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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理解金融危机，并且我们有勇气、有决心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吗？
答案是悲观的。因为艰难困苦的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技术改革的速度。
后金融危机时代，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反省汗牛充栋。有一位金融专家从社会公平体制的角度解读金融危机，使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批判性解读深入人心。毫无疑问，这是借金融危机抨击由来已久的体制不公，正是在不公平的分配体制上造就了虚拟经济的疯狂，而这一疯狂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灭顶之灾。
拉詹，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从他以往与津加莱斯合作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书名可以一窥这位金融学家的社会责任。而拉詹推出的全球思想家阅读榜首位的《断层线》，再次强调了社会体制的失误与金融危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和疯狂的货币、超前的消费紧密相连，而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以往不同的是，它与分配体制的不公密切相关。
三大经济与社会断层线，各个经济体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孤独的大陆上四处漂浮。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最糟糕的方式弥补裂缝，最后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经济大陆撕扯成碎片，分隔得更远。
拉詹勾勒出三条断层线，一是日渐扩大的贫富不均，二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忽略内需，三是经济衰退后所需要的复苏期拉长，使低息政策成为复苏的法宝，是政治正确的唯一选择。
贫富差距是一切的根源。
美国在1976年到2007年间，实际收入每增长1美元，最富裕的1%家庭能得到58美分，上述数据说明了内需动力彻底丧失。要发展经济，政府必须鼓励内需，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对家庭放贷，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放贷。于是乎，降低信贷门槛、发展虚拟经济、对金融道德风险眼开眼闭成为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当美国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时，我们看到同样的现象流毒全球，普遍的贫困，暴富的族群，宽松的货币，以及可怕的贫困代际传递。可以想象，法制健全的美国因为贫富差距而陷入金融危机泥潭，法治不彰、利益群体横行的社会到底会如何。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早就提供了答案。
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这样的模式居然能够维持20多年，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算起，这样的模式维持了将近10年，在2001年“9·11”事件后又维持了6年，出口国家购买美国国债与美国的低息政策功不可没。
各国不断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能够不断发行基础货币，美联储主席最重要的任务成为维持基准利率不上涨，格林斯潘因此成为英雄，因为利息政策缔造了美国房地产投资与华尔街的传奇。既然放松货币就能推动内需增长，何必触动如此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进行费力不讨好的分配体制与保障体制改革呢？再说，购买美债的国家会为美国的内需埋单，美国所需要做的是印刷更多的货币，变相消灭负债——金融流氓主义大行其道，讽刺的是，流氓成了英雄，因为这位英雄兼流氓准确地看到了全球美元持有者为美国消费者埋单的前景。但故事的结尾是，泡沫过于庞大，淹没了一切。
巨大的泡沫是人性贪婪、货币疯狂与消费梦、投资梦的混合体。但就人性而言，在每个泡沫破灭之前，所有人都很愉快，因此，每个人都会留恋泡沫。当泡沫崩溃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结合，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成为救命稻草，不出意外，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得到了痛苦的负资产拥有者的拥戴，宽松货币政策拥有强有力的利益基础与民粹基础。
拉詹开出药方，在美国，要加强全民社会福利保障网，全民健康保险计划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要提升全民的教育水平。全球范围来说，各经济体必须降低对出口的依赖。第三就是金融系统必须改革，限制它们进行更大的风险活动。
三大药方是全球正在努力的方向，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迈出了医疗改革的步伐，中国在努力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全球金融监管日趋严厉。
但我们依然无法因此乐观，人性难敌利益的诱惑，救急的货币政策正在推动资本市场的新一轮泡沫，社会组织架构中各种利益的叠加，使得改革成为一团乱麻。改革需要勇气、决心与智慧，所有卓有成效的改革都需要达成对危机成因的共识。
达成共识谈何容易。
拉詹在书中表示，“全球经济存在深刻的断层线，其原因是在一体化的经济体和一体化的世界上，对个体行为者和个体机构最有利的未必对整个系统最有利。一些比较严重的断层线的起因是政治，而非经济。不幸的是，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些断层线何在。我们现在了解得比较清楚了，但危险在于我们会继续置之不理”。
这是金融的宿命，经济的宿命，甚至是人类的宿命？希望不是。
叶檀
著名财经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