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

长沙，位于湖南省东部，是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科教中心，也是楚汉文明和湖湘文化的始源地之一。1982年，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春秋战国时期，其境属楚国。秦时，长沙郡为秦设的36个郡之一，此为长沙以正式行政区划之始。隋开皇九年（589），临湘县改名“长沙县”。此后，其隶属及建置均有变化，其中名称影响较大的为“潭州”，为唐、宋、元三朝所用。明清时，为长沙府（长沙、善化二县同城而治）。1933年长沙县、市分治，设长沙市，为湖南省辖市。此后，长沙一直作为湖南省会至今。

据文献记载，长沙筑城始于西汉高祖五年（前202），由长沙王吴芮（前241~前201）受封后所筑（据《水经注·湘水》）。此后，这座土城一直被沿用到元代，其中历代多有修缮（但是，据嘉庆十五年《长沙县志》卷三“古城考”所云，城址历代有迁移。待考），城“筑以土墁，覆以甓”（嘉靖十二年《长沙府志》卷五）。

明洪武（1368~1398）初年，守御指挥邱广主持修葺长沙城，城基垒石宽3丈，其上至垛口均用城砖砌筑。城周长2639.5丈（合计14里280步）、高2.4丈、顶宽不及1丈。全城有深1~2丈不等、宽3~25丈不等的护城河环绕。城上建有垛口4679座，垛高3尺；还建有更楼6~7座。开城门9座，均建有城楼：东曰“新开”（乾隆年间已闭）、“小吴”（又称“小乌”）、“浏阳”，南曰“南门”（俗称“黄道”，后称“碧湘”），西曰“德润”（后称“小西门”）、“驿步”（后称“临湘”、“大西门”）、“潮宗”（《考工典》记为“朝宗”，后称“草场门”）、“通货”（乾隆年间已闭），北曰“湘春”（俗称“北门”）。在府衙及两县衙历任官吏重视下，对城池修缮不断，致使长沙城墙“崇屹甲于他郡”（嘉靖十五年《长沙县志》卷三）。自崇祯十年至十六年（1637~1643），长沙城池多次遭遇战火，损毁严重。地方官吏多加修葺增筑，以固城防。如崇祯十一年，在知府王期昇的主持下，对四座主城门各建一座外瓮城。随后，城池仍遭战火破坏，城楼也毁于战火。崇祯（1628~1644）末年，知府雷起龙于城墙上增建窝铺。

顺治四年（1647），总镇徐勇、知府张宏猷开始主持重修长沙城。至顺治十一年，经略洪寿畴下令拆卸明藩城的城砖，移筑于府城，加高增厚。康熙四年（1665），抚军周召南主持新建各城门楼，建外瓮城敌楼。此后，多次维修城池，大多由地方官吏及乡绅捐资及朝廷拨款所修。如：康熙二十年知府任绍、同知熊中鹤捐资增修。两年后，因数月春雨，江水暴涨，导致城墙坍塌总计170丈，维修估算费用达“二千数百金”。经过协调，由七府二州各卫捐资修缮。制定了此后的日常城墙（含城门等附属建筑）维修和管理措施：长沙县负责城北城墙，计长1186丈；善化县负责城南，计长1453丈。乾隆十一年（1746），朝廷批准了巡抚杨锡绂申请的3000两官银，用于长沙城池的修缮。于当年十一月初二兴工，至次年四月初二竣工。除修补城墙外，还新建窝铺、更栅、登城马道、城楼、炮台、垛口、护城河的驳岸等附属建筑，“壮丽巩固，巍然重镇”（乾隆十二年《善化县志》卷三；乾隆十二年《长沙府志》卷九）。在乾隆三十一年、四十年、四十四年期间，城墙仍有损毁，也得到及时修缮。乾隆四十八年春夏时，由于连月的雨水浸泡，致使城墙内外两侧出现大面积险情，甚至坍塌。两县分别估算修城费用为：城北（长沙县负责）需工料银40551.8两；城南（善化县）需工料银40434.289两。得到朝廷同意修复后，由长沙县知县傅广聪、善化县知县李清栻分段各自主持承修。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开工，至次年八月竣工。此后，长沙和善化二县历任地方官吏对各自负责的城池修葺不断，费用不菲。仅以善化县为例：嘉庆二十五年（1820），仅维修城南段城墙，费用为银9945.758两。道光二年（1822），城南段城墙维修，费用为银7862.369两。道光十四年，城南段城墙维修，费用为银6966两。道光二十九年，城南段城墙维修，费用为银28413.111两。中国历史上营造一座城池，费用固然不菲，而历次城墙的维修，费用同样惊人。

