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

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

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汶川大地震赈灾歌曲，
《感恩的心》

“一路高涨的房价是否走到了一个下跌的拐点？”

2008年1月底，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柴静采访房地产界的三位明星企业家——王石、任志强和潘石屹，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一个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各大城市房价又上演了一波脱缰暴涨的行情。全国土地开发面积只增长了1%，而完成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则达到2.5万亿元，增长30%。在大量资金的涌入下，房价一路上涨，深圳住宅价格同比上涨51%，北京为45%，津、渝、沪三地的同比涨幅也都超过了15%。在民怨沸腾之下，中央政府开始了严厉的宏观调控，到下半年，一些中心城市陷入有价无市的僵局，业界恐慌开始蔓延。

王石是“拐点论”的提出者，在他看来，现在的房价已经让他心惊肉跳，不再具有继续上涨的理性空间。有一次在长沙做活动，一个小女孩让王石帮她参谋是否要购房。他问：“你准备结婚吗？”女孩说没有，但是担心三四年之后就买不起房子了。王石脱口而出：“如果三四年之后你买不起了，那是市场的问题。”又有一次，王石在深圳参加地产论坛，他在台上足足用了40分钟分析眼下的形势，劝大家不要抱幻想。末了，一位老板站起来说：“王总啊，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在公开场合说房地产走势就要开始上升？”

王石的悲观态度对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

当柴静问到任志强的时候，他不同意王石的判断，这位地产界的“任大炮”认为，从长远看，持续上涨是趋势，至于是今天反弹还是明天反弹，则需要看宏观政策。他甚至认为房价涨得还不够快，1978年全国平均月工资28.6元，到现在增加了一百倍，2分钱一棵的大白菜，现在卖2元钱，也增加了一百倍，而房价只增加了16.6倍。

当问到潘石屹的时候，他显得坐立不安，被逼得急了，他索性站起来说：“你老追问我，我都不知道说到哪儿了。我去找水喝！”

正在路上的2008年，从一开始就散发出这种不确定的气息，同时充满了对峙和相互矛盾的焦虑。

一方面，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成长之后，中国变得空前自信，即将在8月8日举办的北京奥运会被认定是宣示“大国崛起”的标志性时刻。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似乎正在发生一些让人不安的变化。

2007年2月，汇丰银行宣布北美住房抵押贷款业务遭受巨额损失，减记108亿美元相关资产，次贷危机由此拉开序幕。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随后30余家次贷公司陆续停业。当年8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支对冲基金倒闭，随后花旗、美林证券、摩根大通、瑞银等相继爆出巨额亏损。

2008年3月中旬，贝尔斯登因流动性不足和资产损失被摩根大通收购。投资者的恐惧情绪像一锅热水突然逼近沸点。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决策层及经济界一直以“观影团”的姿态观望华尔街正在上演的这出崩盘大戏。次贷危机被认为是美国的危机，是流动性过剩闯的祸。如果中国要从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也是应当警惕通货膨胀。在全国两会的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很明确地表示：“我们在确定今年的经济政策时，第一个防止就是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这一决策思路投射到具体的经济政策上，便是放出两个大招。首先是勒紧货币投放的绳子，从1月25日到5月20日，央行连续四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银行的准备金率达到16.5%的历史高位。其次，便是在产业经济层面抑制股市和楼市的投机泡沫。

上证综指从上一年10月16日的6124点开始掉头下跌，这被认为是去泡沫化的过程。而在房地产市场上，很多大佬都认为顶点已达，无可作为，王石的“拐点论”便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提出的。

从4月开始，万科在杭州率先降价促销，继而在全国30多个城市推广，这引起了已购房者的愤怒，一些楼盘的预售处遭围堵，甚至被砸烂，警察来了，却只站在一旁。在南京、上海等城市，政府派出调查组进驻万科查税、查账。到2008年9月，与2007年11月比较，万科的股价跌去88%，保利地产跌去75%，碧桂园跌去87%，中海发展跌去70%，可谓惨不忍睹。

从今年1月1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将不再给京字轿车上黑色牌照了。这个通知的背后，意味着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的悄然转变。

黑底白字白框的黑色车牌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凡是注册为中外合资（包括港、澳）的企业，都有资格以免税的方式进口一辆轿车，而在日常通行中，又可以享受种种非常优待。在很长时间里，它是身份的代表，也是国家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标志。随着北京市的新规定，各地也相继取消了黑色牌照政策。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为反映公平竞争的市场呼声”，颁布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规定内、外资企业税率分别由现在的33%、15%统一为25%。路透社在一则消息中评论说，中国试图打破内外资税收不公平的规则，意味着这个最激进的外资引进国正逐步终结国际资本的“超国民待遇”。自1992年起，中国已连续十六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有480多家在中国落户，注册外商投资企业28万家。

