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年仅8岁的小玄烨从自小长大的温馨住所，搬到了祖母的慈宁宫。这时的小玄烨无疑是众位皇孙中最受祖母疼宠，同时被寄予厚望的宝贝。这对最尊贵的祖孙的交谈已经超越了旧日关于读书写字、起居言行的话题，祖母对孙儿的教导更多地放在了如何做一位君主，如何处理政事、任用人才，如何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上。
登基大典过后，小玄烨每一次上朝，都只是端坐在龙椅上，听着耳边山呼“万岁”的声音，俯瞰着底下行礼如仪的文武百官。他还听不懂文武大臣们商讨的军政大事。他做的最多的还是依照礼仪官的引导，参加礼仪性的活动。至于平时的政务，大部分仍然要靠四位辅政大臣商讨决定，而分外重大的事件则由四位辅政大臣奏请太皇太后处理。而他这个皇帝，不过仍然是坐在龙椅上的傀儡。
很快便出了“国丧”期，朝野上下都换下了丧服。日子一天天过去，清朝廷在新体制下渐渐趋向稳定。
清兵的征战似乎并没有受到皇位交替的影响，一封封捷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京城。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的春天开始，朝廷任命贝子洛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和洪承畴一同出兵湖南；平西王吴三桂封为平西大将军，和都督李国翰经由汉中、四川两地向南推进；都督卓布泰封为征南将军，和提督钱国安一同出兵广西，兵分三路包围了南明的永历政权，8月份，四川、贵州等地先后平定。之后，又任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领三路人马出兵云南，并在顺治十六年的正月初一（公元1659年1月23日）这一天，在昆明成功会合。永历皇帝经过一年多的逃亡，已经没有了庇护之所，最后于三月份逃入了缅甸，当时他身边只跟随着不到1500人。次年四月，吴三桂奏请朝廷，要出兵缅甸，消灭永历帝残余势力。但是因为在中缅交界地带遭到了永历帝的部将白文选、李定国等人的全力反击，以及顺治帝猝然驾崩，致使吴三桂直到顺治十八年的年末才进入缅甸。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三月，永历帝被捉住并押到了云南，同年四月十五日（公历6月1日），吴三桂在昆明用弓弦将其勒杀。当时康熙即位不过一年多，大规模的反清活动基本上就都已经被平定了。朝廷对此十分欣喜，以“大勋克集”为名，发布了诏书。
东南沿海地区，郑成功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战争。于顺治十六年六月（公元1659年8月），郑成功和张煌言趁清兵攻打贵州之际，集合了17万兵马从长江口攻入，夺取了瓜州和镇江，驱兵直入南京；张煌言率领的大军接连攻克了芜湖以及安徽四府、三州、三十二县，震惊了整个东南地区。顺治帝接到战报后惊慌失措，甚至想要撤回东北去，被百官劝阻后，又动了御驾亲征的念头，最终因汤若望劝谏未能成行。后来，两江总督郎廷佐用缓兵之计拖住了郑成功，成功攻克贵州的梁化凤率部属回军攻打郑成功，于八月份将其击退。同年年末，郑成功在厦门地区击败了前来围剿的清兵，但是他感到大陆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就设法谋取台湾来作为自己的根据地。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四月率大军攻打台湾，与当时岛上已经盘踞了38年之久的荷兰士兵交锋，并消灭了数百人，荷兰总督揆一不得不投降。郑成功收复了台湾后，将赤嵌城定为了东都明京（也就是现在的台湾省台南市西安平港）。下设一府二县，让士兵和百姓开荒种田。康熙登基不过短短几个月，最大的反清势力就退到了台湾，清政府自然欢庆了一番。不过为了提防郑成功重新攻打清廷，四辅臣于八月份颁布了“迁界令”，强迫福建、广东、江南及浙江等四省沿海的88万居民分别往内陆迁移三十里。滨海的房屋、村庄以及船只统统被烧毁，居民禁止下海，并且筑起了长墙，立定了界石，还修建了塞墩，令士兵严加防守，凡有越界的悉数被处死，导致被迁移的百姓“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辗转待毙，惨不堪言”。
即使在明清战争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清政府的统治者依旧深受“马上得天下、下马治天下”这一政策性转变问题的困扰。虽然自清兵入关后，18年来，多尔衮和顺治帝两代人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是战争和杀戮一直没有停止，以损害汉族人民的利益来奉养八旗贵族的统治政策也仍在施行，导致满汉矛盾异常尖锐。在这个问题上，太皇太后看得非常透彻，一有机会她就会给孙儿康熙帝讲“得众则得国”的道理，并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