清代维修长沙城的费用，最多的一段时期，还是咸丰年间（1851~1861）太平军的战乱时期。诚如文献记载：“咸丰兵燹以来，修（城）款甚巨。而城池自是巩若金汤矣。”咸丰二年（1852），由于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北上，尽管战前对长沙城池进行过修整，但太平军攻城时将护城河用“居民架屋，填塞成街”，又“偷挖地道，直透南门右魁星楼一带城基，内藏火药，轰倒城墉二次”。随后，太平军又从另一处开挖地道毁城。这两次险情均在守城官兵奋力抵御下，而城竟未破。被称为“足见众志成城，大可恃矣”（光绪三年《善化县志》卷三）。咸丰三年至咸丰五年，屡次兴修，共计520余丈，又拆修北门城楼及外瓮城，增建各处炮台，加高垛口200余处，南城外东西两侧添建牛马墙（即羊马墙）、谯楼等附属建筑。清末，又增开城门2座：曰“经武门”、“太平门”。

1917年，湖南都督谭延闿出于改善城市交通和发展经济考虑，提出拆城修路。根据1921年新编的《长沙市政计划书》要求，设立了长沙商埠马路工程处，负责具体拆城事宜。自1923年起长沙开始了大规模地拆墙筑路，延续至1924年环城马路基本竣工。由于城东南角天心阁是长沙城的重要景观，经商议后得以保存了天心阁一段古城墙。拆后的城砖，被变卖后移为民房或其他建筑，所获资金用于补充修路经费。北伐战争时期（1926~1927），长沙城墙仅存的天心阁一段仍被重视和利用（参见《天心阁侧立飞机用之方向标记》，载《大公报》1926年8月22日第6版），天心阁段城墙上“设造标记，以白布架成十字，高三丈，宽五丈，各端燃灯二”，给过往飞机提供地标导航指南。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发生在长沙的一场人为毁灭性火灾（史称“文夕大火”）中，天心阁被焚。

1983年，在长沙市政府主持下，重建了天心阁。随后，又利用回收的旧城砖修复了该段城墙。自2004年后，笔者先后两次对天心阁段城墙实地考察，发现了部分明洪武三年至十六年（1370~1383）期间烧制的带有砖文的城砖。这些城砖是当年因营造南京都城，向长江流域所属地方政府（包括当时的“长沙府”各县）征派烧制的，后被用于南京城墙。当时，各地有少量未及运出的城砖，后来被用于修缮当地的城墙（包括长沙城）。如当地媒体称，在天心阁发现的残缺砖文为：“长沙府礼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洪武七年八月”。对照南京城墙的砖文应为：“长沙府醴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司吏冷荣□作匠王□人户刘高叔洪武七年八月日造”（引自杨国庆主编《南京城墙砖文》第236页）。

2011年11月，当地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开福万达广场工地，发现了两处古城墙遗址（即潮宗街古城墙）。该段城址总长120米，城墙用麻石条做基础，两侧用青砖包边。明代城墙叠压在宋代城墙的墙基之上，其中有一段还利用架设树桩来稳固基础。根据出土的器物及墙砖特征判断，城墙跨越宋、元、明、清等朝2011年11月，当地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开福万达广场工地，发现了两处古城墙遗址（即潮宗街古城墙）。该段城址总长120米，城墙用麻石条做基础，两侧用青砖包边。明代城墙叠压在宋代城墙的墙基之上，其中有一段还利用架设树桩来稳固基础。根据出土的器物及墙砖特征判断，城墙跨越宋、元、明、清等朝代。对于该段城址的“拆”与“保”、“异地保”与“原址保”进行选择时，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国家文物局的“建议原址保护”建议和长沙市政府意见，经专家讨论决定，原址保护的城墙长度约为20米。据文物部门称，该段城墙是“保存最完好、信息量最丰富、价值最重要的一段”，“其余100米异地迁移保护”。

2013年，天心阁古城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国庆

长沙府城池：城自汉至元，俱仍旧址。明洪武初，命守御指挥廊地更筑，周围计十四里二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广如之。池深一丈九尺，广亦如之。东三门曰：新开、小吴、浏阳；南一门曰：黄道；西四门曰：德润、驿步、朝宗、通货；北一门曰：湘春，各有楼。长沙、善化二县俱附郭。

——清《考工典》第二十一卷，引自《古今图书集成》 82ESEVbN7xpBOvnnlYAj4f3XIcGs92WgSzGH42yvZAauiVie/H42djyW5yQ823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