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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喧闹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闹的世界上，活跃着一些改天换地、运转乾坤的杰出人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历史的册页上镌刻了英武矫健的身影。在寂寞的世界里，也生存着许多渺小如蝼蚁的人们。他们自生自灭，来无痕，去无迹，随着时光流驶，像尘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为中国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闹的，这里官盖如云，騠骑遍地；但北平宫门口西三条胡同却是喧闹世界的寂寞一角。这里位处运煤车往返的阜成门墙根，是车夫、工匠、贫民的杂居地。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一所小四合院里，居住着一位妇人。她身材瘦小，脸色狭长，颧骨突出；由于缠足，行走时有些颤颤巍巍。她跟名义上的丈夫各处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对话：一、叫早。回答是：“哼。”二、临睡，问关不关北房过道的中门。回答是：“关”，或“不关”。三、索要家用钱。回答是：“多少”？然后照付。为了尽可能少费口舌，名义上的丈夫将换洗的衣物放在柳条箱的盖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佣人洗净之后，叠放在柳条箱内，上面盖一层白布，放在她卧室的门旁。这位妇人就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学，但知道佛教讲“浊世恶苦”，即“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极苦痛，死极苦痛”（《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心得开明第三十四》）。还听说有一种苦，叫“求不得苦”。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谓诸苦遍尝。她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官宦之家，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丽质，又被缠足，无文化，这些因素自然会减损她作为女人的魅力。28岁成为老姑娘后才嫁到周家，跟鲁迅过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鲁迅的母亲希望她能生一个儿子，以此维系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实在：“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跟精神生活贫乏一样，她的物质生活同样困顿。北平《世界日报》有一位记者采访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外有几碟尖辣椒、腌白菜、霉豆腐。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岁的老人，深知老人并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严。然而这种愿望对朱安来说显得十分奢侈。我不确知朱安死于何种疾病，但从她托人代写书信来看，应该是既有肾病、肺病，多年来又有严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环不畅，两腿长期处于冰冷麻木状态，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老话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我不懂佛学中“求不得苦”的准确概念是什么，但用世俗观念理解，大约是反映出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吧？人的愿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这种愿望属于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实现，那就会酿成人间悲剧。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她从订婚到结婚却整整拖延了七年。据鲁迅故家的佣工王鹤照说，新婚后的第二天新郎就独睡书房，婚后第四天，新郎又东渡日本了。作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处异地的日子里当然会想有鱼雁往返，但鲁迅读她来信的感受却是“颇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许广平撰写《两地书》时的那种火花。朱安临终前给许广平写信，希望将她的灵柩运至上海跟鲁迅合葬。作为正常夫妻，这种愿望当然可以理解，应予满足。但对于朱安而言，这却是一种妄想，不仅许广平不会赞成，其他亲友也不会认为妥当。结果朱安既没有埋在初葬鲁迅的上海万国公墓，也没有葬在她婆婆长眠的北京板井村坟地，而是临时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墓地。结果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朱安坟墓被夷为平地，所以我们至今也不知她魂归何处。朱安临终前还希望死后每逢七日有人给她供水饭，至“五七”请和尚给她念一点经。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旧习俗，并不过分。但朱安无子嗣，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人认真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悲剧一生。作为一种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她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思来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价值主要就是为周氏三兄弟贴身照料了他们的母亲。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编辑家、翻译家，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尽心尽力承担了照料婆婆的职责，除开早晚问候起居，还要管理家务；即使家中请了佣人，下厨烹炒绍兴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劳作。鲁迅虽然恪守孝道，连给母亲购买的通俗小说都要先行阅读，但毕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单靠书信问候起居饮食，其间仅两度北上省亲，但还要忙于其他方面的杂事。周作人在1943年5月写过一篇《先母行述》，简述了母亲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识”，自损以济人，读书以自遣之类，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离孝行的标准尚存差距。据了解周家状况的人说，周作人自从跟乃兄闹翻之后，不但不愿见兄长，连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湾的时候，周作人让母亲单独起伙，母亲生病时也只好到砖塔胡同去找鲁迅带她看病。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母亲不愿到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生活，从中似可窥其家庭关系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从小体弱多病，先于鲁迅到上海谋职，经济支绌，对于母亲恐怕是出力出钱都有实际困难。老人既需要“生活费”，更需要“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亲人的贴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岁月当中，有一多半光阴是用于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们减少了后顾之忧，在不同领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安存在的社会价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们充分肯定许广平在上海期间照顾鲁迅的功劳，称她为伟人背后的“无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鲁迅母亲长达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种功绩吗？