一次上朝时，太皇太后当众问康熙帝有何心愿，他答到：“惟愿天下平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得到了文武百官的一致称颂。
接下来，应该谈一谈四大臣辅政了，因为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来说，大臣辅政都是一种新模式，和摄政王相比，辅政大臣有以下三个特点：
地位不同：摄政王都是宗室中人，是皇帝的长辈，自己又执掌一旗，很容易凌驾于皇权之上。拿多尔衮来说，他既是皇帝的叔叔，也是正白旗的旗主（多尔衮去世后，皇帝将其收归已有，属上三旗），而且他的亲兄弟多铎和阿济格领镶白旗，相当于他执掌两白旗，和皇帝的两黄旗势均力敌。况且，两黄旗中也有依附于他的大臣。而辅政大臣，虽然也是功劳卓著、身份显赫（担任内大臣及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同时还有公、伯、子等爵位），但是他们终究不是爱新觉罗皇室成员。他们和太后、皇帝之间的关系，除君臣之外，也有旗主和旗员的从属关系。四位辅政大臣也对外承认太后、皇帝女主及幼主的身份。所以，和摄政王相比，辅政大臣没有底气藐视太后和皇帝，从而擅自专权。
和皇帝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下五旗的诸王贝勒虽然是皇帝的亲属，但是他们通常更重视本旗的发展以及个人的权势，对朝廷的利益以及皇帝的地位却很少关注。辅政大臣和诸王不一样，他们不仅是皇帝的臣子，同时也属于上三旗，他们和皇帝之间，在朝堂上属君臣，在朝堂下如父子，二者休戚相关，若是皇帝的地位动摇，他们的地位也会大大下降。因此，和诸王相比，他们虽然不是爱新觉罗皇室成员，却往往对皇帝更加忠诚。
职能和权力不同：“摄”即代理的意思，摄政也就是代替君王执行皇权，摄政王能独自处理军政大事。因此，摄政王时期所谓的皇帝谕旨，其实往往不反映皇帝意图，而是摄政王的命令。辅政大臣则完全不一样，其职能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和幼主一起听政。同时，为了预防出现个人独断专权的现象，四位辅政大臣必须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则，并明文规定了：“凡欲奏事，共同启奏”。也就是说不能独自一人觐见皇帝或太后，亦不能独自决定政务，必须经过共同商讨、向皇帝或太后请示后，以皇帝或太后谕旨的名义发布。所以，辅政时期颁布的皇帝谕旨，即使加进了辅政大臣的个人意见，也是经过太后和皇帝首肯的，大多还是太后和皇帝的意思。
看来，摄政王权势过大，幼帝和太后都容易遭受压制和排斥；然而辅政大臣却能够有效预防诸王干涉朝政，从而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同时也能让太后真正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中来。由此可以看出，相比于亲王摄政，四大臣辅政体制更加有利于太后辅佐幼孙坐稳皇位。
这一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和八旗制度的变化不无关系。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正月，顺治帝福临亲政后，在商议处置已经过世的摄政王多尔衮时，将正白旗收归皇帝，和天子手中原本掌握的两黄旗合为上三旗。上三旗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装备精良、实力雄厚，这是下五旗不能与之相比的。从上三旗选拔辅政大臣，标志三旗的联合和统一，十分有益于稳定形势。同时，下五旗日渐式微，特别是上一辈的宗室成员相继离世，继位的诸王贝勒大都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战功，也不通俗务，很难让人心悦诚服，更没有人能当得起摄政王的重任，因此四大臣辅政也是大势所趋。