大规模的外资引进，一方面补充了国内资金的不足，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另一方面也造成某些领域被外资控制或垄断的景象。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2个领域里，外资已占据了70%以上的绝对控制，如东南沿海一线城市的大卖场业态已经被外资占领了90%。在医药领域，一些外资企业在定价方面不受政策性限价的限制，同样疗效的药品价格远远超出国内企业。按照《中国药典》标准进行生产，同样的药，外资企业生产的却比国产的贵十几倍，据不完全统计，外资药平均价格相当于国产药的1311%。

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取消，是一项悄然而有序进行的工作。到两年后的2010年12月1日，中国宣布对外企正式征收城市建设维护费和教育附加费，这意味着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统一了税制。

在这一年，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是《劳动合同法》的全面施行。根据新的法律，所有企业主雇用员工必须签署劳动合同，而一旦解雇，则必须给予员工补偿。

这个法案被一些媒体视为“良心法案”。在此之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只有7.3%，六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21.9%，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例从4.1%降至2014年的0.8%，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从3.5%提升到26.2%。

不过，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项法案将导致中国制造最核心的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从此丧失殆尽。2月13日，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博客中称：“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约，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从而增加交易费用，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得惊人。”

张五常写这篇博客的时候，正在广东东莞做调研。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他一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关注中国经济的衍变。他不太相信别人提供的数据，包括产值、货运量乃至用电量。每到一地，他最喜欢问的两个数据是厂房租金和生产线工人的工资，在他看来，这是最无法伪造的真实数据。在东莞，他看到了两个令他担忧的景象，一些企业主正打算把工厂迁到劳工价格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例如越南、印尼等，“在未来几年，工厂南迁是一个似乎很难阻挡的趋势了”。而同时，外贸订单突然发生了断崖式的下滑，在这一年，东莞外贸增速大幅下滑20.7个百分点，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如果说，发生在房地产行业的“闹剧”是银根紧缩造成的心理恐惧，那么出现在外贸领域的险象，则是美国次贷危机扩散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兆。支撑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600万家外贸企业，对正在发生的突变毫无准备，张五常在东莞看到的事实很快像瘟疫一样传遍东南沿海。

4月底，在浙江台州地区，一位被称为“国宝”的缝纫机企业主提出了破产申请。

邱继宝的飞跃集团创办于1986年，是全球最大的缝纫机专业厂商，曾被评为“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50强”的第一名。2000年，朱镕基总理在杭州听取他的报告后，很赞赏地说：“你邱继宝是个‘宝贝’，是‘国宝’。” 三年后，朱镕基更是亲赴台州工厂考察，再次称赞飞跃是“世界名牌”。 在过去的几年里，飞跃一直处在高速扩张的通道里，邱继宝在美国的迈阿密、洛杉矶以及欧洲等地成立了18家分公司。

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纺织业出口萎缩，飞跃的海外订单大幅减少，1月至4月的出口总额同比下跌44%，同时，飞跃欠银行贷款约18亿元，陷入停贷逼债的绝境。邱继宝向政府提出破产申请，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用四个字形容自己当下的境地——“焦头烂额”。

飞跃所在的台州市是最大的缝制设备制造和出口基地，生产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缝纫机，年工业产值230亿元。当地有各种缝纫机、其他服装机械及零配件生产企业近200家，小家庭作坊超过1000家，仅为飞跃供应零配件的企业就有几百家。飞跃之难顿时有蔓延之势。

“飞跃危机”曝光后，围绕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拯救，舆论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认为应该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决定飞跃的生死。《第一财经日报》在一篇题为《让它破产吧，请不要担心》的评论中称：“飞跃集团系邱继宝的私营企业，他享有‘破产’的权利，同样也由他来承担责任。政府应该清楚，介入私营企业的运营和重组可能面临的风险，除了道德风险，一旦政府资金介入，没人能够保证这家企业不会越陷越深。多年来政府想方设法挽救龙头企业，这剥夺了其他公司获取廉价资产的权利。”

也有人认为“飞跃非救不可”，邱继宝的倒掉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台州工业可能整体崩盘，同时失业潮可能诱发严重的社会并发症。

双方激辩的纷争态势，与几个月后华尔街关于雷曼兄弟的争论非常类似。

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式的。邱继宝要求破产的申请被当地政府驳回。5月，浙江省经委牵头紧急召开“债权银行会议”，要求各家银行维持现状，不要切断飞跃的资金链，“一切都不要变”，同时，台州市政府派员进驻飞跃，全面接管飞跃的账目。

在整个2008年，飞跃事件仅仅是长三角外贸危机的一个缩影。

8月，全球最大的纺织工业集散地、曾经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八的绍兴县风波陡起，四家大型工厂——金雄轻纺、华联三鑫石化、江龙控股以及五环氨纶相继停产，涉及各类负债146亿元，其中银行类负债113亿元，引发了当地纺织业和银行业的地震。

始创于2003年的华联三鑫是国内最大的PTA（精对苯二甲酸）生产商，也是绍兴首家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企业。全球PTA产能从2006年开始过剩，2008年9月，华联三鑫资金链断裂，宣布停产。根据企业上报的资料，它的银行贷款及相关联保企业的涉及资金高达105亿元，仅工行绍兴分行的贷款就超过20亿元。

