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不起眼的精神虐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反而像是正常现象。这种过程始于不尊重他人、说谎或单纯的操控行为。我们只有在身受其害时才会发现难以忍受。当这种行为的作用对象未能加以回应，精神虐待就会进展到下一阶段：出现明显的虐待举动，对受虐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受虐者不确定能否获得他人理解，所以只得默默承受。
这种道德迫害一向存在，若发生在家庭里，则通常不为人知；若发生在职场上，再赶上充分就业期间，大家的容忍度会降低，毕竟受虐者随时可以辞职。但如果发生在高失业率时期，那么受虐者就会因为想保住工作而身心健康受损。有人曾对此反击和对簿公堂，如今，随着这些现象广为人知，社会也已开始提出质疑。
心理治疗人员经常目睹活生生的案例，都体现了外在现实与心理现实界线的模糊不清。这些当事人所受的苦有一个共通点：每个人自认为独一无二的经验，事实上与很多其他人雷同。
而临床判定的难处在于，如何衡量当事人的每个字词、语调和说法的重要程度。种种细节分开来看似乎无妨，加起来却形成了一种毁灭的力量。受虐者在这种致命的游戏中一路受到攻击，有时自己也会采取虐待行为，因为这种防御术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但这么做，可能会导致受虐者被误指为施虐者的共犯。
我在执业经历中，曾看过同一施虐者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职场、婚姻与亲子关系中，不断复制破坏行为。我想要强调的正是这种行为的延伸性。有些人的人生道路上，充满着他所造成的伤害或是被他伤到无法复原的人。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妨碍他骗过那么多人，在表面上还完全维持着正人君子的形象。
▼
夫妻间的精神虐待常因为被大事化小为单纯的强弱势问题而受到否定或疏忽。精神分析简化这种现象的方式是把伴侣当作共犯，甚至要伴侣为自己的受虐负责。这等于否定了这种支配关系中的掌控空间，而它足以导致受虐者无力反击、无法自卫，也否定了精神虐待中存在着暴力的事实，并会对受虐者造成深远的心理伤害。精神虐待的手法十分细腻，不着痕迹，旁观者容易将其解读为两人之间单纯的冲突或“打情骂俏”，实际上那是企图在精神上甚至肉体上毁掉另一个人，而这种暴力的企图有时的确会得逞。
下面讲述几对处于精神虐待不同阶段的夫妇的故事。每个案例的时间长短不一，原因在于精神虐待会经历数月甚至数年的酝酿。随着虐待关系的演变，受虐者要先学习记下受虐的过程，接着学习如何自我防卫以及搜集证据。
当发现“所爱的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或太过依赖彼此的关系，精神虐待的冲动便会升起。
最亲密的另一半受虐会最严重，因为太过亲密可能使施虐者感到恐惧。自恋者掌控伴侣是为了压抑对方，同时也会因为害怕伴侣太靠近自己而将其制服。为维持对伴侣的全盘掌控，一定得把对方锁在依赖或独占的关系里，这让身陷疑惑和内疚的伴侣无法反抗。
施虐者不言而喻的信息是“我不爱你”，却始终不明说，但又以间接的方式透露出来。伴侣必须安分，且不断因期待落空而遭受打击；施虐者也会防止伴侣有自己的想法，以免察觉到自己正在受虐。美国犯罪小说家、《天才雷普利》（ The Talented Mr. Ripley ）的作者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在接受法国媒体访问时曾这么说：“有时，最吸引我们或是我们最爱的人是很难给我们新想法的，他们如同橡胶制的绝缘体。”
自恋的施虐者令伴侣处于阴晴不定、无所适从的情境中，借以施展掌控力，让伴侣动弹不得。把伴侣圈在固定的范围内并保持安全距离，可以避免被自己害怕的关系绑住。他通过压抑和制服伴侣，迫使对方屈从于“他人的控制”，那正是他自己最恐惧且不计一切代价要回避的。在正常相处的情侣之间，即便有掌控的元素存在，也应该是能对恋情产生正强化作用的。有些案例中，一方企图压迫另一方，借以巩固自己的主宰地位。然而以自恋的施虐者为主导的情侣或夫妇，其关系可能会是致命的，因为言语攻击和暗中伤人已成为惯例，且有系统。
精神虐待的关系必须要有过于忍让的伴侣才能发展下去，精神分析师常将这种忍让解读为伴侣可从这种关系中获得某些好处，而这基本上是一种不自觉的自作自受。后面的章节会讨论到，这只是部分的解读，因为大多数案例的受虐者过去都没有自我惩罚的倾向，之后也不曾出现。这种不完整的分析是很危险的，它会加深忍让一方的罪恶感，完全无助于寻找出路、逃脱受束缚的环境。
过度忍让的源头多半出于对家庭的忠诚，也包括重蹈父母的覆辙，或是顺从地扮演配合对方自恋的牺牲型角色等。
本杰明和安妮相识于两年前。当时安妮与一位有妇之夫的婚外情令她倍感挫折。本杰明嫉妒那个男人，他爱安妮，恳求她放弃这段外遇，他想跟她结婚生子。安妮轻松地与前任男友分手，她仍然保留自己住的公寓，但基本上和本杰明同居了。
从这时开始，本杰明的行为就改变了。他显得疏离而冷漠，只有想做爱时才会表现得温柔。每次安妮要求解释，本杰明却否认他的行为有任何改变。安妮不喜欢冲突，便尽量表现得开心。当她心情烦躁时，本杰明似乎无法了解或是没有反应。
渐渐地，安妮变得沮丧抑郁。由于两人关系不见改善，安妮也依旧对本杰明的排斥感到不解，后来他终于承认的确出了些状况，因为他受不了她心情郁闷的样子。于是安妮决定去看医生，因为抑郁显然是他俩问题的症结，她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安妮和本杰明是同行。安妮的经验丰富得多，本杰明经常向她请教意见，却不愿接受任何批评。“没有用，我受够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有好几次他借用安妮的构想，却否认她的经验对他有益。他从未对她说过谢谢。
他把安妮注意到的失误推给秘书。安妮则装作相信他，免得惹他不快。他把工作行程和生活作息搞得很神秘，但她还是无意间从朋友的恭喜中得知本杰明得到了晋升。他满口谎言，明明说出差后会乘某班火车回来，而他随手放置的车票却写着另一班车。
在公开场合，他表现得像个陌生人。某次鸡尾酒会上，他走上前与她握手，只说了声：“某某公司的某小姐，您好。”然后转头就走，留下她一个人。之后她要求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含糊地说了什么太忙之类的话。
尽管安妮自己会赚钱，本杰明却反对她花钱，也不喜欢她买衣服。他要求她像个小女孩一样，把鞋子排成一排。他当众拿她摆在浴室里的瓶瓶罐罐开玩笑：“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在脸上涂那么多东西！”
