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城墙的起源

中国城墙的起源，是一个貌似简单却又非常繁杂的问题，更是城墙最基本、最本质的问题。在短短的几十年中，由于人们逐渐意识到城墙的起源，是关系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的起源等诸多重大课题，因而城墙开始被学术界高度重视，尤其在中国古代城市史、史前城址考古、文明起源等研究领域，研究成果极其丰硕。

在近、现代中国考古学出现之前，相当多的城墙起源论述仅局限于文献的记载。诸如：“神农之教曰：石城十仞，汤池百步” ；“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 ；“黄帝始立城邑以居” ；“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禹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 ……这类流传很广的文献，基本属于汉代前后引自先秦或春秋战国时的记述， 不仅被后代诸多文献引述， 即便近代中国考古学出现之后，许多学者仍乐于引述。

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谓的“三皇五帝”是中国在夏朝以前出现在传说中的几位帝王，时间跨度约在距今5000~4000年间。 在中国考古学出现之前，有关中国最早筑城的记载就成了传说故事，甚至有学者提出：“我们的古代史，至少在禹以前的，实在都是神话。” 当然，传说与神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神话所叙述者，是神或半神的超人所行之事；传说所叙述者，则为一民族古代英雄（往往即为此一民族的祖先或最古的帝王）所行的事。” 而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三皇五帝”具有两者共存的特点：既有神话部分，亦有传说的部分。在中国考古学出现之前，很难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中国最早筑城的记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尽管“一切神话无非是原始的哲学、科学与历史的遗形” ，但文献中的中国最早筑城被认定为“传说”，而非“神话”，则缘于近、现代的考古学。

近、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出现，虽然史前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安阳后岗城址等）相继被发现，甚至还发现了确切的城墙段落，但是这些发现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兴趣。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当时缺少将城址作为一个专门课题来做讨论的背景或学术氛围”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界陆续发现更多的龙山时代城址（如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等），人们对中国早期的筑城活动逐渐有了较系统性的研究，并“成为探讨中国文明形成的核心问题” 。

由于学界各自研究领域需要的不同，研究方向的不同，各自掌握考古资料的多寡，考古发现时序的差异（包括今后考古新发现的未知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城墙起源便出现了分歧。有学者称：“对于古代城墙起源这一问题尚无统一的意见。” 其实，即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可能形成学界所谓的“统一”意见。因为城墙起源至少涉及到两个方面内容，即最早筑城的时间以及最早筑城的原因。这两个基本内容，均属于“动态”的，前者需要根据考古的新发现进行不断地修正；后者属于学术讨论范畴，随着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思路的出现，导致“起因”也不可能一致。仅以现在行政数省为例，简述如下：

在安徽境内考古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中，有的虽被冠以“城”之名，但实际筑城的年代偏晚（在不同等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如：位于庐江县白湖镇顺港陆岗村丘陵台地上的慕容城遗址（1987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年代为商周），出土的文化遗存尽管较早，但据《五代史》和《宋史·慕容延钊传》所述，该城为五代时淮南节度使慕容延钊在此建造城堡，以作江防。该城有东、北两座城门，墩周围有夯土城墙，西有护城河，东有古河道。还有的城址性质在学界仍处于认识阶段，如六安市城东九公里现属六安经开区三女墩村的东城都遗址（1998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后，经文物考古部门考察并参考文献记载，初步认为这个城址年代较早，当在新石器时代末至西周时代。近年来，史学界有关专家根据史籍所载和考古遗物判断，提出这个城址可能是《史记·夏本纪》记载帝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的始封地，即“六国”的遗址。