在毗邻的江苏省，多米诺骨牌式的倒闭歇业事件也正在发生。

10月8日，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金属突然停牌，其下属的主力工厂——位于常熟工业园区的科弘材料宣告倒闭，给当地20余家商业银行留下了52亿元的财务黑洞。受能源价格上涨和下游销量受限影响，中国最大的化纤原料基地——苏州市盛泽镇有三分之一的织造厂停产，苏州家纺产能削减三成，利润率下降一半。

7月，温家宝总理南下到江苏无锡国棉一厂视察。在小型座谈会上，总理问董事长李光明：“你讲讲纺织工业怎么了，出现了什么问题？”李光明是一个“老纺织”，他说：“总理，你让我讲真话还是让我讲假话？”总理说：“当然讲真话，怎么能讲假话？”

李光明说，现在的纺织行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

一位现场与会的部长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一听都一震。改革开放三十年形势大好，你怎么说最困难？”

李光明细数从2007年年底出现的国际经济低迷景象，他说：“我们无锡国棉一厂是全国纺织行业的排头兵，我现在都是这么个状况，整个行业可想而知了。”

同样感受到外贸寒意的，还有从事平台生意的阿里巴巴。

在7月的一份内部邮件中，马云用严峻的口吻写道：“经济将会出现较大的问题，未来几年，经济可能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我的看法是，整个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的冬天会比大家想象的更长！更寒冷！更复杂！我们准备过冬吧！”就在马云写这份邮件时，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的股价已经从最高时的40港元，惨跌至10港元，到10月，更是腰斩到了5港元。港媒调侃说：“去年不可一世的阿里巴巴，现在只能用可怜巴巴来形容了。”

老天似乎决意在原本应该喜气洋洋的2008年考验中国人，它的方式很残酷，先是天降暴雪，继而地裂大缝。

2008年1月10日到31日，就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大半个中国，从宁夏、陕西到湖北、江苏等10多个省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雪， 其中仅在湖北及安徽两省，就有超过800万人受灾，5万多人被紧急转移。

暴雪的袭击，造成全国交通秩序的彻底紊乱，主要的铁路线、公路和机场等关键运输动脉断裂。广州和首都北京之间的铁路线被禁用，湖南的大冰雪冻住了136列火车， 在邻近的湖北省，约有10万人在一周时间里没有饮用水。南方电网多处发生崩溃性事件，停电遍及17个省份，数以十万计的工厂停产关闭。

尤其令人绝望的是，此时正值最为繁忙的春运时节，每年通常在这期间大约有1.8亿农民工返乡，大雪灾使得“移民”大省广东陷入空前的混乱，至少50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

就当人们刚刚从大雪灾里喘出一口气，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级强震，同时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堰塞湖等严重次生灾害，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10万平方公里。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8000多亿元。

“5·12”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造成灾害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带给全民巨大的悲痛，同时也激发出强烈的援助热情。

地震发生6小时后，5月12日晚8点，温家宝总理乘机抵达都江堰市，此时强烈余震仍在发生之中。中央政府迅速组建庞大的救援指挥部，予以积极的救援。较之过往的自然灾害，中国政府此次的救援行动，无论在决策效率、动员能力，还是在高层的亲力亲为以及灾情的信息披露上，都显示出巨大的进步，堪称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应对自然灾难最为迅速的一次。

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民间的NGO（非政府组织）在救援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100多家NGO成立了“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积极参与物资发放、灾后安置、受灾群众心理创伤修复等工作。数以万计的民众，包括企业家、影视明星及畅销书作家自发驱车前往灾区救援。

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中写道：“即使是中国的批评者也对中国对地震的迅速反应表示了钦佩。这场全国性的悲情宣泄，让人们不再相信中国缺乏公民精神这种观念，整个民族突然间意识到在30年的经济繁荣中，他们改变了多少，以及一些改变是如何朝好的方向发展的。”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整，奥运会在北京如期举办。曾经的“体操王子”、已经做了18年企业家的李宁从天而降，在一片欢呼声中点燃火炬。在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全民悲恸之后，这个国家真的需要一场喜庆运动来提振一下。

在过去的几年里，北京市为筹备奥运会投资了2800亿元，其中64%用于基础建设。全世界的建筑师，特别是那些获得过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大神们都在这座城市留下了自己的杰作，它们长得千奇百怪，有的像一个鸟巢，有的像半只蛋壳，还有的直接像一条巨人穿的大裤衩。它们建成的时候，与周边的东方环境格格不入，引起了不少老北京人的不满和嘲讽，但是久而久之，便成了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场体育盛会举办了16天，中国以51枚金牌数居金牌榜首名，是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榜首的亚洲国家。在后来的历史中，它常常被与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相提并论，被认为是国家崛起的象征。

