所有东西，包括场面、动作、戏剧化的评论、全知性的判断，全放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体。“当巴尔扎克对着我的耳朵说伏脱冷是个‘狡猾的巨人’时，我相信这话。根据这种一致意见，我已经给了巴尔扎克几乎是无限的信任。”
简言之，一旦我已经向一个全知的叙述者投降，我就不打算——除了是在现代规则的魔法控制下——把叙述者的评论与被评论的事件和人物相分离，正如当我很好地进入詹姆斯的一本小说时，我不打算对他的常规提出疑问一样。他和我签订了一项不知道一切事情的协议。他不时地提醒我，在这个别情况中，因为他采用了这个常规，他不能“进一步深究”。我接受这个说法，条件是它能为我也可以接受的更大目标服务。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绝不装出自己不在阅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