浙江境内最早筑城，影响最大的是属于良渚文化的莫角山城址，其认知缘于近现代的考古学。该城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2006年，再次对浙江省北部莫角山进行考古发掘和钻探，初步查明，古城址略成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总面积290万平方米。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为基础，在石头基础上堆筑黄土，宽40~60米。2007年，公布了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这一重大考古成果。莫角山城址由西城、东城和北城组成（为人工堆筑的三个土墩），“高低不一，错落有序，其间关系尚不清楚，初步推测西城是宫殿区所在，应为主城。东城与北城可能属于卫城”，这是“迄今所知长江下游的史前城址，仅发现于江浙地区的杭嘉湖亚区” 。对该城址的性质，学界观点尚未一致，苏秉琦称之为“首都”，有的称“台城”（严文明：《良渚随笔》），还有的称“都城”（刘斌：《良渚文化聚落研究的线索与问题》）。但是，基本可以确认的是，以莫角山城址为中心的一带，当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统治中心。

河南境内最早筑城始于仰韶文化（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晚期和龙山时期（距今约4350~3950年），其认知缘于近现代的考古学。目前已发现史前古城址7座，其中仰韶文化晚期城址1座（郑州西山城址）、河南龙山文化城址6座（安阳后岗城址、辉县孟庄城址、淮阳平粮台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古城寨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最早的郑州西山城址，距今约5500~4900年，“它的出现标志文明社会已经萌芽”。“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的发现，将中国始建城市的年代提前到距今5300年” 。马世之在《中国史前古城》称，河南史前古城址有八个主要特点：（1）城址位于山麓或河滨台地上，略高于周边地势；（2）城墙多建在原始村落之上；（3）先挖槽基，在槽内堆土夯筑；（4）有城、壕双重防御体系；（5）城址平面多呈现方形；（6）城址规模不等，悬殊较大；（7）布局均经过统一的规划；（8）城址使用时间不长。

湖南境内最早筑城，以澧县城头山的史前城址为肇始，其认知缘于近现代的考古学，为学术界目前公认的中国最早筑造的城墙。城头山城址始建于大溪文化早期，距今约6000年，以后又经多次修筑和改筑，最后一次筑于屈家岭文化中期，距今4800年，“直到石家河文化中期才废弃，前后使用时间长达1000余年，堪称城建史上的奇迹” 。在城头山城址北约14公里处，还有澧县涔南乡的史前鸡叫城遗址，虽然筑造时间上稍晚于城头山城址，但规模上超过了城头山城址，成为湘西北当时两个重要的城邑。

贵州最早筑城不详。汉代之前，虽有多处地方割据政权，如牂牁国、夜郎国（学术界尚有“贵州说”与“湖南说”的争议）等，但有无筑城、在何地筑城等详细资料并不明确。贵州开始出现筑城之说，大多据传说推测至迟在汉末。如贞丰县者相镇的者相古城遗址，相传三国诸葛亮“平南”时在此筑城，以操练兵马，故取名为“宰相城”，亦称“孔明城”。而榕江县的古州古城垣，也是相传蜀汉诸葛亮“南征建营于此，旧名诸葛营” ，且并未言及筑城。贵州大规模筑城较之全国其他地区偏晚或不明，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贵州境内大部分地区曾长期为地方政权统治（如唐宋时期的“羁縻政策”；明清时期的“土司政策”），形成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中原早期传统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思想对其影响相对不大。其二，贵州境内山多水险的特殊地理环境，自然的“天险”成就了地域易守难攻的优势。其三，自元尤其明以后，中国攻城火兵器的长足发展，促使“土官”与“流官”混杂的各地政权对城墙防御功能的重新认识和发展。其四，其境内建置治所在历史上多有迁移，或因政权更迭，或因人口增减等因，致使早期城墙毁圮荒野，后世文献也疏于记载。