也就在奥运会结束的21天后，美国雷曼兄弟倒闭，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海啸扑面而至，中国政府急于应对。

雷曼兄弟创建于1850年，是美国排名第四的投资银行。爆发于2007年年初的房地产次贷危机，到2008年中期后，终于开始动摇华尔街的地基。雷曼兄弟因投资次级抵押住房贷款产品不当蒙受巨大损失，9月10日公布的财报显示，雷曼兄弟第二季度损失39亿美元，是它成立158年来单季度蒙受的最惨重损失，其股价较2007年年初的最高价已经跌去95%。

雷曼兄弟的故事，是资产规模放大了上千倍的“美国版的飞跃”。围绕着是否出手拯救，美国政府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主张出手拯救，他打比方说：“如果你有一位邻居喜欢在床上抽烟，一不小心引燃了自己的房子，你可能会说，我不会帮他报警，让他的房子自己烧去吧，反正不关我的事。但如果你的房子是用木头建成的，又位于他房子的隔壁，你该怎么办呢？再假如整个城市的房子都是用木头造的，你又该怎么办呢？”而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开表示“见死不救”，他坚定地认为，“大而不倒”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现象，美联储没有担保债务或是注资的权力，美国财政部也不会出手，在发生挤兑的过程中，给一个分崩离析的投资银行贷款是不会成功的。

9月15日上午10点，由于所有潜在投资方均拒绝介入，雷曼兄弟向纽约南区美国破产法庭申请破产保护。

也就在9月16日下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屏幕上，用沉缓的语调宣布，央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7.47%下调至7.20%，同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仅仅在8天前的9月8日，这位曾两次拿过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的经济学家还在公开场合宣称中国政府不会下调利率。有记者观察到，“一夜之间，周小川满头白发”。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大拐弯。

从9月16日到12月23日，央行连续五次降息。如果联想到上半年的四次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其反复之迅猛和戏剧性为史上仅见。

与此同时，投资的闸门随即大开，国家发改委不断给各地打电话，催促上报项目，很多积压了几年的报告都得到快速批复，发改委所在的月坛南街附近，所有打印店的生意突然一夜火爆，打印费上涨了四五倍。

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发改委一口气批复了28个城市的城轨规划，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在此之前，国务院对申报发展地铁的城市基本条件是“地方财政收入在100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城区人口在300万以上”，而在此次“大放行”中，申报条件大为降低。

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10月22日，财政部宣布个人首次购买住房的契税税率下调到1%，并对个人买卖商品房暂免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同时央行宣布，首次置业和普通改善型置业贷款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此后，房产销售出现了王石始料未及的“反向拐点”。

12月，中央政府宣布对家电业实施紧急输血，推出“家电下乡”的财政救市计划，农民购买彩电、冰箱、手机和洗衣机，按产品售价的13%给予补贴，最高补贴上限为电视机2000元、冰箱2500元、手机2000元和洗衣机1000元。两个月后，享受补贴的品类中又新增了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在后来的三年里，全国共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18亿台，实现销售额5059亿元，累计共发放补贴达592亿元。这一政策大大缓解了家电业的库存压力，在另外一方面也延缓了落后产能淘汰的速度。

在2008年的最后两个月，中央政府好像一个繁忙的管道工，拧开了每一个可能被拧开的水阀。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回忆了两个很生动的细节：

“12月25日，张德江副总理突然给我打电话，说3G牌照马上发。我以为听错了，因为原来计划第二年人代会以后发。现在要求马上发，是因为总理下决心了。当时3G牌照发放本身的条件已经成熟，三大运营商拿出2000亿，就可以拉动6000亿的投入，这对应对危机能起重大作用。

“再比如车市。汽车工业在二季度时出现了全行业亏损，12月初，总理给我打电话，说美国政府拿出几百亿美元扶植三大汽车公司，德国政府奖励购买汽车，一辆车补贴5000马克，我们有什么办法拉动经济呢？经过各方酝酿后，我们提出1.6升排量以下购置税减半。决定这个政策的时候，财政部已经捉襟见肘。我记得和谢旭人部长商量时，他说，毅中你别再出主意了，我兜里没钱了。后来还是总理下了决心。政策在2009年春节前出台，赶上购车的高峰，到2月形势大为好转，汽车工业扭亏为盈。”

就在政府紧急应对之际，各个经济数据的恶化也开始呈现出来。

2008年11月，中国进出口增速突然“跳水”，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9.2%下降到-2.2%，进口增速从上月的15.7%下降到-17.9%。

出口回落直接拉低工业增速。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比上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下降16%、12%和11%；汽车产量为71.4万辆，下降15.9%；发电量下降9.6%，创出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最大月度降幅。

与老百姓相关的数据还有股市。上证综指从上一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跌到今年10月28日的1664点，累积下跌幅度达70%，为当年全球资本市场的“熊王”。简单算一下，2008年，全国股民人均亏损13万元。

11月底，中金公司研究部发布了一份预测未来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研究人员发明了一个日后的热词——“保八”。