四位重臣辅政的方针，实现了太皇太后以及幼帝、四位大臣的联合统治。政事无论大小都先由四位大臣共同商讨，然后奏明太后请其决定，而幼帝则和辅政大臣一同听政，逐渐成长到能够对一些政事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决策中占据一定的分量。所以，大臣辅政时期，特别是辅政初期，颁布的种种政策和措施中，大部分都是值得肯定的。比如，顺治十八年二月新出的规定：撤销内官十三衙门，重新设立内务府，从上三旗包衣中挑选重要官员，只留用少数太监，剩下的“俱永不用”，这一举措在防止宦官干政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三月末，以外藩诸事责任重大，“今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为由，做出了重新设立理藩院的决策，并且增加了它的职能和权力，供职官员“不必兼礼部衔，仍称理藩院尚书、侍郎”，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自顺治十八年开始，清政府在台湾郑氏的问题上开始采用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致力于招安之事，并获得了成功。此外，康熙三年（11664年）颁布政策，禁止继续圈地，并做出了“民间地土，不许再圈”的决定；次年，又对《逃人法》进行了修改，将严禁讹诈列为定例，对窝主从轻处罚，以达到“使逃人可获，奸棍不得肆恶，小民不受诈害”的目的。以上政策在缓和汉族地主和满洲贵族的矛盾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康熙帝亲政之后，这些政策大都被继续沿用，并且加以发展和完善。
不过，四大臣辅政的制度也有许多弊端，显而易见，所谓的四大臣辅政，除了依旧效忠于皇室之外，其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满清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并未全部沿用顺治帝时期致力于缓和满汉两族矛盾的方针政策，因此对待民间的不满言论上，自然只能不计后果地使用种种强硬的手段。他们所拥有的经验大多是从马背上得来的，冲锋杀敌，强弓劲弩，让他们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唯有使用武力及暴力才能让一切臣服。虽然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全国上下暗藏着一股难以用弓箭刀矛制服的力量，却因为最基础的文化素养不够，而无法在朝野大定的大背景下转变以往的经验，从而找到更恰当的治国方针。他们都是行伍之人，历史决定了他们只能担当过渡人物的角色。
四大臣虽然说是辅助幼帝处理政事，其实却是代天子行使权力。只要是四位辅臣已经决定的或者尚未决定的军政大事，都会用“辅臣称旨”的名义，向诸王、贝勒、大臣会议以及各部院、地方督抚下达谕令，或者使其商议上奏，或者命其执行，所以“辅臣称旨”就等同于诏令，不能违背。不过事无大小都必须由四位辅臣集体商议决定后，一同上奏皇帝，独自一人是不被允许上疏或觐见皇帝的。当时康熙帝尚且年幼还不能处理政务，孝庄太后又不肯垂帘听政，平日国家的最高权力自然就由四位辅臣代行。从形式上来看，四位辅臣的位次有先后之分，同时又采用共同辅政、集体制约的方法，来维持权力之间的平衡。然而，由于四位辅臣自身的权势、能力及地位发生的变动，以及各位大臣之间利益关系的冲突，从而形成联合或敌对的关系，就难以规避个人操控朝政，进而独断专权的局面。
苏克萨哈原本出身于多尔衮所领的正白旗，之后因为第一个站出来指证多尔衮意图谋逆的反戈举动，而得到了顺治帝的器重。同时，多尔衮所领正白旗也和正黄旗、镶黄旗一同归到了“上三旗”。然而，黄、白两旗之间的历史积怨并未消除。多尔衮当权时，出身两黄旗的索尼、遏必隆、鳌拜等大臣都曾遭受打压，在顺治帝亲政后三人深受信重，他们自然而然会结成联盟，和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相互对立。
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资历最老、威望最重，在朝班中位居首位。不过他年事已高，体衰多病，精力不够充沛。遏必隆为人懦弱，遇事没有主见。苏克萨哈位居朝班第二位，才识出众、明敏通达，自身能力比其余三位辅臣都要高。他擅长与人结交，只要是有才能的汉族官员，他都会虚心结交，将其收归门下，同时把结交的汉族官员记录在文札中，并收藏好，以至于“积之盈箱”。鳌拜是历经三朝的重臣，战功卓越，他居功自傲，“意气凌轹”，文武百官“多惮之”。他权欲极重，在朝班中的位次却在最后，心里非常不满。他和苏克萨哈虽然是姻亲，然而在商议政事时，二人却常常意见相左，最终结下了仇怨。在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份，孝庄皇太后有意将内大臣噶布喇的女儿，即索尼的孙女赫舍氏册立为康熙帝的皇后，“苏克萨哈嗔怨年庚不对，曾经掣肘”，加深了他和索尼之间的仇怨和嫌隙。况且其余三位辅臣原本就将苏克萨哈当成异己。鳌拜非常明白，四位辅政大臣里，只有苏克萨哈是挡在仕途上妨碍他往上爬的绊脚石。他决定凭借自己在辅政大臣之间所占据的绝对优势，打压苏克萨哈所属的正白旗势力，从而扳倒苏克萨哈、逐渐达成个人专权的目标。