安妮自问，对一个处处评断她，干涉她的姿势、言语、花钱习惯的男人，要怎么表达爱意？他拒绝讨论两人的关系，还说：“谈‘关系’太老套。”他不肯跟她订婚。某一天有个小丑在街上拦住他们，要表演魔术给他们看，并对本杰明说：“这是你太太，对吧？”本杰明没回答，只想继续往前走。安妮认为这代表：“他不愿想这件事，所以他答不出来。我不是他的太太、未婚妻，也不是他的女朋友。这个话题是禁忌，因为太有压迫感。”每次她想谈“他俩的”问题，他都说：“你真的认为现在是谈这个的好时机？”
其他话题，像是她想要小孩，也同样伤感情。当他们看到朋友带着小孩时，安妮总是尽量不表现得太热切，因为那可能会让本杰明认为她想要小孩。她的举止不冷不热，好像生孩子的事并不重要。
本杰明想要控制安妮。他希望她经济独立，但又对他百依百顺，否则他就折磨她、排斥她。
吃晚餐时，如果她开口说话，他就会摆出不以为然的表情。起初她告诉自己：“我刚才说的话一定很蠢！”后来就开始日渐自我压抑。
不过从开始接受心理治疗起，她学会了不再接受他先入为主的批评，即使这样会让关系紧张。
他们之间没有讨论，当她再也受不了时，就像压垮骆驼的稻草，他们只会起争执。但此时生气的只有她一个人。本杰明会面带惊讶地说：“你又在指责我。当然，在你眼里，一切都是我的错。”她试图解释：“我不是说你不对，我只是想要谈谈哪里出了问题！”他假装听不懂，而且总有办法让她怀疑和怪罪自己。只要问到他俩之间究竟哪里不对，就等于在说：“都是你不好。”他不想听，就立即结束讨论，或是不等她开口就先离开。
安妮表示：“我宁可他说出对我有何不满。那样我们至少可以讨论。”
渐渐地，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因为她会为自己的看法辩护，他却抱怨她不站在他那一边。他们也不再谈起安妮事业上的成就，本杰明受不了处在任何人的阴影下。她清楚意识到，为避免关系继续恶化，她得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独立人格。这种认知让她一直努力寻找能让日子过下去的方法。
有时她会反弹并扬言离去，他就含糊其辞地阻止她：“我希望我们继续在一起……但我现在无法给你更多。”她实在太爱他了，只要有一点点彼此更亲近的迹象，哪怕再小，都能让她点燃期待。
安妮明白这种关系并不正常，可是在失去所有参考指标的状况下，她只觉得有义务保护本杰明，而且不论如何都要为他开脱。她也知道他不会改变，于是抱着“不能忍就只能滚”的态度。他们的性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本杰明不再有做爱的意愿。她有时会提出这个话题：
“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可事实就是这样，不能要我做爱我就做。”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又该怎么办？”
“并不是样样事情都有答案。你怎么什么都要管！”
当她上前去给他一个爱的拥抱，他却舔她的鼻子。如果她不愿意，他就指责她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是什么让安妮还跟他在一起？
如果本杰明是百分之百的坏蛋倒也简单，可他曾经是个温柔的情人。他之所以会像现在这样，是因为不顺心。他可以改变，因此她要改变他。她在等候时机，希望有一天那个结会解开，然后他们就能够沟通了。
她觉得自己要为本杰明的前后不一负责：他受不了看到她抑郁沮丧；她也对自己魅力不足（有一次他曾在朋友面前笑说安妮的穿着不性感）、不够好，不能让本杰明满意（他曾暗指她爱计较）而感到过意不去。
她告诉自己，跟本杰明在一起，守着不如意的关系，总比孤单一个人好。本杰明曾经对她说：“假如我们分手，我马上就能再找到对象，可是你只想一个人，就会一直单身下去。”她相信他说的话。即便她很清楚，她的人缘比本杰明好，却想象若自己孑然一身，活在悔恨之中，一定会陷入忧郁。
她也领悟到，她的父母是因为义务才没有分开，他们的婚姻并不美满。她家一直处于家暴的阴影中，只是家人从不提起，才让暴力隐而不现。
倾向以虐待作为防御机制的人，在危急时刻，若无法负起责任做出艰难的抉择，虐待的暴力便会出现。此时暴力转为间接，主要是以不尊重对方的形式表现出来。
莫妮卡和路克结婚已有30年，半年前，路克有了外遇。他向莫妮卡坦白此事，还说他无法在两个女人间做出选择。他不想离婚，又想继续婚外情。莫妮卡断然拒绝，丈夫便离她而去。
莫妮卡整个人崩溃了。她日夜哭泣，吃不下也睡不着。她出现了因焦虑而身心失调的症状：出冷汗、胃疼、心跳过速。她不是对带给她痛苦的丈夫生气，而是对抓不住丈夫的自己生气。要是莫妮卡能生丈夫的气，还比较容易自保。可是你必须认定对方很恶劣、暴戾才会生气，这么想却可能使你不想让对方回心转意。但像莫妮卡这样还处于震惊中的人会否认现实，宁愿等待，即使等待意味着受苦，也更容易些。
路克要求莫妮卡定期与他见面，以维持两人的感情；如果她不答应，他可能就会从此一刀两断。要是她疏远路克，他就会忘了她。她难过时，路克不想陪着她。他甚至在精神分析师的建议下提出要莫妮卡与他的情人见面，“好把话说开”。
他好像从未考虑到妻子所受的痛苦，而只顾表达他讨厌她了无生气的行为。他怪罪妻子，认为是她没办法与他生活，借以逃避他对两人分手的责任。
不肯为婚姻失败负责，往往是触发精神虐待的原因。对婚姻抱持理想化想法的人，会一直与配偶维持着表面正常的关系，直到有一天必须在新旧关系之间做出抉择。以往的理想主义有多伟大，精神虐待的行为就会有多强。要这种人全面承担旧关系失败的责任是不可能的。当爱意不再时，另一半就要负起责任，因为对方犯了莫须有的罪。虽然施虐者的行为举止中早已没有爱，口头上却往往不承认。
受虐者一旦发现中了配偶的计，就会陷入严重的焦虑状态，而由于欠缺沟通的对象，所以单靠一己之力也无法摆脱。在这个阶段，受虐者还会感到既羞愧又忿恨：愧于不被人爱，愧于忍受屈辱，愧于曾逆来顺受、曾如此痛苦。
有些案例中，并不是施虐者后来性情发生了转变，而是原本隐藏的精神虐待本性暴露了出来。之前隐藏的恨意浮上台面，类似于被害妄想。然后，角色产生对换：施虐方变成受虐方，但真正的受虐者仍会有罪恶感。施虐者为取信于人，必须迫使伴侣做出令人谴责的恶行，以便否定对方。
安娜和保罗都是建筑师，他俩是在工作中认识的。保罗很快就决定与安娜在一起，可是他在情感上却保持距离，也不肯做出承诺。他拒绝在公开场合示爱或做出亲昵举动，还嘲笑手牵手的夫妻。
他难以表达任何私密的东西。他总是不停开玩笑，对什么事都要讥讽一番。这个策略使他可以隐藏自己，不动感情。他也确实对女性怀有敌意。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能没有女人，但是女人有损男性雄风，浅薄无知，令人难以忍受。”
安娜把保罗的冷淡解释为性格含蓄，他的拘谨代表刚强，说话带刺则表示有学问。她相信自己的爱和对两人关系的保证可以软化保罗。
他们彼此有个默契，即不会公开表现得很亲密。安娜不但接受，还替这个潜规则找理由，使它具备正当性。由于她比保罗更期待亲密的关系，所以采取必要行动来加以维系就成了她的责任。保罗解释他个性僵硬是困苦的童年造成的，然而他提供的信息矛盾又不完整，令人存疑：“小时候没人照顾我。要不是奶奶在我身边……我爸爸很可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从一开始他就以受虐者自居，好让安娜同情他，并让她比起一贯作风来更加宠溺他、关爱他。安娜出于爱助人疗伤的本能，很快就被这个受伤的“小男孩”所引诱。
