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会认为,科学家作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拥有渊博的第一手知识的权威,是不会随便在自己不精通的领域著书立说的,也就是说高声望者身肩重责。然而,为了能够完成这本书,我恳请抹去我身上所有的声望——倘若真的有的话,这样也就可以一并抹去与之相随的重任。我的理由如下:
我们的先辈早就开始了对包罗万象的知识的孜孜追求,这种强烈的渴望毫无保留地传承到了我们身上。人类最高学府所用的字眼(university,大学,在英文中这个词和“普遍性”同词根)让我认定:从古至今,唯有普遍性(universal aspect)才是真正的完美。可是,近100年来,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迅猛扩展将我们置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获得某些可靠的资料,并试图将所有已知的事物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知识的体量已经如此之大,任何人想要在某个专门领域以外再驾驭一些新知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唯有我们中的某些人能够着手总结那些事实和理论,即使这其中可能夹杂着二手的或是并不完备的知识,还需要冒着被当成蠢人的风险。除此以外,我找不到任何能够摆脱这种两难境地的更好方法。除非,我们永远也不想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
这就是我的看法。
语言带来的障碍和困难不可忽视。一个人的母语就犹如一件合体的衣裳,当不得不被另一种语言替代时,必定不会感到舒适。我要向谢因克斯特博士(都柏林三一学院)和巴德莱格·布朗博士(梅鲁圣巴里克学院)表示感谢;然后,我还要感谢S. C. 罗伯茨先生。为了使我的衣服更合体,这几位友人费了很大力气,而很多时候我对自己设计的式样的固守,也给他们增添了很多麻烦。当然,我要对书中残存的一些不妥的独创式样负责,这些并非他们的问题。
许多小结的标题最初只是作为页边的摘要,因此每一章的正文需要前后连贯地读下来。
E. 薛定谔
都柏林
1944年9月
死从来不是自由人的思虑,他的智慧,是生的沉思,而非死的沉吟。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