所以，鳌拜就以从前多尔衮于关内分定圈地时一味偏向正白旗、极力压制天子所领两黄旗之事为切入点，从中煽风点火，处心积虑想要再次挑起两黄旗和正白旗之间的矛盾及斗争，以此压制正白旗势力以及苏克萨哈。
清军入关之后，曾经在京畿周围五百里内进行圈地，将其分给从东北而来的诸王、重臣以及兵丁等众，原本定下八旗地土，遵照左、右翼的顺序序进行分配。那时，睿亲王多尔衮有意留驻永平，就下令将永平的地土留下而没有圈。并且又把应当属于镶黄旗的左翼且临近河北省永平的蓟、遵化、迁安等州县的比较好的土地，分给了自己所领的正白旗；而将原本应分给正白旗的位于右翼之末的隶属于保定府（当时政府在现在的保定市）、河间府（当时政府在现在的河间县）以及涿州府（当时政府在现在的涿县）的雄县、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及容城等县比较差的土地，分配给了天子亲领的镶黄旗。镶黄旗的官兵对此事非常不满。多尔衮去世后，镶黄旗里就有人议论他分配土地时有所偏向不够公平。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也听到了一些黄旗人的议论，对此他并未出言。然而鳌拜却认为这里面暗藏着机会，打定主意要把已经分配好的黄、白旗的土地，重新进行调换、分配。索尼和遏必隆两位大臣也顺势附和鳌拜的意见。接着鳌拜私下鼓动旗人向户部呈文请其把位于蓟、遵化及迁安的正白旗所属屯庄拨给镶黄旗，并将保定府、河间府及涿州府等地属于镶黄旗的屯庄调换给正白旗。要是调换的土地不够，再另外圈民地补足。时任大学士兼管户部尚书的苏纳海看了旗人的呈文后，立即递了奏疏说：“圈地分定已历二十余年，旗人安业已久，且康熙三年，又奉旨不许再圈民地，请将八旗移文驳回，立罢换地之议。”
苏纳海出身正白旗，他的奏折一下子就激起了鳌拜心中的怨恨和愤怒。鳌拜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及优势地位，采取合法的手段，扩大旗地纠纷的规模，从而营造巨大的声势，步步为营，将抗旨不尊的罪名加在苏纳海头上，意图先把苏纳海除掉。
接下来，鳌拜等辅政大臣向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及科道会议下达谕令，命其就换地的主张和苏纳海的奏折进行商讨并上奏给皇帝。康亲王杰书等人议复，旗地中共有十五万四千多垧沙压水淹地，之前佐领还没有踏勘清楚，等踏勘之后登记造册再行商议。
之后，鳌拜等辅政大臣派遣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户部满汉尚书、满侍郎一员、都察院左都御史及满左副都御史一员以及文科给事中或满或汉每科各一员，一起前往进行实地踏勘。接着，鳌拜依照都统固山贝子温齐等人查看后上报的情况，以“辅臣称旨”的名义向户部下达谕令说：“今各旗以地土不堪具控。据都统踏勘复奏，镶黄旗不堪尤甚。如换给地亩，别旗分已立界截圈，不便更易。惟永平府周围地亩未经圈出，应令镶黄旗移住。且世祖章皇帝遗诏，凡事俱遵太祖、太宗例行。今思庄田房屋应照翼给予，将镶黄旗移于左翼，仍从头挨次配给。至各旗不堪地亩，作何分别，圈占土地，作何补还，镶黄旗移出旧地，作何料理，著户部一并酌议。”户部只能按照“辅臣称旨”的谕令，商讨并决定了两条八旗圈换土地的建议。一议“镶黄旗近圈顺义、密云、怀柔、平谷四县之地毋庸拨完外，其在左翼之涿州、雄县、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容城等处地，应照旧例，从此挨次拨换；将正白旗通州、三河迤东大路北边至丰润县地、永平府周围留剩地拨给镶黄旗，如不敷，将遵化至永平路北夹空民地圈给。其正白旗所撤通州迤东之地，亦应以永平周围地内拨补，不敷，将北夹空地、滦州、永定县民地拨给。”一议“镶黄旗既有顺义等四县地，应将所移涿州壮丁，即于顺义等处民地拨给，其河间等七县所移壮丁，应将正白旗、蓟州、遵化等地拨给，不敷，将夹空民地拨给。其通州、三河、玉田、丰润等处地仍留正白旗。”上奏后，鳌拜等辅政大臣称旨：“镶黄旗涿州壮丁移于顺义等县，依后议。其前议将正白旗通州迤东大路北边给予镶黄旗，南边留与正白旗之处，俟秋收后，差员将正白旗满洲地、投充人地、皇庄地丈量明白，取具实数，酌议分拨，余俱俟镶黄旗迁移事竣，具题请旨。”调换圈地的指令确定下来后，鳌拜马上派遣苏纳海、侍郎雷虎，和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及巡抚王登联一同商议圈换土地。苏纳海等四人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往蓟州等地，丈量田亩。他们露宿在帐篷中，每天监督、率领众属僚，和户部官员以及旗下章京一起在野外忙着测量土地，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依旧“茫无头绪”。那时，不管是旗人还是汉人一听到圈地换地，“人心惶惶，旗下原来得到好地的，更害怕迁移”，调换之后的土地，“或因新圈地土瘠薄，反不如旧得原地肥美者；或因本旗旧地不堪，今圈得新地，仍最不堪者”。