正因上述原因，即便到唐宋时期，贵州仍然未形成大规模的筑城，即便有的称之唐宋时所筑之城，也为学界存疑。如：（1）唐代，虽在赤水河流域出现了淅州、顺州、能州三个羁縻州（参考谭其骧《播州杨保考》），但在何地有无营造州城，一概不知。（2）宋大观三年（1109），因设仁怀县，而可能修筑过城池（惜无可考，仅为推测）。宣和三年（1121），仁怀“废县为堡，以巡检治” 。（3）崇善县传说在宋皇祐五年（1053）后，因置崇善县而筑城（后为太平府治），也惜无可考。据龙文光《重修府城碑记略》载：“宋平岭南，立为寨”，但未言筑造寨堡城墙。（4）海龙屯“前关”之一的养马城，2003年以“宋、明”断代并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经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及当地文物专家在此考察，根据养马城六道城门中有五道属“叠涩式”拱门的筑造技术，初步推测养马城肯定早于海龙屯修建，可能为唐朝末年所建，详情仍需待考。（5）2007年初，德江县发现一处古城遗址，位于合兴乡朝阳村（古称“旋厂”）香炉山（古时名山）西麓半山坡上。据当地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后称，该处遗址由上、中、下三个古寨组成，坐北向南，依山傍水而建，村寨建有防卫设施，四周有土墙和青石墙围护。有专家称，这可能是唐宋时费州治下的扶阳县遗址。对此说，学界仍有存疑。

四川境内的城墙，不仅是中国较早筑城地区之一，且其沿革与发展脉络清晰。就古城址被列为国家、省、市县不同等级保护文物单位而言，四川境内古城址的建造年代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多次考古发现，四川境内目前最早的史前城址有七座（大约在公元前2500~前1700年间）：新津宝墩、郫县（今郫都区）梓路、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村、崇州双河与紫竹、三星堆城墙。其主要特点有：（1）城址建在平原地区近河的台地上，略呈方形或长方形，有规划设计，除三星堆城墙（现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外，其他规模比中原史前城址较大，面积在12~60万平方米之间； （2）墙体为夯土，“一般为平地起建，不挖基槽，采用双向堆土、斜向拍打的堆筑法”。在鱼凫村城址还发现墙体铺砌卵石的现象。

广西筑城最早年代不详。1963年，被列为自治区级的秦城遗址，当时断代为秦汉时期，“秦始皇戌五岭时所筑”，计有四处。1990~199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及兴安县博物馆对其中的七里圩王城城址进行考古发掘。考古报告认为：该“王城始建于西汉（前206~8）中期，在东汉（25~220）时曾进行过一次加筑，魏晋时期废弃” 。再如：1984年被列为合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大浪古城遗址，当时断代为元明时期。2003年，经广西文物工作队对外发布的考古结论为：“这是目前发现的合浦第一个西汉中期前后与海上丝绸之路记载年代相吻合的大型聚落遗址。”

因此，中国最早筑城是由于诸多因素造成的一种“动态”现象，所以学界说法不一、比较含混就不足为奇了。如：“中国的城墙起源很早，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它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即龙山文化时期” ；“我国最早城墙的出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存在于当时的各类城市” ；有的学者将河南平粮台“城堡”、王成岗“城址”、东下冯“城堡”三处城址称为“中国最早的城址”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大约在距今5200年至今5300年间构筑此城，是已发现的最早古城堡” ；“在内蒙古包头市东郊阿善遗址，发现有石围墙。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砌防御性设施” ；“河南登封告成镇于1975年发掘出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座小城堡（遗址），……这座城市遗址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最早之城” ；藤花落古城“开始建城时间甚早，形状又十分完整，……这应当说是我国城池的一个开端” ；湖南“城头山古城应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座城” ……由此可以看出，对“中国最早的城”的确定，需要有一个时间概念上的界定，“目前”、“迄今”等一类的定语，反映了“中国最早的城”的不确定性。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国最早城墙总体上获得的基本认识：即在新石器中、晚期（前7000~前3500）出现了城墙早期的建筑形式；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约前3000~前2100），早期城墙逐渐得到普及与发展，其中湖南城头山古城，是目前（而不是最终）得到学界较为认可的中国最早城址。 N0HLsA+EwkBi15qAKmqQNPNuFHaFHdU9x5SKEmVbaB9d0CXXsrsxHcHjyZjUIy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