保罗是那种“无所不知”的人，对什么议题都有极端的看法，包括政治、未来、谁聪明谁愚蠢、该怎么行动或者不行动。他多半是以简单的点头或只讲一半话来表达他无穷的智慧。他会很有技巧地反映出安娜的缺乏安全感。
安娜缺乏自信，总对自己感到心虚。她从不去评断别人，反而会替别人的行为找出情有可原的理由。她总是设法细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保罗说这种习惯是“自找麻烦”。安娜为顺应保罗的期待，或她自以为的保罗的期待，而在他面前表现得柔软圆融。她试着不要太坚持，并努力改变自己的习惯。
他俩的关系是建立在“他知道，她怀疑”的模式上的。安娜觉得有别人的笃定可依靠，自己轻松不少。保罗则感觉到她的顺从和愿意接受他的主张。
从两人刚在一起时，保罗就一直对安娜极为挑剔。他用令人不安的小动作攻击安娜，尤其是在众人面前，让她难以还击。她事后要拿出来谈时，他只冷冷地说，是她心里有鬼，小题大作。保罗会从相当平常但亲密的事入手，偶尔会寻求在场者的认同，他会夸张地说：“你不觉得安娜听的音乐都是老掉牙的吗？”“我打赌你一定想不到，她都买很贵的乳霜，想把她那等于没有的胸部弄得更为紧实。”“阿猫阿狗都懂的事她却搞不清楚。”
当他俩与朋友一起出远门度周末时，保罗会指着安娜的旅行袋，说：“她觉得，反正有我当苦力，干脆把澡盆也搬去不是更好？”安娜抗议说：“你担心什么？我自己提行李！”保罗就会说：“没错，可是等你累了，我还是得接手，否则就有失绅士风度。你没有必要带两套衣服来换，还有三大支口红。”
然后他会开始批评女人都口是心非，最后搞得男人不出手帮忙都不行。
这些言论的重点在于让安娜难堪。她感受到了敌意，但因为那语气是半埋怨半开玩笑，她不太确定自己的直觉对不对。朋友们也不见得能听出其中的敌意，如果安娜反击，不免显得缺乏幽默感。
每当有人称赞安娜，好像她占了上风，保罗的批评就会变本加厉。于是她明白，由于她天生易于与人相处，事业更成功，也更会赚钱，使保罗有很多心结。他每次批评安娜后都会加一句：“这不是责备，这是陈述事实。”
当保罗决定投入一个年轻助理的怀抱时，精神虐待就变为显性。他不想让安娜好过的用心更是表露无遗。
首个征兆就是他心情永远不好，保罗将其归咎于工作和财务不顺。大多数晚上他都比安娜早回家，然后就拿杯酒往电视机前一坐。等安娜进门，他并不理会她的问候，只是头也不回地问：“今天晚上吃什么？”（把自身的坏心情转嫁给别人的典型手法。）
他从不直接指责她，而是不经意地用受伤的语气丢出看似无恶意的话语，事后却令安娜耿耿于怀。她如果问他是什么意思，他便避重就轻，否认有任何恶意。
保罗开始称她为“老太婆”。如果她抗议，他就把绰号改为“肥老太婆”，还说：“你不用介意，你又不胖！”
她想要解释自己有多难受时，却仿佛面对一堵空白的墙壁。他面无表情，当她坚持说下去时，他就更冷酷。最后必定是她忍不住发脾气，然后保罗就可以指责她是暴躁的泼妇。她从未站在够远的距离外去看两人的相处，所以无法理解或消解这种冷暴力。
不同于大多数婚姻闹剧，一旦闹僵就难以和好，他俩从未真正大吵大闹。保罗不曾大声吼叫，只是表现出冰冷的敌意，事后若再提起，他一律不承认。安娜无法跟他对话，倍感挫折之余只能失控大叫。他便嘲讽她，说：“息怒息怒，可怜的宝贝！”这令她觉得格外荒谬。
从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俩关系的本质：保罗面带恨意，安娜面露怨怼和恐惧。
唯一具体的事实是，保罗拒绝做爱。每当安娜想要讨论此事，时机总是不对。晚上他太累，早上赶时间，白天又有很多事要忙。她决定把他约到一家餐厅。到了之后，她就开始吐苦水。保罗马上以冰冷的怒气打断她：“我希望你别在餐厅里让大家看笑话，尤其是为了这种话题。你真是一点也不知节制！”
于是安娜哭了，保罗也极为激动。他骂她：“你没有一天心情好，没有一天不发脾气。”
然后保罗换个方式为自己辩护：“我怎么可能跟你做爱？你那么可怕，像是会把男人力量吸去的巫婆！”
过了一段时间，他更是过分到窃取安娜用来记账的本子。安娜找不到，就问保罗有没有看到。她很确定她把账本放在哪个房间，而那个房间没有其他人进过。保罗说他没有看到，还加上一句：她应该把东西放好。他的表情充满恨意，吓坏了她。安娜明知是他偷的，可是太害怕追究下去会引发保罗暴力相向。
最糟糕的是她不懂保罗为何这么做。她苦思理由：他明知这会给她制造很大麻烦，难道想直接伤害她吗？他是出于嫉妒吗？是需要确认她工作得比他更努力？还是想从账本里找到错误，在某个时机用来对付她？
毫无疑问，她看出此举是出于恶意。可是这种想法令人不寒而栗，她连忙抛开，拒绝相信。现在每当她与保罗憎恨的眼光相对，她的恐惧就会变为实质的焦虑。
走到这一步，安娜已十分清楚，保罗想彻底摧毁她。
他并未学犯罪小说的情节，把少量的砒霜掺进她的咖啡里，而是想要从精神上击垮她。
他不把安娜当人看待，好让自己与她的痛苦保持距离。他冷酷地看着她，不带一丝感情。由此看来，安娜的眼泪的确显得可笑。不过安娜最刻骨铭心的感受是，对保罗而言，她这个人都不存在。她的眼泪和痛苦，保罗都不闻不问，更正确的说法是，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他们之间的沟通完全断绝，安娜为此怒不可遏，却无从发泄，转为焦虑。
于是她试图告诉他，与其这样每天受折磨，不如分开比较好。然而在关系紧张时，她说什么保罗都不会听，所以不可能提出这个话题。偶尔日子还在可容忍的范围内，她却连大气也不敢出，以免制造更多紧张。
安娜设法写信给保罗，说明她有多痛苦，以及她只想为两人的情况寻找解决之道。她把第一封信放在保罗的桌上，等着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可他却提也不提。她鼓起勇气探询他的看法，他冷冷地答道：“我对这件事没什么好说的。”安娜自忖，一定是她没说清楚。于是，她又写了一封更长的信，第二天却在垃圾桶里看到了那封信。她气得要求解释，保罗却说他没有必要理会她过分的要求，一句话就打发了她。
安娜无论怎么做都不得要领，也不知是不是自己的表达方式不对。此后，她把给保罗的信都复印存档了。
保罗依旧不为安娜的痛苦所动，因为他根本视而不见。安娜觉得忍无可忍，痛苦至极，举措更是乱了方寸。他把她的失误看作性格上的缺陷，应当予以纠正，因此他的暴力是合理的。她对他来说已经太危险，所以必须把她“毁掉”。
保罗对这样相互施暴的反应是逃避，安娜则可想而知地希望沟通。
现在她决定与保罗分居。
保罗说：“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你是打算一毛不花就把我赶出去！”
“我没有要赶你走。我只是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你不是没有钱，你像我一样在工作，我们讲好离婚条件后，你可以拿走一半。”
“那我要到哪里去？你实在是太恶毒了。都是你，害得我必须住进贫民窟。”
安娜把保罗的激烈反应怪在自己身上：因为他被迫与子女分开，他很痛苦，所以不能怪他。