中金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面临比1998年更严峻的挑战。当年的金融危机局限于亚洲，而本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直接发生在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和欧洲，因此，政府将把经济较快平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为了“保八”——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维持在8%的水平之上——可能继续出台刺激政策，包括通过刺激购房需求、缓解开发商资金压力扶持房地产业。

从此，“保八”成为一种朝野共识。根据专家们的测算，如果GDP增速降至6%或7%，经济发展的质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进而牵涉到就业率，最终影响到社会稳定。用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话说，8%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从年初的防止过热，到年终的“保八”生命线，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年宏观形势及政策的大转折。

10月7日，胡润在惯常的时间里发布了本年度的中国富豪榜。日后来看这份榜单，会让人颇为唏嘘：它几乎是一张如假包换的“失意者名单”，散发出来的失败气质，透露出了2008年的所有跌宕。

排在第一名的是39岁的黄光裕，他拥有430亿元的财富，第二名是名不见经传的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第三名是房地产二代继承人、碧桂园的杨慧妍，他们三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6岁。紧随其后的是彭小峰、刘永行、荣智健、张近东、施正荣、许荣茂和张志祥。

就在这份榜单公布的一个多月后，首富黄光裕被警方拘捕，所涉罪名是“股票内线交易”和“行贿官员”，国美电器在港交所上市的股票应声重跌，从4港元多一路跌到1港元。作为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零售商，国美有1300个门店，拥有员工30万人，年销售额近500亿元，上游供货工厂超过十万家。一旦因黄案崩盘，将是一个不堪设想的局面。

在过去的几年里，黄光裕一直过得恍恍惚惚。尽管还不到40岁，他的头发已经开始脱落，于是索性剃了一个清爽的大光头。家电连锁的业务经历十年发展，进入乏味的瓶颈期。2006年7月，国美以52.68亿的价格并购永乐家电，算是打下了久攻不下的上海市场。但是明白人都看得到，大并购意味着红利期的结束，江湖不再有好奇之事发生。有一个小小的意外是，一个叫刘强东的人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创办了京东网上商城，专门贩售3C产品，虽然在2007年只做了3.6亿元的生意，但是好像挺有起色。国美内部开了好几次闭门会，讨论是否也要试试网上业务，总是因为线上、线下价格的差异性而犹豫不决。

黄光裕的兴趣开始转移，冯仑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几个去吉林长白山看项目，包了一架私人飞机。在机上，大家聊得不亦乐乎，只有黄光裕抱着一台电脑埋头看期货曲线。记者罗昌平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黄光裕在这段时期除了涉足期货，还有一些说不太清楚的生意往来。

发生在11月19日的拘捕——再过9天就是国美创业21周年的纪念日——是因为两个罪名，一是涉嫌内幕交易，一是官商勾结。

证监会在媒体通报中称：“2008年3月28日和4月28日，证监会对三联商社和中关村股票异常交易行为立案稽查。调查中发现，在涉及上市公司重组、资产置换等活动中，鹏润投资有重大违法行为，涉及金额巨大，证监会已将有关证据移交公安部门。鹏润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黄光裕。”

官商勾结部分，则涉及一大批少壮派潮汕籍官员，重量级的有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等人。《中国企业家》在长篇调查《绝地潮商》中详尽描述了黄光裕凌厉、迅捷的官商手法，“利益链条深入政界之深之广”，“黄光裕之轰然倒下，在千里之外的潮汕平原，更像是那个本土商业群体一道心理防线的坍塌”。

几乎就在黄光裕事发的同时，排名本年度富豪榜第二名的杜双华也即将出局，他的日照钢铁面临裁员和被强行收购的困境，那是另外一种官商博弈的版本。

杜双华早年是首钢冶金机械厂劳动服务公司的一名职工，1987年创业，几经腾挪，于2003年创建日照钢铁。到2008年5月底，日照钢铁产量达到444.6万吨，完成产值189.4亿元，实现利税53.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58.3%、268.1%和162.9%。进入夏季之后，随着国内外经济骤然走冷，钢铁业也遭遇寒流，而日照钢铁面临的困境则可谓“天灾人祸”一时双至，9月亏损4亿元，10月预亏接近6亿元。

就在此时，山东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日照大型钢铁基地将成为山东钢铁工业区域布局调整的重点。按照上述“意见”，日照钢铁将成为国营山东钢铁的一部分。日照之所以被看中，除了有很好的制造能力，还因为它拥有条件优越的日照港，其海岸线具备30万吨级泊位的条件。近几年杜双华的大部分利润都投到了港口和船队建设上，据称投资额已达14.164亿美元，购买了3艘矿船，并在国内的大连、上海船厂和韩国的东方船厂等处购买了12条矿船。

