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原本以为朱安只是一个边缘人物，鲜有人关注，不料这本传记出版后却出乎意料地得到大量反响。我欣喜地看到，这些年“朱安”已然成为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引发了人们多方面的讨论和思考。去年，值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之际，今日头条文化频道发布2016鲁迅文学大数据，其中“鲁迅相关度最高的家族成员”中，“朱安”榜上有名。

本书出版后将近8年间，我陆陆续续收到一些来信和读者的反馈，许多读者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朱安这样一位旧女性寄予深深同情，为之唏嘘、感慨。尤其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杨绛先生也注意到了这本书，她在报上看到《朱安传》的介绍后，给朱正先生的信中提到我的这本书，说：“我觉得这是血泪的呼声。”朱正先生把这封信复印给我，并在信中不无幽默地问我：“你愿意送一本大著给这位热心的读者吗？”我立即按照朱正先生提供的地址寄出拙著，并附了一封信，表达一个后辈的仰慕之情。书寄出后我从没有想过杨绛先生会给我回信。在我想来，钱钟书的夫人、翻译家、作家杨绛先生，且已届高龄，对于不知名作者寄来的书，翻两页大致了解一下，大概已经很够意思了吧？惟其如此，当有一天收到一封字迹陌生的来信，随意地拆开，却看到落款是“杨绛”两个字，别提有多惊喜了。杨绛先生在回信写道：“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杨绛先生关注女性的命运，她对朱安流露出深深的同情。

本书出版后，得到诸多鲁研界前辈的肯定，有些学者则指出朱安对鲁迅的影响至为深刻：“一个伟人的诞生，往往出于迫不得已。鲁迅文风的阴冷、偏激、滞涩，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安成就了鲁迅。”（陈丹青语）也有研究者围绕鲁迅与朱安婚姻中的一些问题，提出种种疑问……总之，在鲁迅研究的领域，就像周氏兄弟为何反目始终是个未解之谜，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也是个道不尽的话题。

当然，2009年底《朱安传》出版后，也有细心的读者向我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当初由于时间仓促，个别地方没有仔细核对所产生的差错。这次再版，正好能把这一类的讹误加以订正，而更主要的是能对本书做些必要的修订和增补。

此书出版后，叶淑穗老师对于我用“弃妇”一词描述朱安婚后的状态提出了不同意见。她在信中说：“我认为鲁迅对朱安，虽然是不喜欢，只作为母亲送他的礼物，供养而已。但从鲁迅对他的态度来说，始终还是尊重的……当然在鲁迅的心里确实也是无奈。但鲁迅没有抛弃，所以我看到您有一个标题用‘弃妇’我感到心里有些接受不了。鲁迅对这桩婚事虽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他始终都是承认的，在日记中也将她写成‘妇’。这个意见仅供您参考。”

叶老师的这个意见一直萦回在我的心中。可以说，当初用“弃妇”这个标题完全出于我的直觉，感性的成分居多。虽然我认为这个词并不过分，但也必须承认它可能会对读者产生误导。记得有一年我赴外地参加一个鲁迅研讨会，席间遇到一位老师，她直言不讳地认为《朱安传》过分同情朱安，贬损了鲁迅。尽管我并不能接受这位老师的观点，但也使我反思：我的有些用词是否表现出过多感情色彩，从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这次我把标题《弃妇———落地的蜗牛》改为《深渊———落地的蜗牛》。“深渊”一词，同样表达了朱安跌落谷底后的悲苦处境，也更符合本书的宗旨———用资料说话，不做过多的阐述。

叶淑穗老师还向我指出了一处差错，关于初版本第124页的一幅合影的说明。她在给我的信中指出：“P124，左起第二人认为是许羡苏，实际上左起第四人才是许羡苏。此事俞景廉和我也做过讨论。他曾对此发表了文章，可查《鲁迅研究资料》。”查《鲁迅研究月刊》，确实刊登过多篇俞景廉先生关于他母亲许羡苏的文章，还有叶老师的《许羡苏与鲁迅文物———记许羡苏在鲁迅博物馆的日子里》等文，某种意义上也侧面提供了朱安在西三条的生活背景资料。对于叶老师的指正，我非常感谢！

还有已故的高信先生，作为鲁研界的前辈，看了这本传记后，热心提供给我周作人的外甥杨吉昌（周静子之子）写的《忆外祖父周作人》一文，文章对八道湾11号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有“大外祖母”一节，很短，内容如下：

大外爷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起的，她们在西三条住了多久呢？或许她偶尔也来过八道湾，我幼时见到大外祖母，留下的印象并不深。记得她的头发向后梳结成一个髻，椭圆形的脸，下巴较尖，矮个子，底下一双旧社会常见的小脚，谈话声音很细，自然是绍兴口音，我见到的她也在六十岁左右了吧！而我却没有见过大外爷，他去世在我出生之前。