两人分开后，保罗与子女共处的第一个周末结束时，安娜在街上巧遇正一起走回家的他们。孩子们告诉她，跟父亲的助理希拉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在那一刻，她看到保罗脸上掠过一抹不自然的胜利微笑，一时之间她还不明所以。
回家后，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告诉她，爸爸陷入爱河有多深。他整天都在亲希拉的嘴，摸她的胸部和臀部。他没有勇气直接告诉安娜他有女友，就通过子女间接传达信息。他知道他与希拉亲密会令安娜嫉妒，可是他住得很远，对安娜理所当然的愤恨根本听不到，也不用担心。他拿孩子当挡箭牌，让他们去承受母亲的怨恨与难过，他既不尊重做母亲的，也不尊重儿女。
安娜对此有心无力。她越挣扎，陷得越深。她怕动辄得咎，什么都不能说，也不能做，只能在愁苦和盛怒之间摆荡。她无力再反抗，只能任凭自己被强烈的痛楚所淹没、吞噬。
保罗告诉家人和朋友，是安娜把他赶出家门的，这使他的经济变得非常拮据。安娜不甘心被他污蔑为坏人，便试图为自己辩解，但她用的方法是他们未分手前即已行不通的：写信给保罗解释她的感受。她太害怕直接指责保罗，于是就拿他的情妇希拉当箭靶，说是希拉勾引好骗的已婚男人。
她这么做恰好落入保罗的陷阱。他不想沾染愤怒与憎恶，他于是躲起来，让两个女人直接对垒。安娜依然懦弱，还想维护保罗，不愿直接与他冲撞。
只有一次，她大胆地直接攻击了他。她闯进他的公寓，强行进入，把这一阵子所有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说出来。那是他们唯一一次真正的“热战”，也是她唯一一次真正与保罗对抗。保罗回她：“你疯了，没人会理疯子。”当他强行把她推出门外，她打了他一巴掌，然后哭着离去。保罗当然立刻利用此事来打击安娜。她收到来自保罗律师的传票。保罗更到处散播谣言：安娜疯了，还动手打人。他的母亲责备安娜：“安娜，拜托你冷静一点，你不能这样闹！”
安娜和保罗的律师谈离婚条件。安娜挑了一位以不引起冲突著称的律师，她最在意的是别惹恼保罗，免得协商旷日费时。安娜想要好聚好散，不多争辩，这反而使她显得理直气壮，更具有威胁性。
尽管他们两人同意对共同财产做一次清查，安娜却在某次假期前无意中发现，保罗已把乡下的别墅搬空，只留下孩子睡的床和安娜娘家的一些家具。安娜隐忍不发作，心想等财务方面解决了，保罗应该就不会再攻击她，可惜事与愿违。
她听说保罗在背后讲了一堆质疑她诚信的话。起初她努力为自己辩解，解释一切都交由律师处理，后来她突然觉悟，再多说也无益，因为她一定有错。有一天一个孩子对她说：“爸爸见人就说，你拿走了他的一切。也许他说的是真的，我们怎么知道你没骗人？”
在以上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保罗不肯为关系破裂负责。他设下圈套，迫使安娜采取主动把他赶出去，因此两人离婚的责任在她。整件事都是她不对，她成了使保罗不必感到心虚的替罪羊。安娜要是对他的背叛反应激烈，就会被指为有暴力倾向。一旦她精神崩溃，又被说成疯了，从而患上了忧郁症。反正她怎样做都不对，由于她对此忍气吞声，所以就可以用或明或暗的造谣来中伤她诋毁她。
我们必须帮助安娜学着接受一个事实：无论她怎么委曲求全，保罗都会恨她还要让她看清楚，她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人的关系，一切已无力挽回。然后，她要建立有抵抗力的自我形象，让保罗的虐待攻击损伤不了她的人格。只要她不再畏惧施虐者，不随着他起舞，她就能够脱身，并阻绝他的攻击力。
对保罗而言，好像为了爱一个人，就必须去恨另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带有自我毁灭的因子，而摆脱它的方法之一便是把死亡驱力向外投射到他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人会刻意区分“好人”与“坏人”，坏人就死不足惜。
虐待者需要把旧爱变成替罪羊，然后将所有坏事都投射到对方身上，如此才能理想化新欢并建立起另一段爱情关系。任何挡住去路的障碍都必须消灭。要让爱存在，就一定要同时有恨。新关系的发展是以仇恨旧伴侣为基础的。
这种过程常见于分手时，但是多半情况下恨意会逐渐消逝，新欢的理想化色彩也会减弱。只是保罗对婚姻和家庭的理想期待很深，为了保护新家庭，他的手段变得更为强烈。无论希拉是否明白内情，她都会感觉到这份恨意保护了她与保罗的关系，因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断绝它。在某种程度上，她甚至鼓动这种保护机制。
安娜本性天真，相信爱情会使人慷慨、快乐、变得“更好”。她不知道保罗爱的是别人。她以为保罗排拒她是因为她“不够好”，达不到他的期待，但其实是因为施虐者眼中的爱一定要被分割，一定要围绕着恨。
虐待手法在离婚或分手时很常见，最初并不被视为病态，但因其持续重复且单向，最终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在分手的过程中，原本隐藏的虐待冲动浮出水面，释放为狡诈的暴力，当自恋的施虐者感觉猎物正在逃走时，暴力就会登场。
精神暴力不但在分手过程中不会中断，还会经由双方遗留的联系，包括子女，延续下去。法国精神病学家勒梅尔（J. G. Lemaire）指出：“分手或离婚后的报复行为可以这样理解：有人为了不恨自己，必须从曾经属于他的某人身上，为其所有的恨意寻找出口。”
这种现象在美国称为“纠缠”（stalking）或“骚扰”（harassment）。当旧情人或配偶不愿放走猎物，而以阴魂不散的方式侵犯前伴侣的人格与灵魂，便构成纠缠或骚扰：例如在公司门外等着对方下班、每天不断打电话、直接或间接的恐吓威胁。
许多国家认真看待纠缠行为，并颁布保护受虐者的法令，因为已有研究证明，如果受虐者反抗，纠缠或骚扰很容易演变为肢体暴力。
不论先提出分手的是谁，与自恋的施虐者离婚必定离不开暴力和缠讼。虽然法律程序仍继续使用“夫妇”一词，但基本上那已不复存在，而施虐者仍企图通过这条途径维系与对方的联系。控制欲越强，憎恶与怒火越大。受虐者的自我防卫技巧多半不佳，往往只有挨打的份，尤其当他们认为是自己主动提出分手的，实情也经常是如此。出于罪恶感，受虐者会表现得宽宏大度，希望逃离施虐者的魔掌。
受虐者很少懂得利用法律自救，施虐者却靠直觉就能部署必要的操控计划。在离婚诉讼中，伴侣的虐待行为可以证明责任在对方，但是讥讽影射会留下罪证吗？原告必须以事实证明所控诉的罪名，但精神虐待的言行要如何举证？
施虐者迫使配偶采取法律行动，却又以证据不足为由让形势对自己有利，这种案例非常多。法官担心自己被操控，也不清楚两方谁是谁非，就只能打安全牌，不持特定立场。
精神虐待行为的目的是要造成对方不安，使其怀疑自己与他人。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施虐者就会不惜使出各种手段，包括说谎、无中生有、冷嘲热讽等。为了不受威吓，伴侣不可屈服于自我怀疑，或是对自己的决定失去信心，对虐待者的攻击也要完全无动于衷。在与有精神虐待行为的前配偶接触时，务必要随时随地保持警觉。