为了执行整合的意见，地方政府采取了霹雳手段。据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近来，当地银行齐刷刷不再对日照钢铁提供更大贷款”。这一景象让人联想起2004年的铁本钢铁事件。与那些充满了反叛精神的民营企业家不同，“乖巧”的杜双华选择了顺从，他出走日照，赴北京重新创业。2008年11月5日，山东钢铁集团与日照钢铁集团宣布正式签署重组协议。

排名第四和第八位的彭小峰和施正荣从事的是太阳能产业，他们的江西赛维和无锡尚德分别在纽交所上市。在过去的几年里，受到国际市场多晶硅价格暴涨和国家新能源政策的刺激，太阳能产业在中国如野草疯长，施正荣一度当上2005年的中国首富，彭小峰的赛维在2007年6月上市时，更是创造了当时中国民企在美国单一发行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纪录。然而，也正是从2008年三季度开始，多晶硅的价格从每公斤500美元的历史高点陡然暴跌，三年后跌到50美元以下的水平。而此时正处巅峰的彭小峰和施正荣，对自己的悲惨命运一无所知。

另外一位马上要出局的富豪是老资格的荣智健，他是这张榜单上年龄最大、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位。作为荣毅仁家族唯一的男丁，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荣智健就被父亲派往香港创业。2002年，在《福布斯》的中国百名富豪榜上，他以70亿元的资产名列榜首。

就在2008年胡润榜单发布的两周后，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因澳元大幅贬值而跌破锁定汇价，目前已录得155亿港元亏损，这是港交所绩优股公司迄今亏损最大的一宗案例。

2004年宏观调控之后，一向在香港发展的中信泰富转身投入内地的钢铁产业，荣智健相继收购江阴兴澄钢厂、新冶钢、石家庄钢厂等企业的股权，并在铁矿、特钢这一产业链上倾注了大量的投入。同时，中信泰富于2006年3月购入位处澳大利亚西部潜在的逾60亿吨磁铁矿石开采权，后又收购合共17艘将要建造的船舶。

为了配合产业布局，锁定公司在澳大利亚铁矿项目的开支成本，中信泰富与香港的银行签订了三份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最大交易金额为94.4亿澳元。从历史数据看，自2007年之后，澳元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澳元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在0.87之上。然而，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国际汇率市场发生“黑天鹅”事件，澳元汇价自9月以来突然掉头大幅下滑，最低位触达0.65，中信泰富爆现巨额亏损。

危机爆发后，中信泰富的第一大股东央企中信集团出手护航，给予15亿美元的备用贷款。荣智健在10月20日的记者见面会上表示，自己对有关外汇衍生品的投资决定“不知情”，“这是财务总监自作主张，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但是，市场的问责之声不绝于耳。2009年4月，荣智健在香港宣布辞职，中信泰富回归央企怀抱。

熟悉企业史的读者，都对荣氏家族并不陌生。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业于1902年，到1949年之前，这是一个纯粹的民营资本企业，与官营资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荣氏子弟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早在1934年，荣德生的大儿子、荣智健的大伯荣伟仁就在一封信中说：“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

正是这种坚持，使得荣家在半个世纪里，尽管历经悲喜波澜，却很少有所谓的政商烦恼。而在最近的三十年，荣家兴旺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迥异于“家训”的轨道，其得其失，莫衷一是。

在严格的意义上，任何一张关于中国富豪的榜单都是有缺陷的。在这个非常规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并不是所有的财富都可以被摆在阳光下计算。在某一个神秘而阴暗的角落，存在着一份财富数额更为惊人的隐形富豪名单，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可能永无见日的机会。这些财富的积累过程，充满了猎杀的血腥和时代的耻辱感。在构成者的身份中，比例最高的应该是两类人，一是权贵集团及其代理人，一是资本市场的围猎者，而他们之间又有着错综复杂的爱恨交集。

2008年4月29日，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这份名单中的一位成员，当着父母、妻子的面，在北京家中坠楼而亡，据说他的资产多达200亿元，可以排到胡润富豪榜的第十名。

这个人的名字在很长时间里，对公众而言是一个秘密，但是他的出战历史却很是悠久。如果你翻到《激荡三十年》的1995年篇，会读到一位叫管金生的金融家的故事。在那年的3月，他带领的万国证券发动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国债期货攻防战，最终以完败而告终，与他对决的是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经开”），一家隶属于财政部的金融机构。然而，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中经开幕后的操盘“小伙伴”始终躲在神秘的面纱背后。一直到整整20年后，他们的名字才在不同的场合下被一一曝光，其中有一度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四川首富”刘汉、“东北首富”袁宝璟四兄弟，还有一位就是4月29日跳楼、时年41岁的魏东。

魏东1991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其父是该校会计系教授，可谓家学渊源。大学毕业后，魏东进入中经开，1994年创办北京涌金财经顾问有限公司，1995年创办了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在著名的“327国债期货案”中，魏东与中经开并肩作战，获利颇丰。