各旗的官丁判断、挑选土地肥瘠，“皆呶呶有词”，一天下来都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正值隆冬天气，各旗的官员带着下属走乡串村，在庙宇茅屋中停留，等待、监督调换圈地，贫苦的百姓却不得不离开庐井茅屋，在冰雪天地中带泪迁移，“号泣之声，闻于数里”。尤其严重的是，颁布拨换令那天，正好是秋耕时节，住在蓟州、遵化等地方圆四、五百里之内的旗民，听说将要进行土地拨换，就将等待耕种的田地“尽抛弃不耕”，史书记载：“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一时间，“勘地之扰”议论纷纷。这些流言传到紫禁城里太皇太后的耳中后，太皇太后对四位辅臣勘地扰民的行为进行了申饬。当时，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先后上疏皇帝请求停止圈换土地。朱昌祚说道：“臣等履亩圈丈，将近一月，而两旗官兵，较量肥瘠，相持不决，且旧拨房地，垂二十年，今换给新地，未必尽胜于旧，口虽不言，实不无安土重迁之意。至被圈夹空民地，百姓环心朔失业，尤有不忍见闻者。”他在奏折里特意指出：“若果出自庙谟，臣何敢越职陈奏，但目睹旗民交困之状，不敢不据实上闻。仰祈断自宸衷，即谕停止。”很明显，朱昌祚在奏疏中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鳌拜。直隶巡抚王登联也上奏道：“旗民皆不愿圈换。自闻命后，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弃不耕，荒凉极目，亟请停止。”
鳌拜知道二人上疏后十分震惊，又看到被派去换地的镶黄旗户部官员和旗下官员都已经返回了京城，户部尚书苏纳海到地方一个多月，也未开始进行调换土地的工作，怀疑苏克萨哈和苏纳海等人已经结成同盟消息直达宫掖，十分担心这一次的谋划落空。他心下暗忖，苏纳海出身于正白旗，朱昌祚出身于镶白旗，二人“与苏克萨哈系一体之人”。如果先把他们二人“灭戳”，砍掉苏克萨哈的一手一足，之后再攻讦苏纳海，他的谋划肯定能够成功。鳌拜打定主意后，立即借“辅臣称旨”之名，下达了谕令：“总督、巡抚俱各有专任职掌，这地土之事，但应照所委料理，将已定之事，越行干预，纷更具奏，事属重大，著吏、兵二部会同议处。”然后，他又急切地令吏部和兵部从速派人把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及巡抚王登联三人逮捕治罪。另外，又差侍郎巴格前往处理圈换土地一事。吏部和兵部遵照鳌拜的谕令，逮捕了苏纳海等三人，并且马上做出了决定：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是专门负责土地圈换的官员，却一而再再而三因为观望致使延误，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奉旨办事，却未遵旨办理，反而委行更改，应把三人一同革职，交付刑部议罪。鳌拜等人立即表示同意，就把三人提到了刑部宣判罪名。刑部判苏纳海、朱昌祚以及王登联三人都不允许折赎，受一百鞭，除了妾之外，家产全部没收，按照兵丁的待遇给他们留下些许财产。
自从调换土地之事被提起，康熙帝看着先后发生的事情，读了刑部做出的判决，心里已然清楚苏纳海、朱昌祚及王登联等人一直坚持拒绝土地圈换，竭力阻止鳌拜施行自己的意图，激怒了鳌拜，鳌拜一定要将三人置于死地才能甘心。因此康熙帝特意召四位辅臣觐见，赐坐询问此事。鳌拜坚持苏纳海应该处以严刑，索尼、遏必隆都同意鳌拜的主张，苏克萨哈清楚鳌拜在黄、白旗之间挑起换地争端，严厉惩办苏纳海等人，打压正白旗的势力，最终的矛头指向的都是自己。他沉默地坐在康熙帝跟前，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最终，康熙帝“未允所请”。鳌拜费尽心思，挑起了这场换地风波，朝野上下，沸反盈天，人尽皆知。他说什么也不能听从这稚子皇帝的决定，终止换地之议及对政敌的严惩，从而让自己的权势受到打击。他竟然罔顾康熙帝的意见，给苏纳海等三人安上了“迁延藐旨”、“妄行具奏”等项罪名，假传诏令把三人“俱著即处绞，其家产籍没”。假诏书下来时，苏纳海正关押在刑部，他一眼看到两个身披甲人，凶神恶煞地走到自己身边停了下来，心怀不善地紧紧盯着自己。苏纳海轻蔑地看了一眼两个披甲人：我身为大臣，本就讲究礼仪，赶快拿酒来！他饮食尽兴后，唤家中仆从在地上铺上布，自己脱衣躺在上面，又将被单盖在身上。两个披甲人将衣服和被单统统掀掉。苏纳海用弓弦自尽。朱昌祚及王登联也在同一时刻被处以绞刑。
这时，鳌拜调换土地的主张也被拨地侍郎巴格彻底施行了。“镶黄旗迁移壮丁共四万六百名，该地二十万三千垧，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处的正白旗壮丁分内地、民地、开垦地、多出地、投充汉人地派给；不敷，将延庆州民地拨补。其正白旗迁移壮丁两万两千三百六十一名，该地十一万一千八百另五垧，将玉田、丰润二处民地、多出地、开垦地、投充汉人地和永平等处投充汉人地派给；不敷，将永平、滦州、乐亭、开平民地，酌量取拨。”