伊莲和皮耶结婚十年，育有三名子女。后来伊莲抱怨丈夫施暴，要求离婚。皮耶当着法官的面，预告他将来会怎么做：“从此以后，我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让伊莲活得痛苦。”
此后他完全拒绝直接与她沟通，只通过挂号信或律师彼此往来。如果他打电话给孩子，正好是她接听，他就只有一句：“叫孩子来听电话！”如果在街上碰巧相遇，他不但不理会她的招呼，更当作没看见，仿佛她是隐形人。他只是不看她，不必通过言语，就能让她觉得自己不存在，自己毫无价值。
他们也跟不欢而散的离婚夫妇相似，每当要协商子女的事——假期、健康和教育等，暗箭伤人的手段就会出现。皮耶的每一封信都看似不痛不痒，却是令人难安的精神虐待小动作。
有一次伊莲去信，提到学校的午餐新方案，皮耶在回信中说：“因为你一向不诚实，我得和律师商量一下这件事。”如果她寄挂号信（否则他根本不回），他就说：“只有疯子或骗子才会每隔8天就寄一封挂号信。”
有封信是问他，5月份的周末要如何分配，他答道：“那个月的第一个周末是7号和8号。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的律师建议我正式告知你，倘若你不尊重已经过确认的日期安排，我将提出诉讼。”
这些信件每次都让伊莲心生疑问：“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对？”就算她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会想，或许有哪里疏忽了，引起了皮耶的误解。起先她为自己辩解，后来却发现，越辩解越显得她有错。
伊莲对所有这些间接攻击的反应很激烈，但是皮耶却置身事外，所以看见她像疯子一样大哭大叫的只是孩子。
伊莲不想落人口实，但是在皮耶眼里，不管什么事都是她的错。她成了替罪羊，要为离婚和所有的后果负起全部责任。她的种种辩解既可悲又无用。
皮耶的攻击拐弯抹角，使伊莲如坠雾中，想要自卫也无从下手，辩解更是不可能的任务。总之她有罪在身，罪名无须明讲，他俩应该都很清楚。她要是和家人或朋友谈起这些恶毒的话，他们总是不以为意地说：“他会冷静下来的，这没什么大不了。”
皮耶拒绝直接沟通。当伊莲写信提醒他关于孩子的某件要事，他总是置之不理。如果打电话，他不是说“我不想跟你谈”，就是直接挂断，要不然就是冷言冷语地伤害她。反之，如果她不通知皮耶便做出决定，他就会马上通过律师或信函让她知道他不同意，然后向孩子施压，让她决定的事失败。皮耶用这种方式使伊莲无法为孩子做任何决定。他光是把她打压成坏妻子仍不满足，还要证明她是个坏母亲。他不在乎他这么做也会影响到子女。
伊莲面对任何关于子女的重要决定时都很头痛，既要征询皮耶的意见，又不想引起纷争。等她终于寄出一封字斟句酌的信，他却不回。她径自采取行动，随后就会收到挂号信：“你未事先通知或征询我的意见便做出决定。我要提醒你，对于三个子女我与你共享监护权，因此你不得未征求我的意见便做决定。”他也对孩子说同样的话，搞得孩子们不知道谁该替他们做决定。
他们离婚数年后，有一次，她必须替一个孩子决定一件重要的事。她写信过去，但是照例没有回复。她打电话，便立刻明白一切照旧。
她问：“你看过我的信了吗？你同不同意？”
“像你这种母亲，谁说得过？讲再多也是白费唇舌，一切只能照你的意思做。你想怎样就怎样，孩子们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总之你问题很大。你是小偷和骗子，成天害人。你只对这种事感兴趣，也只会做这种事。”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只是冷静地问你，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商量孩子的事。”
“你还没这么做是因为你没有机会，可是也快了。你积习难改，永远是那个德性。你是笨蛋，没错，笨蛋。事情就是这样，我没什么好说的。”
“现在是你在侮辱我！”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你蛮不讲理，一点也不知改进。要我接受你的决定，门都没有。我完全反对。再说，我也反对你教育和照顾小孩的方式，给他们选的衣服。”
“不管你对我有何想法，眼前的事关系到孩子。你有什么建议？”
“我不会给你任何建议。你永远是那副样子，什么都不会改变。我认为与人交谈很重要，但不是跟你，因为你不可理喻，连自己在说什么都搞不清楚。你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可是孩子的事必须做个决定。”
“好，既然要跟同层次的人说话，那你怎么不去找上帝商量？我手上没有他的号码，也没有打电话的习惯。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我会考虑一下，也许会回复你。总之不会是你想要的答案，反正你总是我行我素，所以回答也是多此一举。你不会得逞的。”
“任何事还没做就被你否决，你真叫人无路可走。”
“对，因为事情到你手上就完蛋。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对你，还有你说的话，我没兴趣。再见，夫人！”
伊莲注意到他们的对话已偏离正题，便把对话录下来。她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的，不久便去接受心理治疗。她觉得受到了严重的暴力相向，但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因为她有问题，还是因为分开5年后，皮耶仍然一心想要彻底击垮她。
伊莲录下对话的举动是正确的，那让她可以认清客观事实。她与大多数受虐者一样，不相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恨她到这种地步。可是从以上对话看得出，皮耶为阻挠两人的沟通，任何手段都使得出来，挖苦、辱骂，无所不用其极。他想表示伊莲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并且要为尚未产生的任何失败负责。他阻挠改变，即使那会影响子女也在所不惜，因为改变无疑会动摇他的地位。我们也看到了嫉妒。皮耶孩子气地嫉妒伊莲，她象征强势的母亲（孩子们都照她的意志行事）。那强势来自她神一样的地位：当他拿上帝做比喻时，语气是狂乱的。
听完皮耶以冰冷愤恨的语气放尽狠话之后，我明白他的恨永远不会停止，因此我建议伊莲要谨慎。这种恨意一发不可收拾，讲理和辩解都是徒然。由于体面的形象对自恋的施虐者很重要，所以唯有诉诸法律，才能约束其暴力。其实伊莲手上的录音带在法庭上并无法律效力，因为未经同意录下私人谈话是违法的，这令人感到遗憾，因为精神虐待的暴力确实会通过电话交谈发生。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施虐者可以运用他最爱的武器——言语，伤人于无形。