20世纪90年代后期，魏东抓住股权分置的特殊时点，通过转配股、法人股受让、配售新股等方式获利。在他们的圈子里，这被称为“盲点套利”，即只要你有资格参与游戏，就是一个瞎子也能赚到盆满钵满，至于如何获得游戏的入场券，便是神通所在。从1996年到2000年，魏东先后参与银河动力、新湖中宝、闽福发、三九医药、丝绸股份、首旅股份、诚志股份和茉织华等十余家公司的股权转让及配售。

进入新世纪，魏东转战公开市场。2002年1月，魏东收购长沙九芝堂集团全部股权，进而间接控股上市公司九芝堂，持有其60.74%的股份。九芝堂是湖南最有名的药业品牌，拥有300多年的历史，但整体出售的价格不到1亿元，其中还包括由于改制需要买断1131名职工工龄的钱，因此市场普遍认定“明显的低估”。

此后，涌金开始染指金融机构，2003年收购云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05年收购成都证券，更名为国金证券，并将之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后来又入主千金药业。短短五年间，一举拥有三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构成魏氏涌金系。

在二十多年里，魏东生活得像一个隐形人，他为人十分低调，生前从未接受媒体采访，亦未在公开场合演讲，甚至很难找到一张照片。但是他的交际却比外人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在八宝山公墓举办的追悼会上，陈列了数百个花圈，一度造成交通堵塞。

魏东之死，在2008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引发一阵哀叹，记者们穷追猛挖，想要发现他临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最终只是找到散落的一堆线头。有人说他接到了几个“关键”的电话，有人说他跳楼前还镇定地写完了“与任何人无关”的遗书。确切的信息显示，他至少有两次被专案组传讯。在他去世后的6月8日，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此人担任过薄一波的秘书，1992年就出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是证券行业的“老法师”。媒体发现，“真正理解王益的是证券业的人，比如魏东。王益在民营机构中培养最成功、过从甚密的‘大佬’就是涌金的魏东”。

魏东去世后，被冠以“最后的大佬”，这既是“美誉”，却更可能是刻意的掩饰，只要江湖还在，那份名单就在，“大佬”便绝不可能绝迹。

首富被捕、荣家谢幕、股市大鳄坠楼，2008年的中国企业界乱云飞渡。不过在这一年，最具象征性也最轰动的事件却还不是这一些，它发生在9月的奶制品行业。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国民众记住了一个拗口的化学名词——三聚氰胺，并在其后的年份里，影响了人们对国货质量的信赖。

中国奶制品业的提速扩张出现在90年代中期之后，从1998年至2007年，中国人均牛奶消耗量从5.3公斤提升至27.9公斤，乳业的工业生产总值从120亿元增至1300亿元，成为食品行业中成长最快的领域。

与国际乳业发展模式不同的是，我们走了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即由企业把奶牛“送”给郊区农户，农户则用牛奶分期付款，最终获得奶牛所有权。这个模式的优点，是乳品企业无须支付奶牛养殖成本，无须支付牧场扩大时庞大的征地成本，却可依靠“人民战争”将奶源产量迅速放大。在全国首创这一“奶牛下乡，牛奶进城”模式的是1942年出生的田文华。她由奶牛接生员起步，数十年浸淫乳业，把一家生产合作社发展为华北最大的奶粉企业三鹿集团，连续十一年蝉联全国行业第一。田文华成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女企业家之一，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进入2005年之后，内蒙古地区的伊利、蒙牛等乳业公司崛起，它们纷纷进入河北，与三鹿激烈争夺奶农，奶源由买方市场进入卖方市场，奶站与奶企的话事权易位。在实际运作中，三鹿事实上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严格监管奶站。

与此同时，利欲熏心的奶站在供应给乳厂的奶源中添加三聚氰胺。这是一种无味的白色单斜晶体化学物质，分子式显示其含氮量高达66%。添加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牛奶，含氮量立即大幅上升，从而使其蛋白质含量“虚高”。后遗症则是，婴儿食用了添加三聚氰胺的奶粉后，将罹患肾结石病，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

早在2005年，中国奶业协会的专家就私下警告相关奶企公司，有公司业务人员跟奶站联合造假，往原奶中添加蛋白粉、水、乳清粉等物质，“对方顾左右而言他”。之后，深圳奶业协会也曾委托中国奶协以书面形式向蒙牛、三鹿等提出警告，亦未获回应，“这位专家当即意识到，奶企迟早会出大事”。

2007年12月，三鹿集团即接到家属投诉，宣称食用三鹿奶粉的婴儿患上了“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三鹿集团火速展开危机公关，多方斡旋，“摆平”此事。在不久后，国家质检总局对婴儿奶粉产品质量进行专项抽查，在公布的国内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中，三鹿集团列于首位。

事件被曝光是在2008年的9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当天的头版头条发表记者简光洲的新闻稿《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将这一行业丑闻公之于世，并明确地点名三鹿。

这篇报道迅速引起全国愤怒，在上海的报刊亭里，刊发此文的《东方早报》与“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奶企广告并行而贴，充满了极度的讽刺。

