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城墙周长与行政建置的关系

目前，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领域，对城市定义主要有三种形式：城市人口，占地面积和城墙周长。 利用城墙周长考量一座城市规模与行政建置存在的内在关系，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可看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一种方法。由于人们对中国城墙多样性、复杂性的认识不足，且掌握的资料各异，其结论往往出现绝对化的现象。

一种观点认为，城墙周长与行政级别有关。如马正林认为：汉以后“中国城市的规模和分级已经趋于定型，即首都最大，省、府州、县依次减少，下一级城市超越上一级城市规模的状况几乎是没有的，除非城市的地位升格，城市的规模才会随之升格” 。这个结论其实并不确切，如同在明代建造的江西南康府城“周长千丈，高二丈，广三丈，建门五”，而所属的都昌县城则“周一千丈，高二丈五尺，城楼七座”，县城周长不仅与府城相同，而且县城城墙还高于府城。再如：同在明代建造的贵州平乐府城“周五百四十一丈”，所属的富川县城则“周围六百三十四丈”。元至正十七年（1357），湖州修城时将原先周长24里，缩小成13里138步，缩小的原因并非建置降低，而是出于防御兵力的不足。这方面的例证还有许多，恕不一一赘述。

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墙周长与行政级别无关。如成一农在《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中对清代1390座城市规模（城墙）进行了比较，其结论为：“可以认为城市行政等级并不决定城市规模，在中国古代既不存在这样的制度，也不存在这样的现象。” 这个结论同样不确切，特别在中国君主统治的早期城墙中，由于受礼制的影响，城墙的周长与行政建置存在一定的关系。诚如《王氏详说·多士传》对《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的注释称：“营国（即‘城’，笔者注）九里，则是天子之城。……古者百里之国，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宫；五十里之国，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为宫。”《说者》称“百里之国，外城九里，中城七里，内城五里；七十里之国，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内城三里；五十里之国，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内城一里”。这里的“国”换句话说，就是统辖的地域范围大小。在商周时期，各诸侯的都城规模与所辖封地的范围大小直接有关，并形成了一种制度列入“礼制” 。即便到了明清时期，作为都城的南京与北京城墙规模在当时也是最大的。

对于中国各地城墙的周长与行政建置的级别关系，还是利用清康熙《考工典》所统计的数据进行比较，以便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较清醒的认识。在《考工典》所列1578座的“城”中，府城156座，州城213座，县城1014座。行政建置下一级高于上级的案例近30个（其中还包括1座“卫城”规模超过“府城”的个案），涉及了68座城墙。其中“州城”超过“府城”有11座，占州城总数的5.2%；“县城”超过“府城”和“州城”有27座，占县城总数的2.7%；“县城”及“州城”与“府城”同等规模有4座，所占总数比例更小。详见下表：

[1]此数据取自《考工典》。

由此可见，中国各地城墙至少在明清时期存在行政建置级别越高、城池规模（周长）越大的现象。但是不能绝对化，这种现象同样也反映了中国古城墙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根据上表所列的68座城墙，仅明初洪武年间建造的城墙就有26座，占总数38.2%，而且不单纯局限于“卫城”和所城，也并不局限于中国沿海地区。这项统计（并非专项统计）虽不完全，但从这个不算少的比例数中可看出一个概貌。这让我们联想到学界的一种说法：“明初城墙的不修筑，应该主要归结于长期的安定局面，使得城市对付防御职能的减弱，因此费工费力费钱的城墙修筑也就被地方各级官吏抛到脑后。” 显然，这个说法与史实有很大的差距。

按中国城墙的古制：“三里为垣，十雉作堵。” 云南姚安府的城墙，周长仅“二里三分”；贵州道真真安州的城墙，周长仅“二里九分”，均不足以称“垣”；而且，性质为府城、州城的如此长度，在全国古城墙中也实属罕见。这应该与当时的筑城条件，如地形、地貌，尤其与“平播之役”的战后萧条直接有关。同时，也与筑城后不久由于建置的迁移，旧城发展及城内人口增加相对缓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