施虐者的终极武器就是拒绝直接沟通。受虐的伴侣反而让对方予取予求，被迫提供他要的信息和答案，由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当然容易犯下错误，让施虐者一逮到机会，就任意将受虐者贬抑为失败、没有用的人。
在信件中使用强烈的暗示和指涉，是一种不着痕迹就能扰乱对方的高招。外人（如精神科医生或法官）看了，也只能从这一项证据推断，那不过是曾有夫妻关系的男女之间常见的恶语相向，仍属于正常的意见交流。然而本案例中并无双向交流，只有片面的攻击，而且受虐者无从反击，也无法保护自己。
这种精神虐待式的攻击会破坏家庭的平衡。子女与其他目击者难以想象，如此严重的敌意会没有来由，因此想当然认为受虐方必有部分责任。以伊莲的例子来说，尽管她与子女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皮耶的每封信都会引起紧张和敌意。孩子们对她说：“每次你接到爸爸的信，心情就很坏，我们已经受够了！”皮耶一封信可能引爆的状况，就像遥控炸弹，让大家坐立不安。伊莲就连看信也要特别留意时机是否恰当。然而施暴者可以声称这都与他无关，把问题推得一干二净。一切都是不理性的前妻之过：她既无法控制自己，也不懂得如何养育子女。
这是伊莲和皮耶的现状。由于男方是不折不扣、刚愎自用的施虐者，绝不肯放过他的受虐者，所以不能接受事情有解决的一天。施虐者深信自己是对的，不会良心不安或自责。成为攻击目标的受虐者则始终要保持无可挑剔，不能被抓到任何把柄，否则就会遭到下一波的虐待攻击。
过了很久伊莲才明白，她所经历的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分手过程导致的一连串误会，症结在于皮耶的病态行为，那让她也变得行为反常。由于无从沟通，他们与子女都卷入两败俱伤的漩涡中，需要外力介入才能结束这个过程。
伊莲曾不断自问：“我要为他的态度负什么责任？是因为我的行为，还是因为我这个人？”如今她知道了，皮耶只是重演他童年的遭遇以及在原生家庭经历的模式，而在伊莲自己的童年中，她也总是必须扮演疗伤者的角色，想要摆脱也很困难。当初她就是被皮耶“需要帮助的不快乐男孩”那一面所吸引，原本令她着迷的部分如今却让她吃尽了苦头。
▼
出现在家庭里的精神虐待会产生无法打破的相互联系，一代接一代传下去。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病态的精神虐待，它往往让周围人不易察觉，并会带来日益严重的伤害。
有时候，这种虐待躲在“教育的幌子”下。瑞士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谴责传统教育造成的伤害——其宗旨是破坏儿童的意志，以便将他们塑造为驯服、听话的人。儿童面对“成人压倒性的力量和权威，没有开口的余地，甚至被剥夺了知觉”，他们是无力抵抗的。
《国际儿童权利公约》（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Rights of Child ）认为，下列对待儿童的方式有损其心理健康：
·言语暴力
·虐待与贬损的行为方式
·拒绝给予爱与亲情
·不符合年龄的过度或不相称的要求
·相互矛盾或不可能做到的管教指示
家庭暴力绝对不会无害，施虐者会对其想要毁掉的孩子直接施暴，或通过间接的方式，让孩子受到不良后果的影响。
施暴者以间接精神暴力的方式想要摧毁的对象大多是配偶，最后却祸延子女。子女因为在现场，又不愿与被害的父母断绝关系，于是也成了受虐者。孩子被当作“那个人”的孩子而受到攻击。在这场与孩子无关的冲突中，他被召来当目击证人，连带承受所有加诸受虐者的恶意。而受虐者无法对施暴者正面抗议，就会把所有压抑的怒气发泄在子女身上。当父亲或母亲无止境地羞辱另一人，子女别无选择，只能自我隔离。他们不可能建立完整的自我，或是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假使他们无法靠自己找到解决之道，内心就会带着部分伤痛，而这伤痛日后还会重现。
恨意与毁灭的冲动会转移目标。施暴者因控制不了自己的病态行为，便把恨意从他厌恶的配偶转移到子女身上，使孩子成为他施虐的对象。
娜迪亚的父母在离婚前，习惯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暴力，挑起子女间的对立。家丑在这个家并不是秘密，却总是以阴狠的方式呈现。母亲比谁都清楚，怎样使用恶毒的字眼和迂回的谩骂，她的指桑骂槐在孩子的记忆中留下了有毒的因子。
娜迪亚的母亲自丈夫离开后，便独自带着最小的女儿丽雅一同生活，她怀疑其他子女是前夫的共犯。虽然丽雅仍然属于她，但是她怀疑有一个以丽雅为中心的巨大阴谋正在她的周围酝酿。当娜迪亚送生日礼物给丽雅时，母亲的回复是：“你妹妹和我谢谢你。”她把自己的怨恨与疑心传达给丽雅，并阻止丽雅与其他家人接触，这导致丽雅对于其他兄弟姐妹仍然可以见到爸爸感到愤愤不平。
娜迪亚的母亲不断抱怨自己的子女。她会赞美、恭维一个人，然后立刻收回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她总是在布网、设陷阱，好让大家知道，她才是胜利者。她构筑起一个引发罪恶感的体系，尽管每个孩子个性不同，却或多或少都能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
娜迪亚送母亲丝巾当圣诞礼物时，她会说：“谢谢你的丝巾，它的长度跟我拥有的其他条都不一样，刚好可以补齐！”或者：“你是我的孩子当中，今天第一个送我礼物的。”她的女婿自杀时，她的反应是：“反正他很懦弱，走了还比较好。”
娜迪亚每次见到母亲或是听母亲说话，都感觉像在做梦，而母亲所有的批评指责都让她无处可逃。她察觉到，她必须努力自保，才不会被扯得支离破碎。母亲每一次攻击都助长了娜迪亚的暴力倾向，她心生把母亲按在地板上的念头，好让她别再“作威作福”，认为世界上每个人都对不起她。这也让娜迪亚出现了胃痛和肠痉挛的问题。即使没跟母亲住在一起，通过信件或电话，她仍感觉到有一只很长的手臂伸过来紧抓着自己不放并想要伤害自己。
虐待式的操控会引起儿童与成人严重的身心失调，所以不论有什么理由，这种行为都令人无法接受和原谅。当父母各说各话而且立场完全相反，做子女的怎能有正确的想法？倘若这种心理疑惑不能由其他成人以常识加以化解，儿童或少年就有可能自我戕害。有太多这类例子，是当事人小时候受过亲属各种形式的虐待——比如乱伦，从而在长大后出现厌食症、暴饮暴食或其他成瘾的行为。
羞辱的言词及暗示，会形成负面制约或洗脑的情况。受此虐待的儿童不会抱怨遭到不当对待，反而拼命想要获得拒斥他的父母的认可，但终归得不到。他会因此产生负面自我形象（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并认为是自己罪有应得。
斯蒂芬很清楚，早在罹患忧郁症前，他就觉得自己很空虚、很被动。虽然他根本不喜欢吃药，却固定服药以掩饰自己的空虚无聊。
在青春期之前，斯蒂芬爱说话、有朝气、心情愉快，也是个好学生。10岁时父母离婚，他从此失去了天生的本性。他觉得父母都不欢迎他，弟弟决定跟着母亲，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跟随父亲。他成为父母离婚的人质。