鳌拜借着遗诏中“纪纲法度、用人行政”，“应仰太祖太宗谟烈”的名义，利用两黄旗在统治地位和权力上的绝对优势，凭借“辅臣称旨”这柄利剑，对孝庄文皇后停止调换土地的旨意不理不睬，对康熙帝反对严惩苏纳海等人的态度视而不见，明目张胆地命令诸王、贝勒、大臣和吏、兵、刑、户各部施行自己制定的措施，重新调换二十年前就已经分配好的黄、白旗圈地，擅自诛杀苏纳海、朱昌祚及王登联等异己大臣，可谓是擅权跋扈，专横嚣张，无法无天。
索尼看着鳌拜的权势日盛，又和苏克萨哈互不能容，自己却年事已高、体衰多病，心里非常担忧。等康熙帝到了十四岁亲政的年龄时，他就说服三位辅臣和他一同在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三月上奏请皇帝亲政。康熙思量自己“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就让四位大臣继续辅佐他处理几年政事。索尼等人继续多次上疏，康熙帝只好将奏折“留中未发”。六月时，索尼因病去逝。到了七月，康熙帝才向群臣宣布索尼等人屡次奏请皇帝亲政的奏疏，同时禀奏太皇太后。得到太皇太后“择吉亲政”的允诺后，康熙于当月到太和殿接受了诸王之下朝廷百官的庆贺礼，并且“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自此之后，年仅十四岁的康熙帝就开始定期亲至乾清门处理政务，让鳌拜等人依旧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协同处理国家军政要事。
康熙帝自亲政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在体察问题和处理政事上，都具备了一定的主见和能力。比如在当时，朝廷已经明确下达了让冯溥调任左都御史的指令，内阁里还有皇帝批示的红本，且调令文件亦已经抄发。鳌拜自恃权高势重，极力想要取回重新批示，冯溥坚决反对，并且义正辞严地阻止道：“本章既批发，不便更改”。鳌拜听后大发雷霆，想要治冯溥的罪。这个时候，康熙帝立即出来支持冯溥，训诫鳌拜道：辅臣在待人处事上应该“详慎”。盛京有一个兵部侍郎的空缺，朝廷几次更换人选，未满十天，就三次奉旨换人。冯溥上奏皇帝道：“朝廷处理国事，当慎重于未旨之先，不当更易于已奉旨之后”。大学士班布尔善压下了冯溥的奏折，康熙帝知道后，立刻将奏折要来，览毕，“称善，饬部施行。”
然而，鳌拜位高权重，势力庞大，康熙帝的大部分旨令都不能遵行。苏克萨哈重大冤案的发生和无法阻止，就是其中一例。
苏克萨哈意识到自己和鳌拜之间仇怨太深，为了能够全身而退，他借康熙帝“躬亲大政”这一有利时机，向皇帝上疏自请解职，并在奏疏中倾吐了心里的积郁：“令臣往守先皇帝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则臣仰报皇上豢育之微忱，亦可以稍尽矣！”鳌拜阅览奏疏后，随即以“辅臣称旨”的名义，责问苏克萨哈受到了什么逼迫？为什么在这里不得生？为什么前去守陵就能得生？同时利用康熙帝的权威，“著议政王大臣会议具奏”。然后，鳌拜及其同党班布尔善等人，于遏必隆家的马圈里秘密谋划，列出了苏克萨哈“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主上”、“不愿归政”等共二十四条罪名，把苏克萨哈和他的儿子查克旦判以凌迟处死；其余一子一孙以及十一位侄儿，不管年龄到没到，都处以斩刑；家产全部充公；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迩德及乌尔巴也都被斩首；剩下的一等侍卫穗黑塞黑里、二等侍卫台布柱等共三十七人，以及郎中那赛、候补赛克精额和侄图尔泰等都被罢免官职。
康熙帝觉察到，苏克萨哈之案纯粹是鳌拜和苏克萨哈“数与争是非，结以成仇”，而和同党班布尔善等人捏造罪名、非要处以极刑而制造的一场冤狱。所以，在鳌拜呈上苏克萨哈案和判决书时，康熙断然“坚持不允所请”。但是鳌拜意图除去苏克萨哈已经谋划了很久，他依仗手中权势重大，竟然嚣张地“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最终，罔顾康熙帝的反对，绞杀了苏克萨哈，其子查克旦和其他被牵连到的人犯，全部按照原来的判决处置。甚至连苏克萨哈先前因为怀有身孕免除死刑而被关押在大牢里的儿媳生下的婴儿，也没能逃过此劫，依旧被斩首处死。
自此之后，鳌拜的气焰越发嚣张。平日，坐立班行，鳌拜原来都在遏必隆左侧，遏必隆则在鳌拜右侧，二人位次依旧。面对这种情形，遏必隆心中难免惴惴不安。一日，早朝时，遏必隆有意向后退了几步，颔首低眉向鳌拜谦让道：“我怎能上座！”鳌拜听他这样说，不由得面露微笑，之后仰头上前坐下。鳌拜的同党于列名在奏事时，干脆把遏必隆放到了鳌拜后面。阿谀奉承的人变得越来越多。有官员上奏，几次三番厚颜吹捧“鳌拜为圣人”，鳌拜也几次被晋封爵位。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八月，鳌拜得封一等公，先前的二等公爵命他的儿子那摩佛承袭。次年正月，又加封鳌拜为太师。