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出悲剧，那么悲剧的制造者究竟是谁呢？这并不是一个复杂深奥的问题，而且前人已有公论。不过近些年来由于颠覆解构鲁迅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至于有人想依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判鲁迅以“重婚罪”，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当局修订的《民法》想判鲁迅以“通奸罪”；比较温和的责难，是认为鲁迅在家庭中对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如果违背历史进步的逻辑来判定是非，那岂不是还要依据蒋介石政权制定的“勘乱条例”将革命前辈都判以“叛乱罪”吗？其实，鲁迅的母亲鲁瑞已经承担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她承认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给大儿子带来了终生的苦痛，所以此后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鲁迅有一篇未完成的杂文，内容就是谈论“母爱”。鲁迅认为母爱是伟大的，但他也认为在旧时代母爱有时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亲在有些问题上成见很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变十分之一、二，但没过多久又会故态复萌。不过，鲁瑞的想法和做法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奇葩”和“异端”，无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见，酿成朱安悲剧的总根源是旧的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现代的爱情观以两情相悦、自由择偶、心灵沟通为主要特征，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那种仪式化婚姻的特征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鲁迅去世之后，有人离间许广平跟朱安之间的关系，说什么许广平每星期都给鲁迅写信，破坏了鲁迅跟朱安的关系。又说，许广平跟朱安争夺《鲁迅全集》的版权，似乎许广平是为了金钱而跟鲁迅结合。在极端气愤的情况下，许广平写了一首白话诗《为了爱》，刊登于1937年《中流》第1卷第11期，道明了新式和旧式婚姻的本质区别：
在亚当夏娃的心目里，
恋爱结合神圣；
在将来解放的社会里，
恋爱，再———
志同道合，成就婚姻。
那言语不通，
志向不同，
本来并不同在的，
硬说：“佳偶”，
就是想污蔑你的一生。
所以，要根除无爱情婚姻酿成的悲剧，从根本而言就是要涤荡旧式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而不能苛责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使他们受到双重伤害。鲁迅在文章中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叫出了“无所可爱的悲哀”（《随感录·四十》），号召人们把妨碍人类享受正当幸福的一切旧制度、旧观念、旧习俗通通踏翻在地，哪怕是历来被视为凛然不可冒犯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许广平也表示，她跟鲁迅之间有着共同反抗旧伦理的思想基础，决心“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在鲁迅和许广平这两位“同行者”面前，朱安确如她自比的那只蜗牛，虽然想尽力慢慢往上爬，终究无法接近鲁迅心灵的殿堂。
前文提到，朱安是一个旧时代普通的悲剧人物，只是因为她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家，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别关注。把朱安这个寂寞的人引入到“公众视线”有什么意义呢？根据现代传记理论，传记写作的对象并不限于凯撒、拿破仑、成吉思汗、腓特烈大帝一类人物。除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时代的一鳞一爪。只有依据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灵史，才能整合出一部最为真实、最为鲜活的人类历史。所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不但鼓励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撰写自传，而且1919年11月30日还亲自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识女性李超立传。为朱安立传，当然不能从中品尝什么心灵鸡汤，获取什么励志教诲，但正是朱安这位个性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迅：《随感录·四十》），是研究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活标本，对于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在当下，美女几乎成为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统称，但用“美女”二字称呼《朱安传》的作者乔丽华博士显然不够庄重。但是，将乔博士迳称为“才女”，却应该说是名至实归。我跟乔丽华在研究鲁迅手稿和整理许寿裳文稿的工作中多年合作，深知她知识面广，文笔优美，兼修中外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她的才华不仅来自于刻苦钻研，而且必须承认还有其先天的禀赋。禀赋相对差的人固然也能够做学问，但禀赋加上刻苦，那就如虎添翼。乔丽华说，她撰写《朱安传》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巧妇难为无米炊”，但经过实地考察，走访调研，把口述史料、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进行综合提炼，读者就会发现乔丽华烹制的不是一盆清汤寡水，而是一席美味佳肴。她说写作过程中她想站在女性的立场，对女性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但这位女性作者在这部史传中秉持的仍然是存真求实的公正立场，并没有表现出某些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偏执。乔丽华是懂理论的，但她在这部传记中表现出来的考证功力也相当了得。最让我佩服的是她对鲁迅1914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得妇来书”这件事的考证。因为当年11月22日朱安从绍兴寄给北京鲁迅的这封信荡然无存，所以鲁迅为什么会斥责信的内容“颇谬”就成为了千古之谜。有老专家说，这是因为朱安在信中劝鲁迅纳妾。但这种说法仅仅是出自推测，朱安即使有这种念头，也未必就是写在这封信里面。乔丽华则根据周作人同年10月30日和11月18日日记中关于朱安的两则记载，得知当时朱安房中窜进了一条白花蛇，而民间常把蛇视为淫物，所以，朱安特请周作人买了一枚“秘戏泉”（即铸有春宫图的钱币），想以春宫辟邪，并写信向鲁迅表白自己内心的贞洁。乔丽华自谦地说她的这种解释也是一种“推测”，但因为有周作人日记及绍兴民间习俗为依据，所以这种“推测”就比此前一些专家的推测更贴近于事实。仅此一例，也就能说明乔丽华涉猎之广博，考证之缜密。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鲁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形成了一门体系完备并产生了国际影响的学科。但目前也遇到了瓶颈；特别是在网络世界，有时甚至出现了邪不压正的畸形现象。所以，这部《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的再版，在鲁迅研究界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它标志着鲁迅研究后继有人，也证明了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定然会有悠长的生命力，不会像那种学术泡沫，也许会借某种光源炫耀于一时，但顷刻间就会破灭，化为乌有。
是为序。