斯蒂芬的父亲个性冷漠，从不满足，缺乏爱心，说话总是带刺，爱嘲讽伤人。他自己活得痛苦，也不愿周围人活得快乐。斯蒂芬从不告诉父亲他想做什么。待在父亲身边的只是斯蒂芬的影子，当父亲离开时，他心想：“我现在可以轻松了，还好没出什么差错。”
即使现在斯蒂芬已经成年，他还是很怕父亲。“假如我是他周围唯一有这种反应的人，我会觉得是我不正常，可是每个跟他接触的人都不愿与他讨论事情，因为怕跟他起争执。”斯蒂芬随时保持警觉，否则如果父亲骂他骂得太过分，他可能会失去理智。
他知道自己通常太容易向权威屈服，因为他受不了冲突；他也明白，即便到了这个年纪，如果他不对父亲让步，他们的父子关系也会破裂。而他尚未准备好去对抗父亲。
为人父母者手上握有逆来顺受的生命可供羞辱，正如他本人曾经或持续遭到羞辱那样。孩子的欢乐令人难以忍受，无论孩子做什么、说什么，都必须受到刁难，他们得偿还父亲或母亲所受的苦。
丹尼尔的母亲自己婚姻不幸，就见不得孩子快乐。她总挂在嘴边的话是：“人生是一堆狗屎，每天都是苦日子。不管你愿不愿意，养儿育女就是要牺牲，无法享受完美人生。”
她的脾气从来没有好过，所有接近她的人都会被刺伤。她发明了一种家庭餐桌游戏来锻炼子女，玩法就是有计划地取笑某个孩子，而被取笑的孩子必须忍住。这游戏带来不断重复的伤害，但没有严重到值得提起。孩子们甚至不确定那些话是不是母亲故意说的，还是她只是个性耿直。
她会用一种间接而迂回的方式，很认真地讲这个或那个孩子的缺点，她也会当着一个孩子的面不断诋毁另一个，以制造两个孩子的对立或误解。
她带着关切的表情，指责丹尼尔什么都做不好，将来也不会有出息。每当丹尼尔想表达意见，她一定毫不留情地打断他。丹尼尔长大后仍然躲不掉母亲的冷言冷语，他不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辩护。他说：“谁能对自己的妈妈说狠话！”他总是做一个相同的梦，梦到自己抓着母亲的肩膀，摇着她问道：“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坏？”
操纵子女十分容易。子女会帮所爱的人找借口，他们的忍耐没有限度；对于父母的所作所为，他们都能原谅，并把过错转嫁到自己身上。他们想要知道，也试图去了解，为什么父亲或母亲会那么痛苦。以受苦作为要挟是常见的操纵子女的手法。
赛琳告诉父亲她遭到强暴，准备告上法庭。因为她沉着镇定地提供线索，警方抓到了强暴犯，并将他送上法庭。她父亲的第一反应却是：“最好别向你妈提起这件事。可怜的她，这只会让她又多一个烦恼。”
维多利亚一天到晚都在抱怨胃疼。这让她有借口整日躺在床上，而且不必与丈夫做爱。丈夫被她冷落，她给儿子的解释是：“都是你这个胎儿太大，把我的肠胃给挤坏了。”
施虐者的配偶如果也受到施虐者的控制，就很有可能会在知晓孩子的苦楚后还站在施虐者这一边，并合理化自己的做法：我爱莫能助。子女很早就能察觉父母对自己的精神虐待，可是因为无法自立，还要依赖父母，而无法说出来。当受到虐待的父母一方因拼命想自保而退缩，只留下孩子单独面对虐待和拒斥，情况就会恶化。
艾格莎的母亲习惯性地要求子女为她所有的不快乐负责，同时也不忘抹去任何蛛丝马迹，让自己毫无罪恶感。她说话的语调不温不火，好像她的攻击都是孩子想象出来的。在这种家庭氛围下，孩子什么话都不会说，就算说出来也一概不会得到承认：“我可没怎么样，是你在发牢骚，胡乱编的！”
这种暴力仅会留下模糊的记忆。就算有机会说出口，也从来不是用直接的方式。艾格莎的母亲对此并不在乎，并且会巧妙回避正面对话。不过，当她要抱怨遗弃她的丈夫时，她就会说服孩子站到她这边。艾格莎被搅得混乱不安，无法确定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
孩子们知道，母亲床底下有个盒子，里面全是他们婴儿时的照片，但母亲说她全部丢掉了。有一天艾格莎鼓起勇气问她那个盒子的下落。提起那个盒子，是勇于质疑母亲强迫他们相信的事实的表现，是摆脱她掌控的一种方式。母亲回答：“我不知道，我去看看，也许……”
艾格莎觉得自己像个孤儿。她虽然有父母，但是那两个人形同陌路。她没有令人安心的肩膀可以倚靠。她必须一再将许多事情合理化，才能保护自己免受将来的打击。
直接虐待表现为父母有意或无意的拒斥。父母自我合理化的理由是：这么做全是为了子女好，目的是管教小孩。然而实情则是认为子女扰乱了父母的生活，因此要把孩子的内在摧毁，父母才能得救。
尽管只有受虐者感受到精神虐待，但其伤害是真实不虚的。子女感到痛苦，但是客观上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顶多是日常生活中稀松平常的态度或言语。人们会说，是孩子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然而，他们想要压制孩子的意志是确实存在的。
受到虐待的孩子会成为问题儿童。他们会令父母失望、头痛：“那个小孩很难教；他什么都学不会，你只要一转身，他就会给你搞得乱七八糟！”
施虐的父母在意的无非是孩子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孩子之所以令人讨厌，可能因为他在有问题的父母关系里所处的特殊地位（意料之外的孩子要为不情愿的婚姻负责），也可能只是他与众不同（有某种疾病或学习障碍）。他一出现就会引发父母冲突，于是他就成了必须教训和纠正的对象。
法国心理治疗师伯纳德·伦珀特（Bernard Lempert）将这种打击无辜受虐者的拒斥描述得很好：“在某些家庭，没有爱是一种系统化的虐待，重击着孩子，使他生不如死。那不仅是缺乏爱，更是有计划的暴力，孩子不但要忍受，还会将其内化，以致把加之自身的暴力转为自我伤害的行为。”
由此形成一种荒谬的循环：父母责备子女笨手笨脚，反会使他们更不灵光，距离父母的理想越来越远。孩子不是因笨拙而被贬低，而是因被贬低而变得笨拙。拒斥他的父母总会找到理由（尿床、成绩不好），来为这股暴力倾向开脱，然而暴力的成因在于孩子的存在本身而非孩子的行为。
日常生活中，这种精神暴力常见的表达方式，就是给孩子起可笑的绰号。莎拉忘不了15年前，她年纪还小时，父母叫她“垃圾桶”，因为她胃口很好，每顿饭都吃得一干二净。后来她体重过重，不再是父母的理想女儿。父母不但不帮助她控制食欲，反倒试图加倍打击她。
有些孩子天生在某方面比父亲或母亲强得太多：太聪明、太敏感、太好奇。父母为掩饰自身的不足，便抹杀子女最大的长处。对孩子的成见隐藏着暴力的性质：“你这孩子一点用也没有。”结果孩子真的变得愚蠢、古怪、讨人厌，父母就有很好的理由不善待他。父母打着管教的幌子，浇熄了自己欠缺但孩子拥有的生命火花。他们粉碎孩子的意志和批判精神，从而使孩子无法评断父母。
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孩子感受最深的是自己达不到父母的期待，或者就只是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他们对令父母失望、让父母颜面无光、不如父母期望的那么好这些事实倍感愧疚。孩子会满怀歉意，一心想要弥补父母的自恋情节。然而这注定会落空。