鳌拜和他的胞弟都统穆里玛、侄子塞本得、领侍卫内大臣、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兵部尚书噶褚哈及兵部侍郎泰璧图等人结成党羽，掌握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各部的实权，不加节制地使用康熙帝的威权，恣意妄为。朝廷百官，大都出自鳌拜门下。“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甚至连各部院及衙门上朝奏事的官员，鳌拜亦经常将他们带到私门进行商议。在对待下属的问题上，“所喜者荐举，所恶者陷害”。比如户部尚书有空缺，鳌拜想要他的亲侄子玛迩赛上任，康熙却指派了玛希纳，鳌拜就引用顺治时期曾同设两位满尚书的前例，把玛迩赛安排进了户部，又借大学士、内大臣班布尔善之手票拟罢免了精明能干、熟知部务的户部尚书王弘祚，而让玛迩赛补任户部尚书，独掌户部大权。内院缺少一名满学士，康熙想要委任礼贤下士、声闻朝野的奉天国子公，鳌拜则坚决反对，最后只能让内院的一个满学士空缺长期留着，没有人充任。另一方面，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及宜理布等人在商议政事时，不愿随波逐流附和鳌拜，鳌拜随即革除了他们都统的职务和参与议政的资格。内大臣费扬古和鳌拜之间素有积怨，鳌拜就陷害他，以“怨望”的罪名处死了他，其二子也一同遭诛，而费家抄查的财产都被鳌拜给了胞弟都统穆里玛。如此，康熙差不多成了傀儡皇帝。
鳌拜欺压君主、擅权自专，阻塞进谏之路，震慑众臣，且言行粗鲁暴躁，视朝仪如无物。康熙帝亲政之后，向众大臣下达谕令让他们陈说时政的得失之处，但是鳌拜却明令禁止科道诸臣上疏进言，不许官员陈说其中情弊，乃至于拦截奏疏，阻断下情上达之路。平日，他将康熙帝看作无知稚儿，时常当着康熙帝的面斥责部员大臣。康熙帝曾经在谕令里愤懑地指出：“鳌拜于朕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又引进时，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畏震众，高声喝问……又凡用人行政，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
这样的情形，是胸怀大略的康熙帝不能容忍的。康熙帝从亲身经历中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要是不把鳌拜除去，他就没有办法整肃朝纲，更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的旨意处理军国大事。
到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康熙帝才十六岁，他亲政的时间尚未满两年，资力尚且不足。然而，他想要扳倒的对手鳌拜却是历经三朝的老臣，多年来培植的势力不可小觑，其党羽众多盘根错节，朝廷中最重要的部门都已经被他们牢牢把控住了，可谓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也难怪康熙帝私底下深叹“其力难制”！康熙意识到要想将大权从鳌拜手中夺回来，绝非容易的事，而是必须经过周密巧妙的筹谋和部署。他几经思虑后，决定暗度陈仓，用一种特别的斗争方法来除掉鳌拜。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出现了康熙智擒鳌拜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为了让鳌拜放松警惕，康熙借鉴了先人的韬晦之计。他极力伪装出一副热衷玩耍，于政事却漠不关心的样子，精心挑选了一些年富力强的侍卫，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耍弄、练习摔跤。就算是鳌拜上朝奏事时，康熙也依旧和侍卫们玩耍，从来不回避他。鳌拜见多了这样的情景，就相信了康熙帝年少不知事，喜欢耍弄武艺，尚未将心思放在政事上。自此之后鳌拜“心益坦然”，他经常出入宫廷，却从来不加以戒备。
康熙帝亲自督促小侍卫们练习摔跤，不仅让他们的擒拿术越来越精进，也让鳌拜放松了警惕。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一日，康熙帝当面问侍卫们：“汝等皆朕股肱眷旧，然则畏朕欤，抑畏鳌拜也？”侍卫们都答道：“独畏皇上”。康熙帝心里十分欢喜，颔首微笑。
