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城墙，是人类农耕文明时代的典型构筑物，其主要功能是界定统治区域、巩固军事防御以及彰显统治者权利。泱泱中国历史上，城墙也同样具备了上述作用。《吴越春秋》中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墨子》中讲“城者，所以自守也”等等，都是很好的论证。城墙勾画了中国历史上政权控制的疆域，描摹了中国城市的基本结构空间和城乡交流方式，成为冷兵器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城市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典型标志物。

城墙，是文化遗产中比较特殊的类别，它不同于一般的文物古建筑，有着独特的时代阶段性。随着冷兵器时代和君主制度的终结，城墙再也不可能重现此前的原始作用和军事防御地位，人类筑城史也随着农耕文明的逝去而戛然中止，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绝笔。

中国是筑城大国，由于基数庞大，拆城数量也十分惊人。近代大量火器的出现，使城墙的军事功能迅速蜕化，古城墙最终失去往昔的庄严和坚固。在19~20世纪近代城市化发展中，中国也同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随着城市人口密度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和激增，传统功能型的城墙成为城市发展的羁绊。因此，各地出现了规模不等、时间不一、影响很大的拆城现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城墙单体的文化影响力（如万里长城），或者因官员、专家学者的干预（如南京城墙、西安城墙等），甚至因经济或地域等诸多因素影响（如平遥城墙等），也有许多城墙得以不同程度地幸存下来。

中国古城墙的全面保护，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和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下，在全国各地文物工作者不断呼吁和保护下，社会各界对中国古城墙的价值从认识上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并逐渐形成了法制、全面和科学的保护体系。有些地方结合城市建设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对古城墙（或遗址、遗迹）进行大规模抢险性维修和环境整治，还制定相应的专项保护法律、法规，设立专门保护管理机构等。从近30年所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来看，城墙所占的比例逐年增长，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虽然中国古城墙作为原始作用和军事防御地位已经丧失，但作为城墙文化它却依然存在，作为文化遗产则刚刚起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旅游界，无论在城市历史的象征意义还是文化遗产的传承意义上，中国古城墙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6年，江苏的“南京城墙”、陕西的“西安城墙”、湖北的“荆州城墙”、辽宁的“兴城城墙”进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来自全国六省八市（即南京、西安、兴城、襄阳、荆州、临海、寿县、凤阳）首次组成了“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2014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南京成为“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的牵头城市。

在“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过程中，我们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对“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普遍价值的研究。其中列入国家“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出版计划的《中国古城墙》（中、英、法、德、日、韩文版），历时六年、格式和内容进行过三次较大调整和修订，如今终于面世。这部恢弘巨作，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对“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以及对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普世意义。

《中国古城墙》一书，对全国包括长城在内的各地400多座古城墙（还未包含各城附录描述的古城墙）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初步研究。读完书稿后，我感觉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这是一部以汇集中国古城墙为编撰对象的专业性文献，为社会各界了解和研究中国古城墙提供基本资料，达到对中国城墙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第二，这部书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历代的城池图、城池营造及规模、历史沿革、损毁与修葺、现状与保护等。第三，纵向跨越了6000年城墙史，横向罗列了全国各省、市、县具有特点的城墙，为中国古城墙勾勒出一幅多姿多彩、全景式的绚丽画卷。

这部著作的主编杨国庆先生是研究城墙的资深学者，足迹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城墙，2011年还赴德国柏林马科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进行中德城墙比较研究，出版或发表了多本（篇）关于南京城墙的著作和有关中国城墙的论文，广受业界学者的好评。这一次，由他主持编撰的《中国古城墙》，将会进一步促进今后中国古城墙整体系统的基础研究，为“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普遍价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术平台。深以为感，是为序。

“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办公室主任刁仁昌

201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