大外祖母指的就是朱安。杨吉昌此文发表于1995年，发表在《华山天地》上。这篇文章前面有高信先生的《写在前边》一文，对杨吉昌及其家人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从高信先生和杨吉昌的文章可知：周作人的长女周静子于1935年与留日回国的数学教师杨永芳结婚，次子杨吉昌生于1938年，所以他从未见过鲁迅，却见过大外祖母朱安。1949年后杨永芳任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周静子随杨永芳去了西安，主要料理家务，他们的一双儿女（杨美英和杨吉昌）都曾在秦岭电厂子校教书。周静子大约去世于1984年。此外杨吉昌还提到阿姨周鞠子（周建人之女）去世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

尽管杨吉昌的回忆主要讲述周作人一家的情况，但跟朱安不无联系。据高信先生说，杨吉昌曾给高先生看周静子的两张结婚合影，照片上都有朱安。高信先生还将这两张照片复印给了我。事实上，尽管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但后来朱安与八道湾11号并未完全断绝往来。有研究者注意到新披露的周作人1939年1月9日的一则日记，里面写到：“下午大嫂来。”由此指出：这里的“大嫂”，显然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女士。周作人1月1日在八道湾寓所遇刺，“为暴客所袭，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也。启无左胸重伤。旧车夫张三中数枪即死，小方左肩贯通伤。”得知周作人遇刺之后，朱安女士还是抽时间前往探视。

我在书中引用了周作人早年绍兴时日记里关于“大嫂”的记载。其实到北京后也是有记载的，如1932年就有几处提到“大嫂”：

8月16日阴……旧中元，午祭先祖，母亲大嫂来，下午去。

9月8日晴上午大嫂来，托代交佩弦贺礼。

9月19日阴雨……大嫂来即去。

9月21日阴雨，下午晴……下午往商务买书……大嫂来……

从以上几则日记可以看出，像中元节这样的日子，鲁迅母亲和朱安会去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祭拜先祖。而送朱自清（佩弦）贺礼，朱安也托周作人转交。另外9月周建人之子丰三住院，这段时间鲁瑞和朱安婆媳俩多次前往八道湾。自然，日记中也多次记载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前往西三条看望母亲。这些虽是微末小事，但知者不多，故趁此机会在这里写一笔。可惜的是周作人日记还没有全部影印出版，仅能看到1934年以前的部分，如全部影印出来，对于周氏兄弟及周氏家族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这些年网上关于朱安的文章屡屡见到，其中陆波的《在保福寺桥下，寻找历史的草蛇灰线》一文挖掘了关于朱安最后的埋葬地保福寺的一些情况。根据陆文，从明朝起，在中关村这块永定河故道的低洼地区，就开始兴建寺庙，特别是明清两朝太监偏爱在这一带购买“义地”（墓地），后来普通人也愿意埋葬在这片抬眼即看到西山的土地上，形成了中关村一带寺庙、坟地众多的格局。保福寺建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到清朝道光年、光绪三十一年都进行过重建。清代《日下旧闻考》载：“南海淀之东二里许有保福寺，东柳村有长寿寺、观音庵……”民国时期进行寺院统计，做记录如是：“此寺位于保福寺村六十四号，占地二亩零四厘，有九间瓦房，土房两间，附属瓦房一间。泥像九尊，铁五供一堂，另有石碑两座，井一眼，楸柳四棵。属合村公建。被村公所及小学占用。原有鼐公禅师灵塔，三十年代塌了一半，但仍有香火。”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这座寺庙成立了保福寺小学。保福寺小学1958年搬迁后，保福寺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基本可以判断，保福寺于20世纪50年代末废弃，最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

陆文还提到，抗战胜利后，因为保福寺这块坟地属于周作人家私产，1948年国民党政府将其私产予以没收。从1951年起，中关村地区就已确定规划建设社会主义科学城，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平坟拆迁，在195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我曾说朱安的坟毁于“文革”，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查证，不排除它毁于更早之前。这虽然也属于细枝末节，但考虑到朱安作为一个旧女性，临终前对于身后事曾有慎重的嘱托和安排，如此结局不免让人兴叹。

朱安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也只是在鲁迅去世后才受到媒体的关注，初版本引用了《北平晨报》《新民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并将《世界日报》的报道作为附录收入书中。其实，还有一些刊物当时也对朱安有所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时段：

一、1936年10月鲁迅刚刚去世不久，上海的《电声》周刊等关于鲁迅身后作品版权的问题做了一些报道。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些内容并不符合事实。

二、1944年9月至1945年，上海的《文艺春秋》《杂志》等刊物关于出售鲁迅藏书一事所做的报道。

三、抗战胜利后，除了北平的报纸外，上海的《海光》《快活林》《吉普》等刊物也报道了朱安的生活情况。当然有些小报只是将朱安作为谈资，如1946年12月1日《新上海》刊登的《许广平故都访鲁迅前妻》一文，虽然许广平去北平西三条一事是实有的，但其中很多内容都出于臆想，完全是小报手法。

这次再版，我经过甄选，增补了三篇较有史料价值的报道。同时在参考文献部分列出了以上报道的目录，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此外，增补了几幅图，如朱安住过的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及西三条故居的平面图等。总之，这次的修订本，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弥补了初版本的不足，也能将这些年来我发现的一些新资料呈现给读者，可以说了却了我心头的一件事。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诸多同行的帮助，特别是本书刊用的朱安的书信及照片，绝大部分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其中有些从未发表过。在此特致谢忱！

2017年4月于上海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