一日，鳌拜傲慢无礼，大模大样地独身一人上朝奏事，康熙帝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连忙以眼神示意，侍卫们突然间蜂拥而上，将鳌拜拿住。一时间鳌拜被弄得晕头转向，当他还糊里糊涂时，侍卫们早就已经齐心协力迅速地将他捆了起来。然后，康熙帝随即命令议政王大臣等人勘察审问鳌拜的罪行。
实际上，这极具戏剧性的场景，事先已经经过了细致的筹划。参与筹谋的索额图也就是索尼的次子、皇后的叔父，是最受康熙帝信重的人。那个时候，索额图已经是朝廷的吏部侍郎了。就在鳌拜被捕的这一年，也就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索额图上疏自请卸任，转而在康熙帝身边效力，受封一等侍卫。昭木连在《啸亭杂录》卷一中记载道：“康熙为鳌拜故，以弈棋召索相国额图入谋，同时委派亲信控制了京师的卫戍权。数日后，鳌拜入见，召羽林士卒立擒之。八月，索额图便升任大学士。”
康熙在处理鳌拜结党专权一案时，既兼顾了情理、又颇有策略。经过议政王大臣康亲王杰书等人勘察审问后做出判决：鳌拜罪行共三十条，遏必隆罪行共十二条，班布尔善罪行共二十二条，那麻佛罪行共十二条，塞本得罪行共六条，都被处以死刑。之后康熙帝特意召见鳌拜亲审，鳌拜承认了所有罪名。但是即使鳌拜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却依旧希望能逃得一死。他当着康熙帝的面，忽然把衣服敞开，暴出了身上从前为了救康熙帝祖父皇太极而落下的多处伤疤。康熙帝看了一眼，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怜悯。他深情地看了看鳌拜，提笔批道：“鳌拜理应依议处死，但念效力年久，虽结党作恶，朕不忍加诛，著革职，籍没拘禁。”如此，鳌拜终于逃得生天，终身监禁代替了死刑。最终他在牢中去世。他的儿子那摩佛也被免除死刑，只是被罢免了官职、抄家拘禁。
内大臣大学士班布尔善、鳌拜亲弟都统穆里玛、侄子塞本得、吏部尚书阿思哈、兵部尚书噶褚哈、户部尚书玛迩赛以及吏部侍郎泰璧图诸人，“皆依附权势，结党营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按照决议判处死刑。
遏必隆虽然知道鳌拜纠结党羽扰乱朝政，并未提前举报弹劾，不过他没有结党，“其咎止于因循瞻顾”，被特赦免去罪责，只是革除了太师及后来加封的公爵。他原来所有的一等公爵位依然由其子承袭。
一时谋求提拔，和此案牵连不深的一众“微末之人”，全部免除死刑，从轻处置。至于朝堂上下文武百官无论是“畏其权势”、还是“身图幸进”，从而拜在鳌拜门下的，全部予以宽免，“自后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
鳌拜的亲属中并未犯下重大罪行的，康熙帝全部依照实情从宽处理。比如鳌拜亲弟、内大臣巴哈、姻亲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以及亲侄儿侍卫苏尔马诸人，在康亲王杰书等议政王大臣的决议中被判处死刑，并且查抄家产。康熙帝全部免死，抄家之事也从宽处理，判处罢免官职。
一批由鳌拜制造的冤案也得到了昭雪。康熙帝亲批：恢复已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本有二等精奇哈番（也就是昂邦章京，子爵）世职，由其子苏常淑承爵，同时返还了查抄的家产。苏克萨哈的族人、已故前锋统领白尔黑图本有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也就是梅勒章京，一等男）世职，令其子白尔肯承爵。前太子太保及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与直隶巡抚王登联等人未犯大罪，纯粹是鳌拜“诬陷”，却无辜获罪赴死，他们的冤案应当平反。因此特赐苏纳海谥号襄愍、朱昌祚谥号勤愍、王登联谥号悫愍，同时各自遵照法定的礼节仪式祭祀安葬，又把三位大臣的儿子送到国子监读书，并将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大理寺少卿以及督捕左右理事官等空缺预留给了他们。至于因为遭人妒嫉或陷害而被鳌拜罢免的官员，经核查属实之后，亦全部官复原职。例如出身正白旗的二等精奇尼哈番（也就是昂邦章京，二等男）硕塔在拨地案中，被无辜罢免，令其恢复原职，出身镶黄旗的奉国将军巴尔堪，在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六月，因为遭到依仗姻亲鳌拜威权的博博尔代的诬陷，而被降爵，康熙恢复了巴尔堪原有的爵位，博博尔代则因为诬告之罪被罢免议政大臣的职权，并且被罚俸一年。
在智斗鳌拜及处理鳌拜结党擅权一案的过程中，年少的康熙帝已经初步展现出了机敏英勇、从容正直的品质。而他，也终于成功迈出了建立宏伟大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