艾瑞儿虽然知道自己工作能力很强，却完全缺乏自信。她经常会眩晕和心跳过速，她认为那是重度忧郁使然。
她向来与双亲沟通不良，特别是和母亲海伦的关系很糟。艾瑞儿觉得母亲不爱她，可是她不怪母亲，只怪自己排行老大，因此站在承受母亲虐待的第一线。
她认为自己与母亲的关系很矛盾，她会从母亲那里得到不清不楚的信息，她不懂那些信息的含义，也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有人告诉她，她是父母起争执的原因，她便从此有了罪恶感，甚至写辩解信给父母。
艾瑞儿能感觉到母亲对她的负面制约，那就像洗脑，目的在于贬损她。母亲用扭曲的语言，字字句句隐含着曲解，使女儿不得翻身。海伦狡狯地利用第三者挑起冲突，或是以讥讽颠倒是非。凡是母亲提出的建议就是权威；只要出任何差错，母亲必定让艾瑞儿觉得是自己不好。艾瑞儿总是紧张兮兮，不断自问做得对不对，千万别让妈妈不高兴。
某日她发现一封母亲生日那天她写给母亲的信。信被钉在母亲的衣柜上，日期下划了线，空白处潦草地写着：“晚了一天！”艾瑞儿只能说：“我做什么都不对。”
精神虐待会对家庭造成可怕的伤害。它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侵蚀感情和人格。施虐者隐匿暴力的手法常常十分高明，他们甚至会被当成善良的人。这种有害身心的过程会在第三者加入时更显得扭曲，那通常是父母中的另一人，他/她也会不自觉地遭到控制。
亚瑟的妈妈尚塔尔对他寄予愿望，可是爸爸文森却不这么想。文森把婴儿推给妻子去照顾，他认为那是女人家的事。当他觉得妻子花太多时间在儿子身上，就会挖苦她：“你把那小鬼当成宝贝了！”这句话看似无伤，尚塔尔也认为很正常，但是那语气听起来，让她感觉“好像做错事被逮到一样”。
又有一次，她替亚瑟换尿布时，一边唱歌给他听，一边亲吻他的小肚子。站在房门口的文森就说，很多妈妈在儿子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做出有乱伦嫌疑的举动。尚塔尔虽然开玩笑地答道，他这么说并不恰当，不过此后只要文森在附近，她面对儿子时就没有那么自然了。
文森对育儿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孩子哭闹时一般不必理会；只要吃得饱，尿布也换了，要哭就随他哭。大人不需要因为有小孩而改变居家环境与摆设，孩子要学习不乱摸乱碰，警告时就用力拍他的指关节。亚瑟是个可爱又好带的婴儿，却经常受到狠心的对待。
亚瑟的脸颊圆滚滚的，所以爸爸叫他“肥小鬼”。这令尚塔尔很生气。尽管她一再恳求，他依然我行我素，即使在称赞儿子时仍用这个称呼。文森对她说：“只有你那么介意。你看，他在笑。”家人朋友都对此抗议，文森却照样用这个绰号。
后来亚瑟在练习大小便时不是很顺利，直到上幼儿园前，他都会尿在身上，晚上尿床的情况也持续很久。文森为此怒不可遏，直接打亚瑟的屁股。他在尚塔尔面前毫不掩饰怒气，尚塔尔害怕他冷酷的怒火会发泄在孩子身上，最后就变成是她打亚瑟的屁股。她当然觉得很内疚，并责怪文森太严厉。文森却冷冷地回她：“打他的可是你。有暴力倾向的是你！”尚塔尔走进儿子的房间，抱起他，安抚他，其实她也在安慰自己。
施虐的父母并不会真的动手杀死孩子，只是会不断贬损他的人格，直到孩子变得一文不值，宛如不存在。父母借此虚伪地维持良好的自我形象，孩子却丧失关于自我价值的意识。“当暴虐发生在家庭里，造成个人绝望，虐待便达到目的：让人感觉失去灵魂，仿佛行尸走肉。我们在这类案例中必会发现共通点：无痕迹、不流血、没有尸首。失去灵魂的孩子仍然活着，一切如常。”
即便父母的暴力行为很明显，仍会因为缺乏证据而无法在法庭上告发。
朱丽叶虽然是父母宣称都想要的孩子，可是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她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她一出生，只要发生不好的事，都是她的责任。如果她不乖，是她的错；如果家中有事不顺遂，也是她的错。不管她做什么，都会被责骂。她一哭，就会遭训斥、挨耳光：“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哭了！”如果她不回应，就会被骂：“我们觉得你把爸妈的话当耳边风！”
父亲甚至嫌弃她到了如此地步：在她9岁那年，有一次全家到森林里野餐，事后“忘了”带她回家。有人发现了她并报警。父亲却不当回事地解释：“我该怎么办？这孩子完全不听话，一天到晚乱跑。”由于朱丽叶吃得好、穿得好，没有当外人面挨打，所以尽管她显然应该离开父母，但是社会福利机构并未接管这个案子。她的母亲顺从跋扈的丈夫，却也设法补偿和保护女儿。她尽力抵抗，并扬言要带女儿一起走，可是她没有任何外在资源，只能维持着与这个恐怖男人的婚姻。
朱丽叶虽然遭到虐待，却很爱爸爸。当旁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形时，有时她会答：“妈妈总是在闹，她说要离开，但还是一直留下来。”
保护精神受虐儿童唯一的方法，就是带其脱离受虐的环境，否则其人格会被逐渐腐蚀，灵魂深处的核心会死去。孩提时代留下的恶因，在成年后会不断重现。
就算不是所有的受虐儿童日后一定会成为虐儿的父母，恶性循环却已形成。每个人都可能把内在的暴力施加于别人身上。爱丽丝·米勒告诉我们，受掌控的孩童或成人，久而久之会忘记自己遭到的暴力：求知的意愿必须被抹去，但是受虐症候群会重复出现在他们身上，或是发泄到别人身上。
父母并非只会向子女传递正面价值，如诚实与尊重他人；父母也可能以希望孩子足智多谋为借口，教导他们如何猜忌别人及玩弄法律，最狡猾者才能胜出。在崇尚胆大妄为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奸诈著称的家族“英雄”。他们不会为犯法感到羞耻，而认为犯法被抓到才可耻。
除了磨灭孩子的人格、使其丧失自我的虐待暴力，有些家庭还弥漫着不健康的氛围，容易出现暧昧的表情、性暗示及不正常的感情。这种家庭的世代界线模糊，普通感情与性混为一谈。严格说来这不算乱伦，而是精神分析师拉卡米耶（P.C. Racamier）所谓的“准乱伦”。准乱伦是一种气氛：有乱伦的暗流，但并未发生实际的乱伦行为。我会称之为“软性乱伦”。父母并没有做违法的事，却存在着表面上看不出来的邪恶行径：
·母亲向12岁的女儿诉说丈夫在性方面有哪些缺点，并拿他的性特征与她过往的情人比较。
·父亲要女儿固定当他的不在场证人，在他与情妇幽会时，要女儿陪着并在车里等待。
以上的态度会促成危险的共谋氛围。世代间的区隔不受尊重，使孩子不能做个孩子，被迫当起成人性活动的见证者。这样的毫无避讳常被看成时髦、“跟得上时代”的作风，而不被人在意。受害儿童无法自我保护，要是抗议，大人还会笑着说：“你太大惊小怪了！”这等于逼孩子否认自我，若孩子不想变得精神错乱，就必须退缩并接受自己原本觉得不道德的原则。矛盾的是，这种散漫的道德观可能与严格的戒律并存，比如要求女儿洁身自好等。居心不良的掌控机制让受虐者看不清真相，也就无法制止这种精神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