7天后的9月16日，国家质检总局通报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被抽检的百余家奶粉企业中，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均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三鹿、伊利、蒙牛、雅士利、圣元、南山等国内知名企业均未幸免。其中，三鹿集团的所有产品均检测出三聚氰胺，含量超出卫生部公布的“人体耐受量”40倍，令人发指。同日，66岁的田文华遭河北警方刑事拘留。

两天后，中国香港的食品安全中心，相继在内地相关企业生产的雪糕、奶糖、蛋糕中检测出三聚氰胺；新加坡农业粮食与兽医局，亦在从中国上海进口的“大白兔”奶糖中检测出三聚氰胺。

“毒奶粉”蔓延为国际关注的恶性事件。

9月22日，卫生部公布调查结果，因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全国共29万多名婴幼儿出现泌尿系统异常，住院婴幼儿1万余人，官方确认6例患儿死亡。同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2009年2月，三鹿集团破产，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

三聚氰胺事件彻底摧毁了民众对国产奶粉的信心。在后来的十年里，去海外为自己的孩子购买奶粉，成为几乎所有中产家庭的“负责任行为”。在海淘商品中，奶粉一直名列前三，2013年3月，为限制抢购奶粉，香港特区甚至颁布“奶粉限购法令”，规定离开香港的16岁以上人士每人每天不得携带超过两罐婴儿配方奶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

很多年后回望2008年，它大概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史的一个转折时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方式，麦克卢汉把世界描绘为一个“地球村”，乐观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认为互联网将让世界变平，从1950年到2007年，全球贸易额增长了两百多倍，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全球化神话的标本。 可是，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让全球化的步伐戛然而止，从2008年开始，全球贸易陷入长期低迷。从此之后的十年间，通货紧缩的魔咒困扰各国领导人，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张开了它的黑色翅膀。

11月，美国诞生了第一位黑皮肤的总统奥巴马，他的竞选口号是“改变，就是我们的信念”（Change：We Can Believe In），而至于奥巴马要改变什么，到他上任就职的时候还是一个谜。

越是在艰难的时刻，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就越是矛盾。这个正在成长中的新巨人，看上去像是一个被问题纠缠的线团，有人担心它会成为下一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同时也有人认为它才是把世界拽出衰退深渊的救命绳子。

《经济学人》在3月的一篇报道中抱怨说：“怎么去描述现在中国对于商品的饥渴程度都不会显得夸张。中国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然而这些人口却如饥似渴地消耗着世界二分之一的猪肉，二分之一的水泥，三分之一的钢材，超过四分之一的铝材。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吞噬了世界铜材供应增加量的五分之四。”

然而，这家杂志也承认，在全球经济徘徊不前的今天，中国对于商品无止境的“胃口”是鼓舞人心的。“石油的价格在节节攀升，其原因就是来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石油不断增长的需求。中国对于各种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长则给务农者、开矿者和采油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金矿’，而类似于‘牛市’或者‘周期性高涨’这样的描述词句看上去已经不符合当前的情况了，所以，银行家们自己发明了一个新词：超循环。”

如果说，《经济学人》的观察是即景式的和充斥了西方的视角，那么，也有人试图用更长远的、制度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的三十年。

就在北京奥运会举办的一个月前，7月初，98岁的罗纳德·科斯拿出自己一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用于召开一次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研讨会。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因在产权理论上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然而他对这个东方国家的变革却充满了极大的好奇。早在1981年，正是在他的鼓励下，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张五常回到香港，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改革。1988年，科斯在给中国经济学家盛洪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

7月的芝加哥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科斯邀请了他的老朋友蒙代尔、诺斯、福格尔等三位诺奖得主与会。北大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发表了“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长篇演讲，张五常因官司在身，只能以论文的形式参与讨论，它后来以《中国的经济制度》为书名出版。

科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二战”之后“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而且，在未来的十多年内，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不过，他也认为，中国的经济经验有其非常独特的地方，在经典经济学的意义上，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他进而提醒说：“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在五天论坛的最后演讲环节，年迈的科斯深情地说：“中国的奋斗，便是人类的奋斗，我将长眠，祝福中国。”

芝加哥会议之后，科斯意犹未尽，决意专著一书，研究中国改革。据他的学术助理王宁回忆：“当时，老先生住芝加哥，我在凤凰城，相距两千多公里。我每写好一章，快递给老先生——他不用电脑，更没有电邮。老先生仔细审阅每一行，做修改和补充。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电话中讨论文稿。我每一个月飞赴芝加哥，短住两三天，和老先生面对面交流。在寒暑假，则可多停留数日。我们从2008年夏开始写作，一直持续到2011年年底。每一章都反复讨论，修改。”

就在这段“最后的写作”期间，科斯经历了丧妻之痛。2012年年底，这部名为《变革中国》的著作出版。10个月后，102岁的科斯去世。 eyzS1mZ/dkDZvi4xy7UsW4GuDBxfn2KvUEuVtFufHTERFTO/F7vFICG+8os6et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