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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粮食供求日益偏紧，粮食危机的隐患越来越大，确保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基础不同，自然资源禀赋各异，粮食安全战略选择差别很大。系统地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三种不同类型的粮食安全战略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根据“人地关系”特征，将世界主要国家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人少地多型国家。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人均耕地面积大，粮食产量高，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这些国家的玉米、大豆、小麦等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粮食生产上，人少地多型国家多采取大规模农场式的经营方式，现代农业的实现方式也以资本替代劳动为主。由于土地资源丰富、粮食供给的压力较小，这些国家的粮食供求矛盾主要侧重在如何保障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内粮农收益的稳定性。因此，人少地多型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一般是通过相对完善的法律手段和市场自我调节来实现的，很少采取行政干预手段。
第二类是人多地少型国家。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人均耕地面积较小，粮食自给率较低，是世界主要的粮食进口国。它们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在于如何为国内农业提供支持和保护，尽量提高粮食自给率并稳定国际粮源。由于长期面临粮食危机的挑战，人多地少型国家历来多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食物安全。一方面，政府支持下的农业科技发达，且多以节约土地和水资源的集约化经营模式为主要取向；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高额的农业补贴、严格的农地保护和完善的粮食流通、贸易体制等手段全方位保障国家食物安全。
第三类是人地平衡型国家。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人地矛盾不是非常突出，人均耕地面积处于世界中等水平，粮食供求总体保持平衡。随着全球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国际粮价波动日益加大，人地平衡型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当前，它们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在于，如何确保国内粮食市场的稳定和供求的均衡，其具体措施主要是在备受争议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下构建的，主要特点是对内通过巨额补贴维持粮价稳定，对外实行农产品贸易保护。通过内外“两手”齐抓，这些国家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市场，而且保证了欧盟的粮食安全。
总结世界各国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经验，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无论“人地关系”是否紧张，保障粮食安全一直都是各国农业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第二，种类繁多、相互补充的政府补贴是各国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第三，与自然资源禀赋相协调的农业科技和经营体制是各国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第四，完善的粮食市场与贸易政策是各国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第五，符合WTO规则的灵活且有针对性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政策是各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补充。
2．国际经验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启示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不仅人多地少，而且人多水少，农业资源环境约束非常大。农业生产条件的地理差异巨大，农业资源分布的时空不均衡问题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总量有限、分布不均的资源条件下，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保障之路。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总体上实现了三个转变，即由传统的单一粮食观向多元化食物观转变，由“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地”、“藏粮于市”和“藏粮于民”有机结合转变，由一般化抓粮食生产向重点抓粮食主产区和优势产区转变。但是，由于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步减少，水资源短缺矛盾显现，供求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矛盾加剧，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国际粮价冲击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我国粮食安全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从世界主要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经验中，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我国粮食安全必须坚持“立足国内生产，实现基本自给”的原则。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也应当是世界上最需要重视粮食安全的国家。如果中国不能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那么社会繁荣和稳定就无从谈起，甚至连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可能无法保障。大家知道，这两年，中东很多政权被颠覆。我们不去深究其他原因，单看这些国家的“饭碗端在谁手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例如埃及，它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粮食自给率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埃及人的主食是大饼和面包，都是小麦面粉做的。2009年以来，它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小麦进口国，在穆巴拉克因为政变下台之前，埃及的小麦自给率低于40％，7 500多万人口中6 400多万人的口粮是国家定量配给的。饭碗端在别人手里，社会稳定就端在别人手里！此外，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还兼有社会保障的重大意义。农民进城打工，如果工作丢了，那么可以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有事做，有饭吃，这对社会稳定的意义十分重大。2008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等于是一种社会保障，否则，农民工大量滞留在城市，会带来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根据目前我国的粮食消费水平和世界粮食贸易规模，我国粮食自给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多消耗世界粮食贸易的两个百分点。如果我国更多地依靠粮食进口，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全球粮食“恐慌”，给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借口。再者，如果大量进口粮食，那么海运的成本和风险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此，立足国内的原则不仅是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的需要，而且在经济上也符合成本最小化原则。
第二，在立足国内供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尤其应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通过农业合作实施优势互补，增加和补充我国的粮食供应。例如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以全国农协联合会和综合商社为中心，在海外搞农业开发，把在海外生产的谷物直接运回日本。我们国家搞农业“走出去”还有更进一步的国际政治意义，到海外搞农业开发，援助亚非拉国家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保障它们的粮食安全。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实施中国特色的农业对外援助。
第三，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有机统一。要健全和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其他政策扶持。例如美国，它的农业法案里面特别强调，要给农民提供一种收入的安全网。这不仅是要支持粮食生产，而且是要给农民提供一种收入支持。美国农民的收入40％来自农业补贴。再看我国，2002年开始搞种粮补贴试点，2004年全面推开，现在已经有“四补贴”，每年1 000多亿下去，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200多元人民币，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不到。农民种粮积极性很难可持续保障。因此，在发放补贴的同时，还要注意价格支持，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另外，要给农民提供优质低价的社会化服务，农民现在种地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太贵，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做到种粮少花费，甚至不花费呢？当然，这个补贴政策要在WTO的框架下，用足、用好。
第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世界各国都把加大农业科研和推广投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作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点。美国的农业教育、科技和推广是“三位一体，政校合一”的。美国农业部农业合作局和农业推广局是联邦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重要机构，联邦政府在各个县都有派出机构，负责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提供服务。美国的州立大学农学院是大学系统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重要机构，州立大学有很多附属的农业实验站和合作推广站，这样，农业科研成果就能够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我国受土地和水资源的约束，未来实现粮食持续增产的根本出路也在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说到底，就是提高单产水平。主要就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开发新的种子，研制新的肥料，提升灌溉技术等，还要把技术切实推广下去。
第五，健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粮食立法工作。例如日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就制定了《粮食管理法》，对粮食批发、零售、加工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这部法律非同小可，在日本大米实现自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的粮食法也在不断修订。立法是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当前，中国的第一部《粮食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通过。同时，还要深入研究，制定涉及粮食价格保护、粮食储备机制、预测预警体系建设等的配套法规，并适时予以修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